在中小學教育方麵，解放區雖然處在異常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仍然有長足的發展，如陝甘寧邊區1936年隻有小學120所，學生4000多人。1940年，小學達到1341所，學生達到43625人。
解放區還注意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采用識字組、夜校、半日校、冬學等形式，在不影響群眾生產的原則下，對群眾進行識字、時事政治、生產技術、戰術訓練等各種教育。如陝甘寧邊區1941年有識字組1973個，參加人數12259人；夜校524所，參加人數7905人；半日校393所，參加人數5990人；冬學655所，參加人數20919人。
解放區的教育事業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不僅缺乏校舍、桌凳，甚至連紙筆都很缺乏。但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領導下，在群眾的支持下，廣大師生利用廟宇、祠堂，甚至廣場作教室，用木板、石塊當桌椅，樹枝當筆，沙土當紙，孜孜不倦地刻苦學習，充分發揚了勤儉辦學的革命精神，使解放區各類教育事業得到蓬勃發展。
文化藝術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文化藝術工作。抗戰初期，就在陝甘寧邊區創辦了《新中華報》(1941年5月16日改為《解放日報》)《解放》《八路軍軍政雜誌》《團結》《中國文化》《祖國呼聲》《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報刊雜誌，並翻譯出版了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以及中央文件，對指導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起了極大作用。1940年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開始對外廣播。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廣播電台的開端。
抗戰以來，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對促進解放區的文藝繁榮起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深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影響，產生了輕視工農，理論脫離實際的不良傾向。針對這些問題，1942年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並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確解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用。”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在把立足點移過來
，一定要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方麵來”。此後，延安和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兵和民族解放鬥爭的實際鬥爭中去，創造出許許多多為工農兵所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如戲劇方麵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白毛女》《王秀鸞》等。舊劇改革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小說方麵有《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呂梁英雄傳》。歌曲方麵有陝北農民歌手創作的《東方紅》，孫萬福的《高樓萬丈平地起》，韓起祥的《劉巧團圓》等等。同時，詩歌、繪畫、木刻等在民族化大眾化和反映抗日戰爭火熱鬥爭生活方麵都取得新成就。
為了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後抗戰，解放區軍民依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規定的在新形勢下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即以分散的遊擊戰爭對付敵人的大規模“掃蕩”；以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眾化，去發動群眾的遊擊戰爭；大量發展民兵作為鄉村的骨幹，造成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者連環，並發動廣大人民群眾與敵周旋，以更靈活的策略與敵人鬥爭，采取多種多樣的鬥爭形式，節省和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時機。特別是要加強對敵人的政治鬥爭，粉碎敵人的“總力戰”，創造了一整套對付敵人的辦法。如針對敵人的“掃蕩”，主力部隊以一部分兵力分散與民兵相結合，日夜與敵人扭打，用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到處巧妙地殺傷敵人。同時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搶不到糧食和物資，保護了人民的利益。大部分主力部隊則跳到敵後之敵後，造成敵人的混亂和緊張，然後靈活的集結主力，堅決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掃蕩”。針對敵人的“蠶食”，采取“把敵人擠出去”的辦法，在敵人點線正麵，組織聯防，主力部隊、地方遊擊隊和兵民密切配合，乘敵立足未穩，給予堅決反擊，斬斷敵人“蠶食”的嘴。如果敵人深入腹地紮下據點，就實行圍困，迫使敵人撤退，或集中兵力襲占，或圍點打援，使敵人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在敵人點線後麵，以武裝深入敵占區，發動群眾，推翻偽組織，使敵人腹背受敵，顧此失彼。針對敵人的“清鄉”，采取“敵進我進”的辦法，組織多支武裝工作隊，向敵後之敵後展開全麵攻勢。武裝工作隊一般以30～50人為一隊，隊員既是戰鬥員又是宣傳員，而且還是群眾工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它是一個黨政軍民相結合的一元化戰鬥單位。武工隊在敵占區分合自知，行蹤不定，與敵人進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鬥爭，逐步把敵占區變為遊擊區以至成為遊擊根據地。
在晉察冀邊區：1941年8月，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集中13萬兵力，分13路向北嶽區進行空前規模的大“掃蕩”，企圖在四個月內把我軍主力圍殲於長城兩側，並摧毀解放區。針對敵人的企圖，八路軍首先主動出擊，破壞其交通和封鎖線。待敵出動後，則適時地轉入敵後，誘敵深入，堅壁清野，以遊擊隊和民兵團擾敵人。與此同時，華北解放區各根據地軍民也積極出擊，克複了許多城市和據點，切斷了敵人的交通線，有力配合了晉察冀邊區反“掃蕩”鬥爭。敵人主力被迫於9月中旬開始撤退。八路軍則集中主力給予沉重打擊，收複了阜平等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大“掃蕩”。在這次反“掃蕩”中，八路軍與敵人作戰800多次，斃俘敵偽軍8000多人，破路400多公裏，擊毀火車3列，並湧現了氣壯山河的“狼牙山五壯士”。
1942年5月1日，岡村寧次又糾集5萬兵力，向冀中平原進行空前殘酷的“掃蕩”，在8000多個村莊6萬平方公裏的地麵上，密布了1500個據點，1萬公裏網狀公路，700輛巡邏汽車，使用所謂“縱橫合擊”、“對角清剿”、“張網捕魚”等毒辣手段。為了粉碎敵人的“掃蕩”，八路軍主力轉移到冀西山區，留下少量部隊堅持鬥爭，配合遊擊隊、民兵打擊敵人，並且創造了“三擊”(迎擊，側擊，尾擊)和“三速”(速戰，速決，速撤)的急襲戰術，積極打擊敵人。盡管敵人殘酷實行“三光”政策，施放毒氣，散布鼠疫等，但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下，冀中軍民創造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跡。他們把“掃蕩”前挖的土溝和地窖，發展成家家相通、村村相連的地道網，開展地道戰，形成一道道地下長城，並以此為依托，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經過兩個月的反“掃蕩”鬥爭，共殲敵8000多人，打退了敵人的進攻。
在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和1942年，敵人“掃蕩”達500多次，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9次。敵人實施“囚籠政策”，依靠鐵路、公路和據點，向根據地壓縮包圍，步步“蠶食”，企圖毀滅解放區。為了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根據地軍民結合，展開了大規模的破壞敵人交通線的交通破襲戰。1941年5月，八路軍發動1.5萬群眾，苦戰七晝夜，徹底平毀了敵人稱為“萬裏長城”的自大營至冀縣長牆。對鐵路、公路、封鎖壕的破壞，則連續不斷。1942年5月，八路軍又粉碎了敵6萬多人陸空配合對太行山的大“掃蕩”，斃敵5000餘人。在這次反“掃蕩”中，八路軍總部副總參謀長左權，6月2日率部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麻田附近與敵奮戰時，不幸壯烈殉國。
在山東解放區：1941年，敵人增加了3個獨立旅團兵力，配合12萬偽軍，對解放區進行頻繁“掃蕩”。八路軍用“轉山頭”，“鑽空隙”等辦法，巧妙擺脫敵人的合圍。地方武裝和民兵則大破公路，大擺地雷，廣泛開展麻雀戰，日夜襲擊騷擾敵人，粉碎了敵人的大“掃蕩”。
在晉綏區：1941年至1942年，敵人共“掃蕩”根據地33次，曆時390天，但仍以失敗而告終。
在華中解放區：1941年7月，日軍1萬人與偽軍1.5萬人，分六路合擊鹽城、阜寧，企圖消滅新四軍軍部和蘇北主力。新四軍指揮機關和蘇北主力及時跳出合擊圍，於外線襲擾敵背後，形成反包圍態勢。再加上蘇中新四軍的協同作戰，大舉向敵占各城填進攻，使占領鹽城、阜寧之敵倉惶南撤。我蘇北主力乃分九路猛追，收得阜寧、益林、東興、永興、建陽、高作等地。總計我軍前後作戰135次，斃傷敵偽5000人，偽軍反正1000人，繳獲步槍2000餘支，輕重機槍20餘挺，炮2門。到1943年，華中解放區已擁有人口2000萬和蘇北、蘇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浙東八塊根據地。
在華南解放區：1941年，在廣東一帶的遊擊隊，挺進廣九路兩側敵後，與中共東莞縣委領導下的一支遊擊隊會合，正式成立了東江遊擊隊。香港淪陷後，東江縱隊曾出生入死，救出數千名國際友人和知名人士，保護他們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內地。在海南島上堅持長期鬥爭的瓊崖縱隊，1941年發展到數千人，並建立了瓊崖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裏，解放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敵人展開了艱苦卓絕的英勇鬥爭，取得了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鬥爭的勝利。據統計，至抗戰的第五周年(1941年7月7日至1942年7月7日)，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1.46萬次，平均每天作戰40次，斃、傷、俘日偽軍13.2萬人。抗戰的第六周年(1942年7月7日至1943年7月7日)，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2.75次，平均每天作戰75次，斃、傷、俘日偽軍19.93萬餘人。華北解放區雖然受到一些損失，但卻站穩了腳跟，為抗日根據地的恢複和發展打下了基礎。華中解放區則在頻繁的戰鬥中，保持繼續發展的趨勢。
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僅在對敵鬥爭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新民主主義建設方麵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陝甘寧邊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設，成為模範的抗日根據地、新中國的雛形。
在政治方麵，陝甘寧邊區曾先後進行了三次普遍、直接的民主選舉，選出各級參議員，組成各級政府，直接參與各級政權的管理，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在經濟方麵，陝甘寧邊區一向地瘠民貧，交通落後。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始終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工作來抓，實行了一整套符合邊區實際的政策和措施。如在農業上實行減租減息、勞動互助、發放農貸、改進技術等政策；在工商業方麵，獎勵手工業生產、鼓勵外來投資、發展對外貿易、保護商人正當利益等等；號召黨政機關、部隊、學校開展生產運動，搞生產自給等。經過邊區軍民的辛勤勞動，艱苦創業，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績，奠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初步基礎。
在文化教育方麵，抗戰前，陝甘寧邊區所轄地區幾乎是文化教育的一塊荒地。學校稀少，人才匱乏，99%的人是文盲，封建宗法觀念占統治地位，醫療衛生條件差，人畜死亡率都很高。抗日戰爭時期，隨著邊區政治經濟建設的發展，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毛澤東指出：“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裏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頁。】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治，
是一切讚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其經濟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經濟，其文化是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因此，無論就政治、經濟、文化來看，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所以，解放區是新中國的雛形。
五、製止頑固派的反共叫囂和武力威脅
1943年，德國法西斯在歐洲戰場節節敗退，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場不斷失利。日寇對中國解放區戰場的“掃蕩”宣告失敗，其全麵崩潰已為期不遠。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為了維持和擴大法西斯獨裁統治，並在戰後獨占勝利果實，於1943年3月發表了由陶希聖起草的以蔣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
《中國之命運》把攻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指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首先，它販賣法西斯的民族血統論，說什麼“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宗族宗支”，以此否認其他少數民族，編造中華民族為單一民族，提倡大漢族主義。其次，它歪曲篡改中國社會曆史，把中國的封建農業說得盡善盡美，把家族、保甲、鄉社說成是最完備的社會組織，把“中國古有的人生哲學”說成是“比之世界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三，它篡改蔣叛變革命的曆史，歪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曆史，誣蔑“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中及國民革命中積極的進行分化工作”，“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幾至於破壞，國民革命的生命幾至滅絕”。第四，它極力攻擊共產主義思想，也反對自由主義(即民主主義)思想，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體係，歪曲為“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並說這些思想“不僅不切合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文化的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第五，它狂妄叫囂“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誣蔑為“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等等。宣稱“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後的命運，則在內政”，並揚言“二年決定命運”(即消滅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
《中國之命運》發表後，蔣介石運用行政手段，通令全國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一律通讀，使其流毒全社會。為了揭穿蔣的謊言，肅清其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周恩來尖銳指出《中國之命運》的運動本質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即“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頁。】王稼祥在文章中指出：“《中國之命運》是抄襲一些中國封建時代的古書，同時偷了一些外國最反動的法西斯思想”【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延安《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它是中國封建主義和外國法西斯主義的大雜燴。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寫了《質問國民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參政會》等社論，用大量事實批駁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說明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頑固派自己。
1943年5月15日，共產黨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新形勢作出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其目的是為了使各國共產黨更好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更好地處理各國革命中遇到的極複雜的問題，同時也為了揭露敵人誣蔑各國共產黨的行動不為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是聽從外來命令的謊言，促進各國共產黨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蔣介石卻認為這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個借口和機會。西安勞動營政訓處長、複興社特務頭目張滌非假冒“民眾團體”名義，於6月12日召開會議，發表通電，叫囂第三國際已經解散，“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把這一消息廣為散布，大造反共輿論。國民黨的報刊大叫中共“應放棄共產主義”，取消陝北“特區”，重新改編各地之“紅軍”，“解散一切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行動”等等。一時反共聲浪甚囂塵上。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進攻陝甘寧邊區的軍事。6月底，蔣介石下令把國民黨駐守黃河的兩個軍兵力西調，會同原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兩個集團軍，一起圍攻陝甘寧邊區，使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達50萬人。他們準備兵分九路襲擊延安，一時間內戰危機非常嚴重，中國的抗戰大業麵臨十分危險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