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國共對壘與局部抗戰(1927～1937) 第五節30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論爭
一、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
1927年，隨著國民革命的夭折，共產國際內部關於中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斯大林認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社會性質依然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指出：封建壓迫是“中國國內的壓迫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54～155頁。】但是，托洛茨基表示反對。他認為中國的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關係已“占直接統治的地位”，封建關係變成“殘餘之殘餘”。所以，中國革命的任務，對外主要是爭取關稅自主，對內是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托洛茨基的盟友拉狄克則把商業資本當作資本主義，認為“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隻有商業資本家”。春秋戰國以後，中國就一直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爭論，直接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內和中國思想界。
中共六大前後的中央負責人，以及毛澤東的著作中，都基本肯定斯大林的觀點，但以陳獨秀為首的取消派卻堅持托洛茨基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思想理論界展開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論戰初期，雙方各以《新思潮》和《動力》雜誌為陣地而形成兩派。前者以王學文、潘東周為代表；後者以托派分子任曙、嚴靈峰為代表。後來論戰又擴展到中國思想界的其它方麵。
1930年3月，李立三在共產黨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上發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文，批判了托派理論。同時，朱鏡我主編的《新思潮》上連續刊登潘東周《中國的經濟性質》、王學文《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將來》等文章，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闡明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問題。對此，任曙和嚴靈峰不斷在托派《動力》雜誌上發表文章，進行反駁。1931年，任曙將其文章輯成《中國經濟研究》一書出版，嚴靈峰也先後出版《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和《追擊與反攻》兩本書，宣揚托派觀點。此後，劉夢雲(即張聞天)發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劉蘇華發表《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峰》等文章，對動力派觀點進行了回擊。
動力派在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關係上，鼓吹絕對破壞論。嚴靈峰認為，“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製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的發展，要絕對的破壞封建勢力和關係，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進化的過程”【嚴靈峰：《再論中國經濟問題》、《動力》第一卷第2期。】。新思潮派則堅決反對絕對破壞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個獨立國家內和侵入到另一個喪失主權國家內的不同作用。潘東周說，帝國主義的入侵，一方麵固然打破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但更為嚴重的是，“帝國主義與封建關係勾結著，用一切力量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不可能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潘東周：《中國經濟的性質》、《新思潮》1930年5月。】
動力派拋開對生產關係和剝削關係的研究，宣揚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任曙、嚴靈峰均認為，自然經濟就是封建經濟，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自帝國主義侵華以來，自然經濟已經崩潰，商品經濟已經“深入並支配了全國窮鄉僻壤”，所以“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占領導的地位”。新思潮派反對商品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劉夢雲指出，“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離開剝削關係與階級關係，就沒有法子了解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劉夢雲肯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且大大的擴張了商品經濟的領域”，但又明確指出：“帝國主義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為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劉夢雲：《中國經濟之性質閭
題的研究》、《讀書雜誌》第一卷第4、5合刊。】
動力派鼓吹對中外資本應一視同仁。任曙、嚴靈峰都否認中外資本之間的矛盾，宣揚兩種經濟都是“中國地域內的”“統一的中國經濟”，即使帝國主義排擠民族資本而擴張其在華的經濟勢力，也同樣標誌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新思潮派表示反對。潘東周說，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有著極大的勢力，由於它和中國的封建勢力相勾結，從而使“中國人民族資本不但不能發展，全國國民經濟，也日趨於總崩潰中”。但新思潮派沒有指出中外資本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這是他們的不足處。
動力派曲解農村中的階級關係，否認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嚴靈峰說，中國舊式地主已經破產，“占有中國廣大土地的，……是資本主義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資本家”。任曙也說，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土地的問題，主要的已不是封建關係而是資本主義關係了”。新思潮派堅持認為中國的農業經濟，仍然是封建關係，農村中的階級對立，仍然是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劉夢雲詳細分析了地主經營土地和剝削農民的租佃方式後指出：“那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封建式的剝削”。在中國廣大農村占統治地位的，正是這種封建的剝削。
動力派的最終目的，是要得出“中國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對此，新思潮派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的反動實質。劉蘇華指出，把目前的中國說成資本主義社會，是托派企圖取消中國民主革命的托詞，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取消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
新思潮派和劉夢雲、劉蘇華的文章，雖然也有立論不足的方麵，但基本上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思想，對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1933年前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等人比較確切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從而使這一重大結論基本上被確定下來。
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開始不久，我國思想理論界又以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誌》為中心，展開了關於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這一論戰的中心問題乃是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是否適用於中國的問題，馬克思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頁。】圍繞馬克思這一論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讚等人與國民黨改組派陶希聖、梅思平，托派李季、陳邦國、王宜昌、杜畏之等，就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中國曆史上有無奴隸製社會問題、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展開爭論。1931年底至1932年4月，《讀書雜誌》相繼出版了《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輯4輯，收集了論戰各方的觀點和主張。
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最早是郭沫若提出的。1929年，郭沫若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指原始共產社會，1936年又認為它是奴隸製以前的族長製。呂振羽開始認為它隻是“亞細亞國家之封建主義的一點特色”，後又認為它“不外是一種初期國家的奴隸製”。李季則認為它是指與希臘、羅馬奴隸製並行而又與奴隸製不同的東方的一個社會階段；王宜昌認為它是指東方的封建社會；還有的人認為它包括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整個東方社會。這個問題至今各執一詞，未有定論。
關於中國曆史上有無奴隸製社會問題。托派大多否認中國曆史上有過奴隸製社會。李季認為，原始社會崩潰以後，因自然的地理的環境關係，中國和歐洲走入不同的發展道路，歐洲轉入希臘、羅馬的奴隸製，中國則進入以土地國有為特征的亞細亞社會。杜畏之說，中國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中國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封建社會。最早論證中國存在奴隸製社會的是郭沫若。他根據甲骨卜辭、青銅銘文和各種古代文獻，肯定西周為奴隸製社會。之後，呂振羽又指出殷代也是奴隸製社會。經過爭論和研究，中國和世界其它各國一樣經曆過奴隸社會的見解，為史學界大多數人所公認，但對中國奴隸社會的起止時間，仍有不同意見。
關於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參加論戰的改組派和托派的大多數成員，都主張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李季說，“中國真正的封建製度僅與周代相始終”，秦以後就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代了。梅思平說，秦漢後的中國社會絕對不是封建社會，乃完全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讚等人，雖然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限看法不一(郭認為始於春秋戰國之交，呂、翦認為始於西周)，但他們都認為從秦漢到鴉片戰爭，中國一直處於封建社會階段，鴉片戰爭後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針對托派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呂振羽指出：世界上沒有商業資本“獨自存在的處所，有的，就隻是在那班詭辯論者的腦子裏”。
30年代初期中國思想界關於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雖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學術性，但又具有尖銳的政治鬥爭的色彩。通過論爭，再次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對我國曆史研究的指導作用，肯定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進一步明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二、中國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論爭
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即宣揚封建複古思想，倡導中國的舊文化、舊道德，企圖從文化思想上鞏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
1928年4月19日，國民政府明令恢複孔孟舊道德。23日，蔣介石親到曲阜朝聖。1932年5月，蔣介石大講明代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並從儒家經典《大學》《中庸》中搬出“誠”的概念，以此解釋孫中山“知難行易”的學說，宣傳他的“力行哲學”或“誠的哲學”。1934年2月，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基準。國民黨中央也通過了尊孔祀聖的決議，規定每年8月27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命令各地舉行盛大紀念會。同年，國民黨又發起文化建設運動，成立中央文化建設協會，以陳立夫為理事長，陶希聖、樊仲雲等為成員，出版《文化建設》雜誌，鼓吹“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1935年1月，上海的王新命、何炳鬆、武育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10名教授在《文化建設》上共同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危言聳聽地指出：“中國在文化的領域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既在世界裏麵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麵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有感於此，10名教授提出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應遵循五項宣言：“要特別注意此時此地的需要”；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的，但需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吸收過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10名教授提出了“檢查過去”、“把握現在”、“創造未來”三項目標。【馬芳若編：《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上，國音書店1936年版，第1-2頁。】10名教授所提出的五項宣言、三項目標都極為籠統，似乎很難判斷其真正的意圖所在。其實，冠冕堂皇的語言掩蓋著複古的意向。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吸收歐美文化，創造一種新文化，實質上還是清朝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