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1937～1945) 第二節堅持團結抗戰和反對分裂投降
一、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國民黨的倒退
武漢、廣州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給日軍後方以嚴重威脅。加之日軍戰線延長，兵力不足，資源匱乏，財政困頓等嚴重困難，這就迫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
鑒於戰略相持態勢的到來，日本政府的侵略方針有了新的變化，即由過去對國民黨政府實行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改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把重視國民黨正麵戰場、輕視共產黨敵後戰場，改變為集中兵力進攻共產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根據這一新方針，日本侵略者積極進行政治誘降活動。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第二次近衛聲明)，希望中日合作，中日共同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聲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76-277頁。】這就修改了第一次近衛聲明中“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隨之，日本政府製定了相應的對華政策，提出仍以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為原則處理中國事變。12月22日，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重申對華三原則外，日本要求：第一“中國方麵首先必須消除以往的偏狹觀念，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和對滿洲國的成見。”第二，“簽訂日華共同防共協定”，“在特定地點駐紮日軍進行防共，並以內蒙地方為特殊防共地區。”第三，日華經濟合作，“中國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有居住、營業的自由”，“特別在華北和內蒙地區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積極地向日本提供便利”。上述聲明中，日本政府雖然改變了不承認國民黨政府的方針，但仍把蔣介石下野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至1939年2、3月間，日本對蔣的態度明顯改變，公開聲言“尊崇蔣介石上將的地位而給予崇高的位置”，“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作中止敵對行為之談判。”
日本帝國主義從否認國民政府到承認國民政府，從倒蔣到拉蔣，從以軍事打擊為主到以政治誘降為主的和談策略，其目的都在於離間中國的抗戰陣營，從而摧垮中國。
江河奔流，大浪淘沙。在日寇的政治誘降下，汪精衛叛國投敵。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字季新，廣東番禺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任《民報》主編。1910年因謀炸清攝政王被捕，判死刑，後減刑監禁，武昌起義後獲釋。孫中山的遺囑由他起草，孫逝世後，他出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接著在政壇幾經沉浮，七七事變後任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
抗戰開始後，汪便與周佛海等組織“低調俱樂部”，宣傳“抵抗就是犧牲”，“抗戰必敗”，“抗戰必亡”的失敗主義言論。武漢等地淪陷後，汪精衛對抗戰前途更加悲觀絕望。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對於覓取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1938年10月，他在對英國記者談話中公開宣稱：“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
汪的投降活動是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秘密進行的。1938年初，周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等人到香港、上海等地，與日本代表秘密聯係並多次舉行會談。此後，高將日方希望汪出麵收拾時局的意圖迅速轉告汪。10月，汪下了決心，指定高宗武、梅思平為他的私人代表與日方影佐楨昭、今井武夫進行密談。20日，雙方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其主要內容有：①日華兩國締結防共協定；②中國承認偽滿洲國；③中國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本土有居住、營業的自由；④中日經濟合作，承認日本享有開發中國資源的優先權等等。協議商定：上述協定公開發表後，汪即聲明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斷絕關係，成立“新政權”，同時組建5到10個師的軍隊。談判還商定了汪等人的叛逃計劃。這份協議書由高宗武帶往重慶，汪聽取彙報後，同意執行。
12月18日，汪秘密離開重慶，飛往昆明；次日叛逃越南河內。按原訂預謀，22日，近衛第三次聲明發表。29日汪發出豔電，響應近衛聲明，呼籲蔣介石政府接受日方條件。至此，汪精衛集團的叛國逆行昭彰於天下。汪逆公開叛國，全國共憤。蔣介石曾派人赴河內勸說汪回頭是岸，不成，便加以暗殺，未遂。已成驚弓之鳥的汪逆亡命上海。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召集國民黨“六大”，仍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為招牌。可是，假的就是假的，無論如何，汪也掩飾不了自己的漢奸麵目。12月30日，汪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把中國從天上到地下，從陸地到海洋的全部主權出賣給日本。在主子的導演下，經過同王克敏華北偽“臨時政府”、梁鴻誌華中偽“維新政府”及偽“蒙古自治政府”大小漢奸艱難分贓後，1940年3月30日，以汪為首的一小撮民族敗類終於粉墨登場，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盡管奴才“嘔心瀝血”擴大影響，可附逆者寥寥。國民黨的政權並沒有瓦解，抗戰營壘依然堅固，日本當局對汪不免失望。直到同年11月30日，汪逆在《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的賣身契上畫押，日本才對他的政府予以承認。1944年，汪逆病死。他生前逃脫了人民的審判，但卻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隨著抗戰格局的新變化，國民黨調整了它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是其政策變化的重要標誌。
這次全會的中心議題是決定抗戰和反共方針。
關於抗戰問題，蔣介石表示要堅持抗戰。同時，又流露出對抗戰的消極失敗情緒。仍將希望寄托於西方大國對日本的製止上，認為抗戰下去，日本的大陸政策必更厲害，前途黯淡。他的所謂“抗戰到底”，就是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隻要能保守華中華南就可以罷戰言和。這無疑是說，華北隻要能維持形式上的主權，東北就可以送給日本人了。
關於國共關係問題，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方針。蔣介石在演講中公開聲稱，華北各地共產黨的競起，使國民黨處於“艱險”的環境中，這是他“夙夜不能忘記的衷心憂慮”。會議決定設立秘密的防共委員會，除製造反共輿論外，還強調發展國民黨組織，擴充勢力，以遏止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迅速發展。蔣介石在全會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演講。蔣介石主張喚醒的“黨魂”就是蔣記三民主義，要發揚的“黨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達德”。他希望以此來鞏固國民黨的基礎，並通過整頓黨務來“強化”國民黨。他警告說，國民黨內存在的“許多重大的缺陷”與華北共產黨的競起一樣危險，長此下去就不免“趨於消滅”。因此，必須一方麵遏製共產黨，另一方麵要強化國民黨。全會還決定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由蔣介石任委員長，統一黨政軍指揮。這就進一步加強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集權化傾向。
五屆五中全會以後，國民黨陸續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等一係列秘密的防共限共文件。在這些文件指導下，國民黨大造反共輿論，在各地製造的摩擦事件層出疊現，愈演愈烈。他們叫嚷當前的主要任務是作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與宣傳等全方位的積極準備，以便在最理想的時機，“一舉而擊潰共黨武力”。但是，由於敵後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與日寇滅亡中國的政策並無實質性變化，國民黨在此階段，雖然積極推行反共政策，卻不敢徹底破壞國共合作的基本格局；雖然企圖對日妥協，卻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立即公然實行。這種既要反共又不敢破裂統一戰線、既想對日妥協又不能公開放棄抗日的兩麵性，成為五中全會後蔣介石集團的基本政策特點。
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以華製華”，政治誘降、軍事壓服並舉方針的同時，對軍事占領區也進行了野蠻的經濟掠奪，以實現其“以戰養戰”的目的。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在東北，日本建立了滿洲重工業開發股份公司，壟斷鋼鐵、輕金屬、汽車、飛機、煤炭等經營，瘋狂掠奪東北的資源。其中“中日合作”方式的合資企業，帶有“以華製華”，引誘中國資本家同日本合作的政治目的。在農業和農村方麵，日本政府還通過強占土地、由地方的政權征收捐稅、強製低價收購農產品、直接掠奪糧食耕畜和各種財物的手段竭力攫取中國人民的財富。日本的經濟掠奪緩解了它的戰時經濟困難，造成了我國淪陷區資源的嚴重外流、經濟凋敝，使淪陷區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的災難中。
二、正麵戰場的繼續抗戰
武漢撤退後，蔣介石發表《為放棄武漢告全國同胞書》。他說：“我國抗戰之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淺狹之交通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蓋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他號召全國同胞繼續貫徹持久抗戰、全麵戰爭、爭取主動之一貫方針，更加勇猛奮進，造成最後之勝利。為了檢討戰略防禦階段的作戰情況，確定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後的戰略方針和軍事部署，1938年11月25日到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衡山召開了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國民黨第三、第九戰區師長以上的高級將領百餘人。蔣介石主持開幕式並作了多次講話。他說，這次抗戰可劃分為兩個時期，以七七事變至武漢失守為抗戰第一期，武漢失守後進入抗戰第二期。第二期抗戰要“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遊擊戰重於正規戰”在軍事部署上，準備以1/3的兵力用於正麵戰場的防禦，以1/3的兵力進入敵後進行遊擊戰爭，以1/3的兵力調後方整訓補充。他還提出今後要以“建軍為中心”，分三期輪訓國民黨軍隊。會議根據已變動的戰場態勢，重新調整戰區：第一戰區轄河南及安徽之一部，司令長官衛立煌；第二戰區轄山西及陝西之一部，司令長官閻錫山；第三戰區轄蘇南皖南及閩浙兩省，司令長官顧祝同；第四戰區轄兩廣，司令長官張發奎；第五戰區轄皖西鄂北及豫南，司令長官李宗仁；第八戰區轄甘寧青及綏遠一部，司令長官朱紹良；第九戰區轄江西鄂南(長江以南)及湖南，司令長官陳誠(薛嶽代)；第十戰區轄陝西，司令長官蔣鼎文。另設兩個遊擊戰區：魯蘇戰區轄蘇北及山東之一部，總司令於學忠；冀察戰區轄冀察方麵，總司令鹿鍾麟。
會議決定設立戰地黨政委員會，直屬軍事委員會；設立桂林及天水行營，撤銷廣州、西安、重慶行營。
南嶽軍事會議後，根據蔣的意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製定了《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即：“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擊，以牽製消耗敵人，策應敵後的遊擊部隊，加強敵後方的控製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線，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麵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製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從這個有限攻擊的作戰方針不難看出，此時國民黨的抗戰態度已漸趨消極，而將其主要任務規定為整訓軍隊以保存和擴充實力。
為了迅速解決中國問題，配合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日軍在正麵戰場上對華南和華中地區實行有限的局部進攻，以施加軍事壓力。為此，國民黨軍隊先後在華中華南對日軍進行了一係列戰役。
在華中，中日雙方先後進行了南昌、隨棗、棗宜和長沙會戰。
南昌是日軍在武漢會戰中企圖占領的重要軍事目標之一。1939年3月初，日軍四個師團在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下，向南昌進攻，意圖控製長江中下遊交通。擔任南昌一線防禦的是國民黨第九、第三戰區。3月27日南昌陷落。4月21日開始，國民黨軍隊向南昌反攻，激烈的爭奪戰持續了一周。5月5日，中國軍隊奮勇衝殺，一度攻克飛機廠和南昌車站。9日，南昌屢攻不下，中國軍隊奉命停止攻擊。
4月下旬，日本大本營開始將戰爭由長江中遊移至漢水流域。為了鞏固武漢及對外圍地區的占領，威逼四川，1939年5月和1940年3月，日軍先後發動了隨宜會戰和棗宜會戰。
隨縣、棗陽、宜昌、襄樊等據點是川陝的重要軍事屏障，由李宗仁第五戰區和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駐守。守衛襄陽——花園、京山——鍾祥公路和中國第八十四、十三軍，士氣高昂，激戰10餘天，陣地始終未被突破。5月7日，日軍攻占隨縣，繼之攻陷棗陽。14日，湯恩伯部與孫連仲部收複新野、唐河。15日，中國軍隊發起總攻，先後收複棗陽、隨縣，恢複了原陣地。隨棗會戰達到了消耗、牽製敵人的目的。
隨棗會戰以後，中國軍隊於1939年在各戰區發動“冬季攻勢”，武漢日軍受到來自豫南鄂北的重大威肋。為確保對武漢的占領，1940年5月日軍發動棗宜會戰，進攻駐守棗陽、襄陽、宜昌地區的中國軍隊。1日，日軍兵分三路，從鍾祥、信陽、隨縣三麵進攻，進逼棗陽。中國軍隊以一七三師抵抗誘敵，主力主動轉撤外線。一七三師浴血據守，師長以下大部戰死新野，日軍衝入棗陽。10日，日軍會師唐白河，圍殲中國守軍計劃落空。此時它已成甕中之鱉，被外線中國軍隊反包圍於襄東平原。經過一周激戰，日軍慘敗。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率部於襄河東岸截擊南逃之敵，英勇殺敵，壯烈殉國。張自忠是八年抗戰中為國犧牲的軍銜最高的愛國將領。當時，中國軍隊一度克複棗陽。17日，日軍重占棗陽。31日，日軍強渡漢水。6月1日攻陷襄陽，爾後南攻宜昌，日軍又再次攻占宜昌並據城死守。中國軍隊反攻無效，遂調整部署，在江陵、宜昌、隨縣、信陽以北一線與敵對峙。在棗宜會戰中，日軍除占領宜昌外，始終未達到預定作戰目的，中日雙方仍繼續維持原來態勢。中國軍隊為了堅守這一地區，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1939年到1941年間，日軍曾三次進攻長沙，企圖消滅第九戰區的主力，迫使中國問題早日解決。中國軍隊則利用有利地形，節節抵抗，先予敵人以消耗，而後進入決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發生在1939年9月。湘北是日軍的主攻方向。這次會戰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在新牆河兩岸與汩羅江之間進行。中國守軍堅守5天後，主力部隊迅速撤退。23日淩晨，會戰進入第二階段，新牆河防線為日軍突破。24日，日軍主力推進到汩羅江一線，並於26日強渡汩羅江。至此，會戰進入第三階段。中國軍隊僅以第四軍防守長沙，主力分布於平江等地。29日，日軍抵達長沙外圍，因糧彈告罄遂後撤。10月初至10月中旬，中國軍隊恢複了原新牆河陣地。
1941年9月，日軍為消滅第九戰區主力，發動第二次長沙會戰。7日，雙方首先在大雲山展開激戰。18日，日軍主力開始強渡新牆河，守軍堅守工事，頑強抵抗，予敵以大量殺傷。日軍攻勢猛烈，最終突破守軍陣地。20日，日軍突破汩羅江防線，向長沙推進。26日，雙方激戰於撈刀河一線。28日，日軍攻入長沙。10月1日，日軍在完成“擊潰”第九戰區主力的作戰目的後北撤。第九戰區全線追擊。8月，日軍渡過新牆河，雙方重新恢複了原來陣地，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兩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都進行了頑強抵抗，給日軍一定程度的打擊。
上高戰役於1941年春進行。上高位於南昌西南。為消滅南昌方麵國民黨第九戰區的兵力，3月15日，日軍開始向上高分進合擊。20日，南、北、中三路日軍均被中國守軍挫敗。22日到25日，中日雙方血戰於石洪橋、白茅山一帶。中國軍隊兩次包圍日軍，予日軍以殲滅性痛擊，取得了較大戰果。4月，中國軍隊停止攻擊。上高戰役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