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日軍攻占山東滕縣後，分兩路進犯台兒莊，第五戰區所屬第三十一師池峰城部在此據守。23日，日軍約4萬人發動進攻，守軍頑強抵抗10餘天，將敵主力吸引至附近。第五戰區調動兵力包圍日軍。到4月6日將圍攻台兒莊的日軍擊潰，殲敵約萬餘人，繳獲了一批武器。台兒莊戰役的勝利，打擊了日軍的侵略野心，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誌，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影響。4月19日，日早占領徐州後，沿隴海路西進，6月5日占領開封。中國守軍第一戰區指揮中心鄭州，處於日軍直接攻擊之下。為了阻敵西進，蔣介石下令於6月9日炸開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一時滾滾河水奔騰而下，豫皖蘇三省3000萬平方公裏的田園盡成澤園，89萬人淹死，1200萬人流離失所。
6月15日，日本天皇召集禦前會議，決定攻占武漢，控製中原腹地，以威逼中國政府迅速投降。為保衛武漢，國民黨當局決定以第五、第九兩戰區所屬約百萬人的兵力，利用山川湖澤等天然屏障，組織4個作戰兵團，構築工事防禦。
江南日軍於7月中旬分路發動攻擊，攻占九江、瑞昌、富池口，進逼武昌。江北日軍沿江西進，到9月連陷廣濟、武穴和田家鎮要塞，攻占黃陂。大別山日軍於8月和9月攻占六安、霍山、商城、潢川、羅山，10月20日又陷信陽。25日，中國守軍放棄武漢。武漢會戰曆時4個月，雙方激戰數百次，其戰鬥規模之大，動用兵力之多，作戰地域之廣，在中日戰爭史上都是空前的。此役共斃傷敵軍10萬左右，中國軍隊陣亡14萬餘，它是八年抗戰中最大的一次戰役。
與進攻武漢的同時，華南日軍於10月12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21日占領廣州。接著，又攻占虎門要塞、從化、三水、佛山等地。
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廣州失守的15個月裏，日軍在北方侵占了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山東、河南等省的廣大地區。在華中，日軍侵占了京滬杭地區和武漢地區。在華南，日軍侵占了廣州等地。由於戰線過長，兵力有限，在攻占武漢、廣州以後，日軍已無力做大規模的戰略攻勢，隻能進行戰役進攻了。全麵抗戰的戰略防禦階段，以武漢、廣州失陷而告結束。
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消耗敵人的兵力和資財，粉碎其“速戰速決”的夢想，這對於激勵中國人民的抗戰鬥誌，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戰略上，這些抵抗也支援和掩護了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敵後根據地。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戰略防禦階段，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麵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順利地開展敵人後方的遊擊戰爭”。【見《八路軍軍政雜誌》創刊號《發刊詞》，1939年。】
六、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和敵後戰場的開辟
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1937年9月20日，陝甘寧特區政府正式改稱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伯渠、張國燾分別擔任主席和副主席，直屬國民政府行政院。10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第333次會議通過決議，承認陝甘寧邊區。其總麵積為13萬平方公裏，人口約150萬，管轄18個縣(1940年起為23個縣)。
邊區政府成立後，隨著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轉變，陝甘寧邊區開始了初期的建設。民主建政方麵，開始了由蘇維埃政製向抗日民主政製轉變。在恢複和發展生產方麵，邊區實行了力爭外援、休養民力、發展經濟的新政策，農牧、工商、交通運輸各業都得到迅速恢複發展。在教育事業方麵，群眾教育和幹部教育等都初具規模。同時，邊區也加強了軍隊建設，粉碎了日軍進犯邊區的野心。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一直在陝甘寧邊區。陝甘寧邊區成了全國抗日的中心、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延安成為全國人民向往的革命聖地。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成立並通過《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展開了更積極的工作。陝甘寧邊區成立了總工會、農民會、婦女聯合會、青年救國會等群眾組織，有效地組織動員了廣大人民，邊區的抗日民主運動生氣勃勃。共產黨在這裏還創辦了馬列學院、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衛生學校等教育機構，為抗戰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駐邊區留守兵團和地方武裝守衛邊區，使邊區日臻鞏固。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麵的建設欣欣向榮，使它成為抗日根據地的模範和全國的榜樣。
八路軍在華北抗日前線，配合正麵戰場，積極展開了廣泛的敵後遊擊戰爭，開辟了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平型關戰役後，聶榮臻率一一五師一部2000人留守五台山開展遊擊戰爭，開辟了晉察冀根據地。這是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
1937年太原失守，八路軍一二師在晉西北開展遊擊戰爭，發動群眾抗日，開辟了晉綏抗日根據地。
1937年11月，一二九師在正太路痛擊日寇後，挺進晉東南，以太行山為中心開辟了晉冀豫根據地。
1937年10月後，中共山東地方組織不斷在各地發動武裝起義，開展抗日遊擊戰爭。1938年，起義部隊統一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為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隨後開辟了蘇南、皖南、津浦路東西等華中根據地。
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其他人民抗日力量在敵後迅速發展壯大，日漸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基本力量，成為取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保證。
在敵後根據地開辟期間，為了樹立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毛澤東在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一文，係統論述了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決死戰爭。戰爭雙方存在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即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這就決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和中國必勝的必然性。
毛澤東還科學預見了持久戰的三個階段：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深刻地闡述了人民戰爭思想和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論持久戰》一文，從思想上武裝了全國人民，為弱國戰勝強敵指明了正確的道路。
七、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和國際援華活動
全麵抗戰爆發後，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波瀾壯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南京失守後，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武漢地區的抗戰情緒極為熱烈。在國共合作的有力推動下，武漢成立了中國工人抗敵總會、中國青年救亡協會、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組織。
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該廳主管抗戰宣傳工作，郭沫若任廳長。在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和中共長江局領導下，第三廳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集中了許多文化界代表人物，出色地進行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有力推動了抗日救
亡運動的高漲。在抗戰一周年紀念之際，第三廳開展了大規模紀念活動。其中進行的“七七”紀念婦女獻金募捐活動，大大提高了婦女界的救亡熱情。
抗戰爆發後，蒙、回、壯、黎、苗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內蒙、廣西和海南島等地先後被日軍攻占。各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一致，並肩投入了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1938年4月，八路軍警備旅騎兵第一團開赴伊克昭盟，使該地的抗日遊擊戰爭迅速發展起來。同年秋，八路軍一二師李井泉率領大青山抗日遊擊區。河北等地先後成立了數十支回民抗日武裝，其中的冀中回民支隊是最為著名的一支。1939年秋，河北回民抗日力量改編為回民支隊，馬本齋任司令員。這支回民支隊經曆大小戰鬥870多次，消滅日偽軍3.6萬人。
海外華僑和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抗戰開始後，海外1000多萬僑胞無時不在關注著故土的安危。1937年，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首先在南洋地區組織了第一個華僑救國救鄉團體。此後東南亞、歐美等地的這類團體迅速發展。到1940年年底，救國僑民組織已達2794個。他們廣泛開展籌賑工作，從1937年到1941年初，華僑捐款總數達國幣26億元。至1939年年底，菲律賓華僑捐飛機達50架之多。所謂“富商巨賈，既不吝金錢，小販勞工，亦盡傾血汗”【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1979年香港版。】，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許多華僑不僅捐贈錢物器材，而且還不遠千裏歸國親身參戰。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民族革命戰爭，它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廣泛同情和積極支援。
當時的蘇聯政府從道義上和物質上給予了中國抗戰以很大援助。1937年8月，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給予中國4.5億美元貸款，並派出軍事顧問團和1000架飛機、2000餘人的航空誌願隊到中國幫助參戰。其中100多位蘇聯飛行員，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和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為中國抗戰獻出寶貴的生命。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著名的胸外科專家白求恩大夫，率領一個由加拿大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於1938年先後到延安和晉察冀邊區，全心全意為抗日軍民服務。他在第二年一次醫治戰地傷員的手術中不幸中毒，逝世於河北完縣。印度的柯棣華大夫1938年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中國後，在延安和華北解放區工作達5年之久。此外，由艾黎(新西蘭)、斯諾等人於1938年8月在漢口成立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對於爭取海外援助和支援抗戰起了很大作用。工合安置了30多萬工人，向前線臨時工廠輸送了4萬多名技工，從1937年到1941年給予陝甘寧邊區的捐款總計達889.93萬元法幣。
一批又一批不滿法西斯暴行的各國正義的朋友們，衝破重重封鎖，訪問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們通過實地考察、采訪後寫的大量通迅和著作，真實地報道了各個根據地的嶄新麵貌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日的事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1937年10月，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從延安經西安轉赴五台山，深入八路軍山西戰場采訪，後又赴華中華東，寫了許多著名的通迅，並於1938年在美國出版了《中國在反擊》一書。美國第一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曾先後到山西前線和延安考察，寫成《中國的雙星》一書，生動地記述了八路軍的艱苦抗戰生活。1937年10月，英國記者貝特蘭到達延安，訪問了毛澤東。在答貝特蘭問中，毛澤東回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抗日戰爭的進程，總結了抗戰的的教訓，介紹了抗戰中的八路軍，批判了抗日戰爭中的投降主義，分析闡述了民主製度與抗戰的關係。毛澤東指出，隻有迅速召集有權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由它決定救國方針，通過憲法大綱並選舉政府，才能使政治麵貌煥然一新，挽救時局危機。毛的談話一經貝特蘭發表，在當時對抗戰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些文化新聞界人士的工作，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事業是非常有益的。1939年，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和記者的雙重身份再次訪問延安，同毛澤東談了羅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國民主黨與社會黨的分歧、中國工業合作化、歐洲戰爭、國共關係，蘇聯的歐洲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
此外，英國青年記者喬治·何克也到延安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參觀訪問，並積極參與了設在寶雞的工合西北辦事處的工作。抗戰伊始，美國空軍軍官陳納德等人就來華工作，他所率領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對中國抗戰建功不少。
國際友人和友好國家的援華活動，充分說明了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一個重要組織部分，它已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