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成立後，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還有美聯、影聯、記者聯等也相繼成立。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上海設立文化總同盟，統一領導這些左翼文化團體。左聯是這支隊伍中的骨幹力量，它與其它團體一道，在中共的領導下，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左翼文藝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不斷上升，許多作家自發地提出了種種抗日救亡的口號，如“革命的民族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戰爭文學”、“民族自衛文學”等。1934年10月，左聯黨團書記周揚發表《國防文學》一文，說：“在戰爭危機和民族危機直迫在眼前，將立刻決定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國防文學’的作品在中國是怎樣的需要呀”。【《大晚報·火炬》，1934年10月27日。】他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但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
1935年下半年，上海黨組織與黨中央失去聯係，他們從外文報刊上看到共產國際七大的消息，了解到黨的策略方針已作了重大改變。8月11日，左聯在莫斯科的代表肖三給左聯一封信，轉達了王明的意見，建議解散左聯，“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使文學運動符合“人民反帝抗日統一戰線”的要求。12月，一二九運動爆發，文化界聯合抗日的要求更為迫切，作家周立波發表文章，呼籲“建立嶄新的國防文學”。同月，周揚等左聯領導人宣布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此後，周揚等進一步提倡國防文學。1936年6月，周揚發表《關於國防文學》一文說：“國防文學運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中之最中心的主題。”【《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290頁。】
正當周揚等大力提倡“國防文學”的時候，魯迅由剛從延安回來的馮雪峰口中得知瓦窯堡會議的精神，便同茅盾等人商議，“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魯迅：《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第6卷，第532頁。】，讓胡風於6月1日發表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胡風指出：這種文學主張“所依據的是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因為它正是現實的社會要求在文學上的集中的表現；然而，同時這個口號裏麵還含有積極的浪漫主義的一麵，因為在民族革命戰爭運動裏麵蘊藏著無限的英雄的奇跡和宏大的幻想”。這種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胡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283-285頁。】
由於胡風沒有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的關係，“國防文學”的倡導者不能容忍新口號的提出，從而引起了“兩個口號”的爭論。周揚發表《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郭沫若發表《國防·汙地·煉獄》等文章，主張國防文學。魯迅發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茅盾發表《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馮雪峰發表《對於文學運動幾個問題的意見》等文章，堅持民族革命的戰爭的大眾文學，雙方還分別發表文藝界抗日宣言。
國防文學的倡導者明顯存在著右的錯誤和宗派主義傾向。他們否認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不提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他們發表的《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一文認為：“統一戰線的‘主體’並不是特定的，‘領導權’並不是誰所專有的。各派的鬥士，應該在共同的目標下，共同負起領導的責任來。”【《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426頁。】他們以是否讚成國防文學作為加入聯合戰線的條件，宣稱“凡是反對、阻礙或曲解國防文學的，都是我們的敵人”，並錯誤地把當時的文藝劃分為國防文藝和漢奸文藝。
魯迅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他強調說：這一口號的提出，“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魯迅：《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全集》第6卷，第590頁。】魯迅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這兩個口號可以並存，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一個總口號，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諸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學”等具體的口號，並不衝突。
郭沫若讚成國防文學的口號，認為“‘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338、351頁。】。茅盾同意這一種意見，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是現在左翼作家創作的口號，而國防文學是全國一切作家關係間的標幟。“我們所希望的是全國任何作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但在創作上需要更大的自由。”【《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338、351頁。】
盡管論爭雙方的觀點有所不同，但要求抗日和讚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主張卻是一致的。尤其是魯迅的兩篇文章發表後，雙方的論爭便趨於低落。1936年10月1日，各派作家巴金、王統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語堂、洪深、周瘦鵑、陳望道、郭沫若、夏丐尊、張天翼、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鄭伯奇、趙家壁、黎烈文、魯迅、謝冰心、豐子愷共21人，共同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同時要求國民黨政府，即刻開放人民言論自由。【《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430-431頁。】這篇宣言的發表，標誌著中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四、新啟蒙運動的開展
1936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劉少奇到天津出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即提出在黨內清除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以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同時他改組北方局，以彭真為組織部長，陳伯達為宣傳部長。陳伯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文化界發動了一場“新啟蒙運動”。
1936年9月，陳伯達在上海《讀書生活》上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一文，認為自30年代中期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國內即掀起了尊孔讀經的逆流，這種思想目前正成為敵人和漢奸愚昧中國人民的工具。他建議接受五四運動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唯物辯證法為思想武器，繼續對中國舊傳統、舊思想、舊宗教進行全麵的係統的批判，發動大規模的新啟蒙運動，並與哲學上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子進行聯合。【陳伯達：《真理的追求》，上海新知書店1937年3月版，第1-4頁。】
新啟蒙運動的提出，正值“國防文學”的論戰息爭之時，文化界人士擔心陷入新的糾紛，因此響應者寥寥。10月，艾思奇發表文章，認為“現在是集中一切有愛國意義的文化的成果，不管是舊也好、新的也好，一致地去發揮對付外敵的作用，而不單是在自己內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艾思奇：《中國目前文化運動》，《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1936年10月11日。】這種認識，直接影響了新啟蒙運動的發展。
1937年五四運動18周年時，北平許多報刊都出了五四紀念特刊，重新認識五四的價值，闡發新啟蒙運動的意義和內容。文化團體和救亡團體也召開紀念座談會，討論提倡民主科學，反對迷信愚昧和封建思想等問題。5月上旬，地下黨員、中國大學教授吳承仕會同張申府、張友漁、楊秀峰等人，在“星期天文學會”的基礎上，成立了新啟蒙學會，並吸收了北平文學教育界人士參加。新啟蒙學會的成立，引起了右翼勢力的恐懼，師範大學教授楊立奎立刻在報上發表《斥滅倫喪德的新啟蒙運動》一支，並通電全國，攻擊新啟蒙運動“反對禮教”、“狂悖荒謬”、“滅倫喪德”，責斥吳承仕等人為“北平文學教育界敗類”。【《華北日報》1937年5月20日。】新啟蒙學會予以反駁，頓時展開了一場爭論，引起北方文化界的注目。文化界人士在批評了楊立奎不顧事實捏造罪名的態度後，也批評了新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範圍過小，麵目過左，沒有一般的廣大地開展起來”。【江淩：《開展中國新文化運動》，《國際知識》第1卷第1期，1937年。】為此，周楊、何幹之、艾思奇等人經過集體討論，寫成《現階段的中國思想運動》一文，其中說：“為了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勢力，都在一個大前提下，精誠的團結起來”。“思想界的團結，亦足以打破箝製，更可以迅速的肅清一切不利於民族的思想，啟發民智，喚醒民眾，早入真理和光明的大道”。文章認為思想運動的內容為：“反對封建和奴化思想，以民主主義為中心。反對公式主義和教義化，提倡認真研究的精神，開展批判的思想，反對思想自由的壓迫”。這是一篇論述比較全麵的綱領性文件。
為了拓寬新啟蒙運動的範圍，1937年6月，艾思奇編輯的《認識月刊》專門出版了“思想文化特輯”，集中討論新啟蒙運動。這時，陳伯達不再提及唯物辯證法的主導地位，他重新解釋了新啟蒙運動的性質：“新啟蒙運動是民主主義的思想運動，是愛國主義的思想運動。說是民主主義的，就是說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說是愛國主義的，就是說，這種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為著喚醒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陳伯達：《再論新啟蒙運動》，《認識月刊》創刊號，1937年6月。】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新啟蒙運動的討論日趨式微。
1937年11月，張申府也出版了《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一書，1939年11月，張申府出版了《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一書，均不同程度的對新啟蒙運動作了總結和發揮。
新啟蒙運動繼承了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但又與五四不同。由於時代的複雜性，新啟蒙運動的大部分計劃都胎死腹中。新啟蒙運動反映了當時人們所麵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共同對敵，振興民族，既要強化民族傳統，又要批判傳統思想。這是一種自尊和危機的二律背反。新啟蒙運動沒有也無法解決這一難題，但它卻啟迪了文化思想界，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