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國共對壘與局部抗戰(1927~1937) 第四節邁向聯合抗日之途
一、華北事變與一二九運動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後一年多時間,華北局勢相對穩定。國民政府利用這一機會,積極爭取美、英、法等國的支持。這年6月,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出使歐美,首先與美國簽訂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以購置軍火和飛機;其次通過英法等國擴大國際聯盟的對華經濟技術合作,以排斥日本對中國的獨占。對此,日本表示十分不滿。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聲明,宣稱:“日本有決心完成維護東亞和平與秩序的使命”,“如果中國采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製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各國“對於中國想采取共同行動,即使在名義上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必然帶有政治的意義”,“最後顯然要導致離間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關係,產生違反維護東亞和平與秩序的結果,因此,日本不能對此置之不理。”【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書》(下卷),1969年,第284-285頁。】日本儼然以東亞主人和中國的保護者自居,反對任何國家染指中國,中國更不能與日本以外的國家發生關係。天羽聲明是對美國倡導的華盛頓體係的公開挑戰,暴露了日本侵華的新企圖和稱霸亞洲的狼子野心。
天羽聲明發表後,立刻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英美等國均向日本提出質詢和責難,國民政府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不承認任何國家在遠東享有特殊的地位或獨力承擔維持和平的責任。但實際上,國民黨極力避免與日本衝突,並再次向日本妥協。1934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本達成華北與“滿洲國”通車協議,同時在山海關、長城各口設立稅關和稅卡,開始經濟往來。次年1月,雙方又恢複通郵。通車、通郵、設關的實現,就等於變相承認了“滿洲國”。
1934年10月,由蔣介石口授,陳布雷執筆寫成了《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於12月用徐道鄰的名字發表在《外交評論》上。蔣介石認為:“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他要求中日兩國對兩國關係作一檢討,“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他向日本表明國民黨的敵人是共產黨,如果“國民黨的統治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潰”,共產黨勢力就要抬頭,而共產黨對日本是不妥協的。他說現在中國民族意識高漲,如果日本繼續侵略,國民黨在民眾運動的壓力之下,不能不抵抗。這樣下去,雙方隻能在相爭中同歸於盡。蔣介石說他的對日外交政策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這與戰略
上的節節抵抗,是一貫相應的。
在國際壓力下,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發表演說,標榜“協和外交”,聲稱日本對中國將采取不威脅、不侵略的方針,要求中日兩國互派大員訪問,以“調和感情”,“增進邦交”。對此,蔣介石、汪精衛表示歡迎。2月,蔣汪密令國際法官王寵惠乘赴海牙任職之機,取道日本,與日本當局交換意見。王寵惠在東京遍訪日方要員,廣田表示同意和平、平等的解決中日糾紛,但中國必須完全製止排日運動。3月,國民黨中央下令各地停止排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內容的教科書。5月17日,中日外交使節升格為大使級,國民政府任命駐日公使蔣作賓為第一任駐日大使,日本政府也使命駐華公使有吉明為首任駐華大使。與此同時,美、英、法等西方國家也相繼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級,以加強與中國的聯係。6月10日,國民政府頒布《敦睦邦交令》,內稱:“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拔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借口,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國聞周報》第12卷第23期。】
為了表示中日親善,國民政府嚴重處理了《新生》周刊事件。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登載了艾寒鬆《閑話皇帝》一文,泛論中外君主製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說:“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學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繼續研究生物,還有很多成就。”6月24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豬太郎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借口,向上海當局提出抗議。國民政府被迫妥協,查封了《新生》雜誌,並以誹謗罪和妨礙國交罪判處其主編杜重遠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國民政府媚日投降的外交方針,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激化了人民的反日情緒。
正在中日兩國“敦睦邦交”的時候,日本侵略者卻利用政治訛詐和軍事挑釁的手段,接連不斷地製造分離華北的事件,企圖並吞華北五省(冀、魯、晉、察、綏),使相對平靜了一年多的華北局勢又緊張起來。
1935年5月2日、3日,天津日租界內兩個漢奸報《國權報》社長胡恩溥、《振報》社長白逾桓先後被人暗殺;5月上旬,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受日偽壓迫由熱河退入冀東非武裝區。5月29日,日本駐北平武官高橋坦向何應欽提出抗議,認為胡、白的被殺,係中國的排外舉動;孫永勤部進入冀東,破壞了《塘沽協定》,要求撤退平津一帶中央軍,關閉河北省黨政機關。同時,駐天津日軍包圍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進行威脅。為了防止發生不測事態,5月31日,河北省政府自天津移駐保定。6月9日,日本華北駐軍參謀長酒井隆和高橋坦再度會見何應欽,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四點要求,即取消河北省內一切國民黨黨部;撤退駐防河北的於學忠第五十一軍;中央軍離開河北省境;禁止全國排日行為。1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禁止全國排日的《敦睦邦交令》,關閉了河北省內的國民黨黨部,五十一軍開始向河南轉移,兩年前在長城抗戰的中央軍也調往陝西、安徽等地。當天晚上,何應欽麵告高橋坦,全部承諾日方條件。但日方要求何應欽作出書麵保證。11日,高橋坦向何應欽轉交了一份由日本華北駐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署名的備忘錄,要求何應欽簽字蓋章。何應欽與蔣介石、汪精衛商議後,於7月6日給梅津美治郎一份打字油印通知:“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這種由日方以備忘錄方式提出,何應欽以通知書方式承諾的秘密協定,習慣上稱作“何梅協定”,它使中國喪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權。
在河北事件糾纏未了之際,又發生了張北事件。6月5日,4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潛入察哈爾省張北縣城繪製地圖,被當地駐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事端,下令釋放。但是,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卻以此為借口,認為“這是對日本軍人的一種侮辱”,要求宋哲元道歉、中國駐軍撤出察哈爾省。6月27日,根據南京政府指示,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日本折衝和談,他以換文方式與土肥原達成“秦土協定”,取消了察省的一切國民黨機關;成立察東非武裝區;撤退察省的二十九軍;禁止反日組織及其活動。此後,二十九軍即向平津一帶轉移,日本又輕易地攫取了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日本控製了冀察兩省後,立刻加緊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使整個華北脫離國民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1935年9月24日,新任日本華北駐軍司令官多田駿狂妄聲稱:“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的驅逐出華北”,“組織華北五省“自治”聯合體”,“改善和樹立華北政治機構”,“使華北經濟圈獨立”。10月,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隨後,關東軍在大連召開會議,由土肥原具體策劃華北五省“自治”。
土肥原首先計劃把舊直係軍閥頭子吳佩孚拉出來,建立以他為首的華北傀儡政權,但遭到吳佩孚拒絕。接著,他策動河北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漢奸、地主於10月22日舉行暴動,攻占香河縣城,成立“臨時維持會”,叫嚷實行“自治”。於是大小漢奸頭目成為華北“自治”的先鋒。11月11日,土肥原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成立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以宋哲元為首領,土肥原為總顧問,截留中央稅款,開發華北經濟,與日“滿”結為一體,同時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權。由於國民黨中央的反對,宋哲元未敢答應日本的要求。11月25日,日本唆使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漢奸殷汝耕在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自治政府”),統轄20餘縣。後來,日本又支持內蒙古的民族敗類、反動上層分子德穆楚克棟魯普組織,“內蒙自治軍政府。”此外,土肥原還到太原、濟南與閻錫山、韓複榘等地方軍閥勾結,策動他們投靠日本。為了配合土肥原的活動,關東軍在山海關集結了大批飛機、坦克和陸軍部隊,準備隨時進占平津。
由於華北形勢危機,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撤銷北平軍分會,其職權由軍委會直接處理,特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並委任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何應欽北上,與宋哲元緊急磋商解決華北危機的辦法。宋哲元雖不願投靠日本,但卻想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取獨攬華北的權力。為了穩住宋哲元,12月11日,國民政府明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委員長,日方推薦著名漢奸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曹汝霖等為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形式上仍隸屬於國民政府,但具有很大的獨立性,也不包括山東、山西、綏遠在內。這與日本最初計劃的華北五省自治的目標相差尚遠。
華北事變是1935年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係列事件的總稱,也是國民黨妥協退讓的結果,它表明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日矛盾更加尖銳,一場新的救國風暴孕育而生。
為了動員並組織廣大群眾,製止法西斯勢力的猖狂進攻及其戰爭威脅,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根據這一精神,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名義,於10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出告全體同胞書》8月1日定稿,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於千均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宣言呼籲各黨、各界、各軍應本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宣言號召全國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實行全國同胞總動員,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聯合世界無產階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六大以來》(上),第679-682頁。】八一宣言為全國人民指明了奮鬥的正確方向。11月13日,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日本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侵略野心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危險,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組織起來,擁護和參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反蔣的戰爭。”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共同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不論任何派別、武裝、團體、個人,隻要願意抗日反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就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並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引起社會各級層的重視,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地處國防前線的華北人民,痛感民族危機的嚴重,尤其是平津的廣大青年學生,對時局的演變更為痛心。日本飛機天天飛臨平津上空,日軍占領豐台和天安門車站,阻斷平綏、津浦、平漢等鐵路交通。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學生們像雄獅一樣怒吼起來,九一八以來鬱積在他們心頭的憤懣像洪水一樣傾瀉而出。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和北平學聯多次商議,決定發動一次抗日救亡運動。12月9日,在黃敬、姚依林、郭明濤等共產黨員的組織下,北平大中學校學生3000多人衝破軍警阻攔,聚集到新華門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向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何應欽請願。當學生隊伍到達王府井大街時,遭到北平軍警的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同手持大刀、木棍、皮鞭、水龍頭的軍警搏鬥,40多人受傷。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及妻子海倫·斯諾等也參加了學生的行動。第二天,北平全市學生總罷課。12月16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準備成立,北平學生1萬多人衝破軍警的包圍襲擊,在天橋舉行了群眾大會,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收複東北失地,誓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會後,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北平當局又一次對學生進行鎮壓,學生受傷300餘人。在廣大群眾的壓力下,冀察政務委員會被迫延期成立。
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南京、長沙、杭州、西安、重慶、南寧、開封、徐州、太原等地學生先後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廣州、上海的工人也召集會議,聲援學生。各地愛國人士、愛國團體紛紛發表宣言、通電,成立抗日救國會,出版抗日救亡刊物。抗日救亡的呼聲,響徹全國。一二九運動衝破了國民黨政府的嚴密控製,宣傳了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它標誌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為抗日戰爭作了準備。
二、國共兩黨政策的調整與合作的醞釀
華北事變後,民族矛盾進一步上升,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民黨對日妥協的外交方針並沒有延緩日本的侵略,反而助長了它的侵略氣焰。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被日本無休止的侵略所打破,對日問題已成為國民黨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為國民黨五全大會作準備。會議確認了自1931年以來“國難並未解除,而且更加嚴重”的事實,聲稱這次會議是本著解除國難的精神而召開的。會議通過了“救亡大計案”、“努力生產建設以圖自救案”和“安定金融辦法案”。會議期間,汪精衛被晨光社記者孫鳳鳴用槍擊傷入院,親日妥協派力量受到打擊。
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02人,會議代表425人,是曆次代表大會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馮玉祥、閻錫山經蔣介石親赴泰山、太原邀請而與會,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也派出代表參加,華北的宋哲元、韓複榘亦表示服從中央。在國難嚴重的形勢下,國民黨五全大會表現出團結統一的氣象。會上,孫科、張繼分別代表中央執、監委員會做黨務報告,蔣介石先後做政治、外交報告,何應欽做軍事報告。19日,蔣介石在大會上發表對外關係的演講。他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形勢,提出了國民黨的對日方針。他說:“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複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321頁。】蔣介石的這一方針,雖然說明國民黨對中日妥協仍抱有幻想,但也表明國民黨在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修改對日政策、準備抗戰的新動向。大會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這一外交方針,並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方針下,有進退伸縮之全權,以應此非常時期外交之需要,大會決定改革政治製度,準備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大會接受了1933年1月以孫科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所製定的憲法草案,授權五屆中央修正後公布,並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大會決定設立參政院,作為谘詢機關,“集中全國人才”,“共負救亡圖存之責任”。在軍事方麵,大會決定設立全國國民軍事訓練設計委員會,為全國總動員作準備,同時決定“鏟除殘餘之赤匪”,安定國內。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並發表了宣言,聲稱為建設國家挽救國難,要團結國民,共同努力。
12月2日至7日,國民黨舉行五屆一中全會,決定1936年5月5日公布憲法草案,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常務委員會添設主席、副主席,由胡漢民、蔣介石分別擔任;中央政治最高指導機關政治會議改為政治委員會,添設主席、副主席,以汪精衛、蔣介石分別擔任。會議推選林森繼續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責任,蔣介石、孔祥熙為行政院正副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長,居正為司法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長,於右任為監察院長。12月1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改組行政院,以張群為外交部長,孔祥熙為財政部長,何應欽為軍政部長,王世傑為教育部長,吳鼎昌為實業部長等。隨後,又以翁文灝為行政院秘書長,蔣延黻為政務處長。12月1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馮玉祥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潛為總參謀長。
國民黨五全大會始終在“禦侮救亡”的氣氛下進行,它一反以前曆次會議以“剿共”為中心議題而轉向對日,表明國民黨對日妥協的外交方針開始變化。國民黨中樞的人事也有了較大的變動,親日妥協的勢力有所下降,各派係的分子進入黨政軍領導機構,表現了空前團結的氣氛。由於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實施憲政,國民黨羅致了一些學術名流進入政府,表現出一點開明的姿態。所以當時輿論說:“此次中樞的新組織,惹起一般國際上的注意,各國都認為是比較舉國一致的政府,日本亦然。”【《中樞新陣容》,《國聞周報》第12卷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國民黨五大後,在新的外交方針指導下,國民政府的對日交涉表現出較強硬的態度。1935年11月20日,蔣介石就華北“自治”問題約見日本大使有吉明,明確表示“中國對引起違反國家主權完整,破壞行政統一等之自治製度,絕對不能容許。”【《華北事變資料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頁。】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製定了《處理華北綱要》,正式把分離華北確定為國策,並正式組建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全權負責華北分離工作。同時,日本大量增兵華北,在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各路分駐重兵,在華北各大中城市遍設特務機關,派遣軍事、經濟考察團,刺探中國情報,為大規模侵略作準備。1月16日,蔣介石在南京約集全國師生代表300多人講述對日政策,表示中國決不簽訂任何損害國家主權的條約,也不訂立秘密條款,如到最後關頭,則當不惜一戰。【陳鑒波:《中華民國春秋》,台灣三民書局印行,第666頁。】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演說,提出對華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放棄以夷製夷政策;中國承認“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並宣稱中國政府對此表示讚成。第二天,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否認。為了重新調整中日邦交,國民政府與日本進行了將近一年的談判。1936年3月,外交部長張群和日本大使有田八郎進行會談。中國提出調整中日邦交,應自東北問題談起,至少也須先行設法消除妨礙冀察內蒙行政完整的狀態。日本則提出以廣田三原則為基礎,中國表示反對。雙方會談了4次,沒有結果。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五屆二中全會。為整頓國防,會議決定設置國防會議,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議長,負責處理國防緊急事變事宜。7月13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禦侮之限度》的外交報告,對“最後關頭”作了解釋。他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從去年11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果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犧牲。”【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72輯,第166-167頁。】蔣介石對外交政策的闡述,益見其對日態度趨於強硬。
9月5日,新任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指令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重開談判。日本要求國民黨杜絕一切排日運動,實行共同防共和華北經濟提攜,這實際上是廣田三原則的翻版,中國表示拒絕接受。同時,國民政府也提出5項條款,要求取消淞滬、塘沽兩個停戰協定,取消冀東偽組織,停止走私並不得幹涉緝私,消滅察綏偽軍及匪類等。這等於要取消日本在華通過侵略手段而獲得的各種非法特權,所以使日本大為惱怒。由於雙方距離很大,雖然經過8次談判,但無任何結果。日本首相廣田也因對華外交的破產而被迫下台。1936年12月,中日交涉乃告停頓。
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和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不僅對國民黨的政策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促進了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調整。為製定新形勢下黨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於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正確認識了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會議分析了新形勢下國內各階級對抗日反蔣的基本態度,指出“隻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六大以來》(上),第736-737頁。】會議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提出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為抗日反蔣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會議還宣布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相應調整自己的政策。
為貫徹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從理論上說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2月1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毛澤東指出,在日本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中國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是要求抗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有參加抗日的可能,另一部分可能采取中立態度。依附於英美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由於日本損害了英美的利益而與日本發生矛盾,所以,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逐漸擴大,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逐漸減弱,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是可能的。由於敵人力量的強大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規定的革命的長期性,又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必要的。因此,“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彙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毛澤東還深刻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提醒全黨警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複活。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是共產黨政治路線真正轉變的起點。在此前後,中國共產黨積極調整各項政策,為迎接抗日高潮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