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1937～1945) 第一節全民族奮起抗戰
一、全國抗戰的爆發與國共再度合作
1936年，廣田弘毅組成日本新內閣，這是一個在法西斯軍人控製下的戰爭內閣。8月7日，廣田主持召開“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明確提出日本的根本國策，“在於外交和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麵向南方海洋發展。”對中國政策的基本方針，“在於希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日滿國防的鞏固，清除北方蘇聯的威脅，同時防範英、美，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緊密合作，以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1969年版。】以此國策為根據，日本大力擴充軍備。1936年，日本常備軍為38萬人，到1937年1月，增加到45萬人，此外還有預備和後備戰鬥兵員160多萬人，飛機2700架，海軍艦艇190餘萬噸。1936年11月25日，日德簽訂了《關於反共產國際協定》(簡稱《防共協定》，它是一個具有反蘇軍事條約性質的秘密協定)，結成了東京——柏林軸心。日本法西斯依仗西方同夥的支持，在東方大肆推行擴張政策。新的戰爭危險在亞洲急驟增長。
1937年6月，近衛文上台，他掌權後，立即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
1937年7月7日晚，駐豐台日軍的一個中隊在蘆溝橋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深夜11點左右，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被中國駐軍拒絕。當雙方正在交涉間，日軍從豐台增調援軍，突然向宛平城射擊，接著又炮轟蘆溝橋。駐守在蘆溝橋附近的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全體官兵忍無可忍，奮起還擊。蘆溝橋的槍聲，標誌著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中國由局部抗戰轉向全國抗戰的序幕。
蘆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開放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立即動員全國海陸軍，準備應戰。7月9日，毛澤東等致電蔣介石，請纓開赴華北抗日。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平津地區的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及各界愛國人士，以各種實際行動積極援助二十九軍抗戰。
在日軍步步進逼和全國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抗議，要求立即製止日軍的軍事行動。蔣介石密令部分軍隊開赴保定、石家莊一帶作為二十九軍後援，並電令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要他以“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就地抵抗”。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表示準備抗戰，並提出解決蘆溝橋事變的四個條件：(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他說：“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蔣介石還沒有完全放棄和平解決的幻想，他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編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第1063～1064頁。】蔣介石的這個談話，雖然仍有妥協退讓之意，但它“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國同胞的歡迎”。
7月26日，日軍攻占廊坊；28日又猛攻北京城外的南苑、北苑、西苑。中國守軍陣地幾乎全被日軍炮火摧毀，官兵傷亡慘重。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英勇陣亡。當日晚，中國守軍被迫後撤。到30日，平津相繼淪陷。8月2日，蔣介石發表談話。他說，“平津失陷為戰爭開始，為奇恥大辱，絕無與敵談和餘地。”8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書中說，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完全是為了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隻有抗戰到底，必須“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你死我活。”【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5冊，第31～34頁。】
占領平津以後，日軍一麵在華北繼續擴大侵略戰爭，一麵又發動了對上海的大規模軍事進攻，其目的是迅速占領上海，進逼中國的首都南京，直接打擊中國的經濟、政治中心，壓迫國民黨政府投降，以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舉兵，中國軍民奮起還擊，淞滬抗戰開始。15日，日軍組建上海派遣軍，以鬆井石根為司令官。23日，日軍在吳淞和川沙登陸，向羅店、寶山等地進攻。寶山城守軍姚子青營500餘人
，奮戰兩晝夜，全部捐軀戰場。同時，中國軍隊撤至蘇州河南岸，八十八師所屬的副團長謝晉元等率800人扼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孤軍苦戰四晝夜，才奉命撤離。為了配合上海戰役，日本還對南京、杭州、廣州和武漢等地實行空襲。在日本海軍陸戰隊於吳淞一帶登陸時，中國空軍兩次共出動39架飛機，打死打傷日軍千餘，又炸沉日艦多艘。25日，日本海軍宣布封鎖中國海麵。為迅速解決處於膠著狀態的淞滬戰事，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陸。9日，日軍攻陷鬆江。中國軍隊淞滬陣地的側後受到重大威脅，遂於當天開始全線撤退。12日，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淪陷。
淞滬之戰，日本投入兵力約20多萬，中國參戰軍隊約70萬。中國官兵奮勇戰鬥近3個月，斃傷日軍5萬多人，給日軍以很大打擊，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三個月亡華”的美夢。在會戰中，中國軍隊表現出頑強戰鬥、不怕犧牲的精神，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心和能力。這次會戰也為京滬等地和沿江沿海重要工廠、學校等部門的內遷，爭取了必要時間。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使中國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迅速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已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為此作了極大的努力。
從1937年2月到9月，共產黨和國民黨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進行了六次正式談判，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在關鍵性問題上仍存在原則分歧。蘆溝橋事變的爆發，加速了國共談判的進程。7月15日，周恩來向蔣介石麵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項基本綱領和四項保證。8月上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應邀出席南京最高國防會議，再次舉行談判。由於不久爆發了八一三事變，蔣急於要紅軍出師作戰以牽製日軍，被迫同意了中共關於紅軍改編的意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副指揮改稱總、副司令)，葉劍英、左權分任正副參謀長，任弼時、鄧小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轄三個師：一一五師，正副師長林彪、聶榮臻；一二師，正副師長賀龍、肖克；一二九師，正副師長劉伯承、徐向前。全軍編製4.5萬人。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迅速開赴華北抗日前線。9月中下旬，國共兩黨舉行第六次談判，繼續商討宣言發表等問題。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信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為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0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麵方八省十三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單。中共中央軍委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兼政委，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全軍約萬餘人。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並為此作出不懈努力的結果。它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毛澤東指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和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頁。】
二、國共兩黨的抗戰路線
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1937年9月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以下顯著特點：第一，參加的階級階層非常廣泛，其中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中小地主與開明紳士、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凡讚成抗日的人都參加進來了。因此，統一戰線內部也具有複雜的階級矛盾。第二，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和統一的綱領。互相承認，遇事協商，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第三，國共兩黨都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政權。正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就形成了兩條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抗戰路線。
中國共產黨的全麵抗戰路線，主張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軍隊總動員的全麵的全民族抗戰。中國國民黨力圖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拒絕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實行不要人民參加的單純政府與軍隊抗戰的片麵抗戰路線。這兩條抗戰路線原則分歧是要不要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全民族的抗戰。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分歧，兩黨都同意一致抗日，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抗戰路線執行著共同的抗戰使命。一致抗日，爭取民族解放，爭取中國的獨立強盛這個共同點，是國共兩黨合作的共同基礎。
為了貫徹全麵抗戰路線，製定戰勝日寇的綱領、方針和具體政策，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關係問題的報告。關於軍事問題，他指出，八路軍的主要作戰地區是晉察冀三省，主要作戰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關於國共關係問題，要堅持、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和警覺性。會議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日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而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於實行共產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麵抗戰路線。
會議還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製定的《抗日救國十大鋼領》，並提出了為貫徹這個綱領的一係列具體方針和政策：第一，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戰區和敵後，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第二，以減租減息作為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第四，紅軍實行戰略轉變，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遊擊軍和遊擊戰。
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昌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這個綱領提出了“抗戰建國”的口號，規定了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麵的政策，同原先對外退讓政策相比，有很大的進步，但從本質上看，仍有兩麵性。一方麵，他們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他們要抗日；另一方麵，他們又缺乏抗戰的徹底性，害怕人民群眾起來抗戰，隻準由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單純包辦抗戰。具體表現在軍事上，不發動、不依靠人民群眾參加抗戰，並采取消極的單純防禦的戰略方針。在政治上，拒絕組織有人民代表參加的民主的國防政府，用種種規定限製抗日群眾運動。在國共關係上，一方麵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麵又處心積慮地抹煞這種合法性，限製共產黨和人民力量的發展。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除了國共的兩種抗戰主張外，中間派別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中間派別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在抗戰主張方麵，他們要求堅決抗戰，反對妥協投降；要求實行全民抗戰，希望國民黨政府積極動員全國群眾，共赴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他們認為“民眾是抗戰的主體，民眾是一切抗戰力量的根本源泉”；“政府以民眾為基礎”，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根本條件。為了動員民眾，他們認為必須實行民主政治，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允許民眾有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武裝保護國家的自由。政府應召集臨時的民意機關。在籌集經費方麵，應實行“有錢出錢”這個公認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