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教授的宣言發表後，立即引起文化界的轟動。吳景超、張東蓀、葉青等人交口稱讚，推波助瀾。而陳序經、胡適等人卻極力反對，主張全盤西化，從而形成了30年代中期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論爭。
陳序經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隻有死心踏地向人家學。他說：“從文化的各方麵比較起來看
，我們所覺最好的東西，遠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們所覺最壞的東西，還壞過人家所覺的最壞的千萬倍。”“中國文化根本不如西洋文化優美，而又不合於現代化環境與趨勢，故不得不徹底全盤西化”。【陳序經：《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上。】他號召要“格外努力去采納西洋文化，誠心誠意的去全盤接受他。”【陳序經：《東西文化觀》，《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上。】
胡適基本同意陳序經的觀點，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的複古傾向。他說，10名教授的宣言，“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複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之下。”盡管10名教授表麵上對洋務派頗多不滿，但實際上“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恰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再現。【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國本位文化討論集》上。】胡適對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的批判確實擊中了要害。
胡適認為，中國的文化出路隻有全盤西化。他說，在這樣的情形下，侈談“創造”，是大言不慚。隻有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借西方文化的清新空氣，以打掉我們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中國才有希望。胡適把全盤西化看作文化變革的手段，而並非變革的結果。他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胡適：《我完全讚成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中》第14頁。】這樣，中國文化不可能完全西化，所以不必擔心“中國本位文化”的喪失，這是胡適與陳序經的不同處。胡適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惰性，他以全盤西化的手段，反對複古守舊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胡適又企圖讓中西文化自然的折衷彙合，則反映了他對中西文化取舍上的矛盾心態。
陳序經、胡適的全盤西化論，在當時引起不少人的責難。當陳序經鼓吹說，東方文化正趨於消失，西方文化是世界共有的道路時，有人問他，西方文化已分裂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兩大對立和衝突的文化，你是承受前者的全盤呢，還是承受後者的全盤，還是隨受兩者的全盤？陳序經卻無法回答。這是當時社會現實矛盾在文化態度上的反映。
本位文化論和全盤西化論之爭，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內部爭論。兩派的觀點一是要守住中國的本位和傳統，一是要把本位和傳統洗滌幹淨；一是要防止外來文化在中國取得最後勝利，一是要全盤西化和充分世界化。這種兩極的衝突，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注意力是全麵探討中西文化的優劣得失，重點在於檢討過去。而30年代中期的文化之爭，其注意力則是在中國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文化，重點在於展望未來。盡管這次爭論沒有結果，但是文化界對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關切，以及對文化演變的機製和特點，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時代性與民族性、整體性與可分性，文化選擇的價值體認與參照座標等重要問題的探討，仍具有曆史的啟迪和借鑒的意義。
三、左翼文化運動及其兩場論爭
1927年，隨著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單獨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使命，我國文藝界也興起了一場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
這一年，從日本歸國的馮乃超、李初梨、朱鏡我等人加入了郭沫若、成仿吾、田漢等組成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他們受到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準備在國內發動一場新的文學運動。1928年1月，創造社的《創造月刊》發表了郭沫若的《英雄樹》，提出建立無產階級文學，以對付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主張。同月，創造社新辦的《文化批評》雜誌、蔣光慈等新組成的太陽社出版的《太陽月刊》也都紛紛發表文章，以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為使命。他們指出：“無產階級文學應該以新的世界觀，無產者的世界觀，戰鬥的唯物論為背景，表現無產階級現實生活、意識、心理和感情”。“對於敵人的厭惡，對於同誌的團結，激發鬥爭的意誌，提起努力的精神，這是革命文藝的根本精神，也是它的根本任務。”【克興：《評駁甘人的‘拉雜一篇’》，《創造月刊》第2卷第2期。】
1927年10月，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準備聯合創造社共同作戰。但是，創造社的成員卻受到國際國內“左”傾思想的影響，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大加批判。認為新文化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最多隻有淺薄的啟蒙意義，隨後很快與封建階級妥協了。他們像新文化運動中全盤否認民族傳統文化一樣，全盤否認五四新文學，並把魯迅當作舊時代的代表加以批判。1928年1月，《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點名批評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為此，魯迅也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等文章進行反駁。於是創造社、太陽社的主要成員，都把魯迅視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敵人群起而攻之，給魯迅加上“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最惡的煽動家”等大帽子，使論爭愈演愈烈。
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雖然正確提出了作家世界觀的轉變問題，但又把這種轉變看得過於容易，認為“不怕他昨天還是資產階級，隻要他今天受了無產階級的洗禮，那他所作的作品，也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的文藝”。【麥克昂：《桌子的跳舞》，《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魯迅精辟指出作家世界觀的改造是長期的，他反對那種隻重招牌不重實際的觀點。他說，那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是明天又可以“突變回去”的。所以，他認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魯迅：《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頁。】創造社、太陽社的某些成員在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文藝領域時，出現了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他們全盤否定五四新文化的成就，對魯迅、茅盾、葉聖陶等作家一律加以否定。魯迅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的錯誤觀點，認為這兩個團體的成員“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297頁。】創造社、術陽社強調文藝要為無產階級宣傳，為革命鬥爭服務，提出了“一切文藝都是宣傳”的口號，但卻忽視了文學的藝術特性。魯迅指出：“一切文藝都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他批評了創造社誇大文藝的作用是“踏了‘文藝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壘裏去了。”【魯迅：《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4卷，第84頁。】
由於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缺乏，魯迅認為當時並不是爭論無產階級文學問題的時候。他說：“我隻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魯迅：《文藝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第100頁。】為了正確回答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種種問題，魯迅親自動手做翻譯工作。僅1928年頭3個月，他便購買了30種左右的馬列著作和社會科學書籍，翻譯後在他主編的《奔流》上連載。1929年，創造社、太陽社也大量譯載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文章，宣傳介紹馬列主義的作品。通過論爭和學習，使大家的理論水平不斷提高，思想觀點也有所變化。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逐漸改變了否定一切的偏向，從而也改變了對魯迅等人的看法，為革命文藝隊伍的團結和共同鬥爭打下了思想基礎。
1929年，在上海黨組織的指示下，一些黨員作家開始與魯迅聯係，醞釀成立統一的左翼組織。1930年2月，在魯迅等人的邀集下，論戰雙方代表召開了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的論討會，與會者認為，“有將國內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共同運動的必要。”【《上海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文學運動資料選》第2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頁。】3月2日，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及其它左翼文藝工作者在上海開會，正式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參加左聯的有魯迅、茅盾、馮雪峰、馮乃超、潘漢年、陽翰笙、沈端先(即夏衍)，錢杏、鄭伯奇、田漢、蔣光慈、鬱達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鏡我、柔石、林伯修等50餘人。大會通過了左聯的《理論綱領》，規定：“我們不能不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戰線上，攻破一切反動的保守的要素，而發展被壓迫的進步的要素”。“我們的文藝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大會製定了左聯的工作方針：“(一)吸收國外新興文學的經驗，及擴大我們的運動，要建立種種研究的組織；(二)幫助新作家之文學的訓練，及提拔工農作家；(三)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四)出版機關雜誌及叢書小叢書等；(五)從事產生新興階級文學作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冊，第185-187頁。】
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強調左翼作家要深入實際，了解實際，改造世界觀，同時擴大戰線，培養新生力量。大會選舉魯迅、茅盾、丁玲、馮乃超等7人組成常務執行委員會，陽翰生、馮雪峰、周揚先後擔任黨團書記。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期間，也參與左聯的領導工作。左聯除將魯迅主編的《萌芽》和原太陽社的《拓荒者》作為機關刊物處，還陸續出版了《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後改名《文學導報》)《北鬥》《十字街頭》《文學》《文學月報》等刊物，並在全國重要城市設立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