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端納的聯係，南京的宋子文、宋美齡等在弄清張、楊的真正意圖後，於22日飛抵西安。宋子文、宋美齡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了兩天談判，於24日達成六項協議：改組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停戰撤兵中央開離開西北；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其他救國的具體辦法。蔣介石同意這六項協議，但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六項協議的履行。此後，周恩來見到蔣介石，蔣介石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麵》第272頁】，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12月25日，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經洛陽飛回南京，在西安被拘的軍政大員也先後被釋放。26日，蔣介石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西安的形勢又開始動蕩。東北軍中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軍官要求與南京開戰，遭到王以哲等高級將領的反對。1937年2月2日，少壯派軍官刺殺了軍長王以哲。東北軍出現分裂，內戰危險重新出現。經過周恩來等耐心的說服工作，2月4日，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發表《和平宣言》，“內求和平，外求抗戰”，鞏固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團結，基本保住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成果。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戰爭的樞紐，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前提條件。同時也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擺脫了困境和危局，為革命力量的恢複、發展鋪墊了道路。
在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巨大壓力下，根據蔣介石在西安的承諾，國民黨積極準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關係和對日問題。
為了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中國共產黨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實現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國民黨如果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意做出四項保證：在全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其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加速實現對日抗戰。當然，這四項保證是以五項要求為前提的。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14人向全會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說：“近半年來，迭接中國共產黨致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證團結禦侮已成國人一致之要求。”“應乘此機會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會議專門討論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發表了汪精衛等起草的宣言。
會議宣布對五屆二中全會所確定的外交方針“繼承不變，且努力以策其進行”，如“超過忍耐之限度”，則“決然出於抗戰”。對內承認“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在《根絕赤禍案》中，國民黨把共產黨合作抗日的誠意，誣蔑為“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把國民黨接受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抗日主張，說成是“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該案宣稱“赤禍必須根絕”，而“根絕赤禍”“最低限度之辦法”有四條：軍隊統一，“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政權統一，“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赤化宣傳與三民主義極端相背，所以“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階級鬥爭造成社會對立、仇殺與武裝暴動，所以“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根絕赤禍”的四條辦法與共產黨的四項保證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之處，表明了國共兩黨在抗日前提下相互讓步、相互容忍並逐漸趨向統一的態度。國民黨雖然沒有放棄其“根絕赤禍”的立場，但從“武力剿共”變為“和平統一”，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主張，表現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政策的重大改變。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意向和國內和平目標的實現，使曆史邁上了全國聯合抗日的必由之路。
同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全黨同誌書》，明確指出：“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動，由於本黨新政策和初步勝利，全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的目的，已經實現了，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個階段，基本上已經結束，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為了準備抗戰，1937年5月2日至15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毛澤東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中國與其它帝國主義的矛盾被推入次要地位，國內各階級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也被推入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但國內的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並沒有減少或消滅，這就需要我們調整矛盾，以適合團結抗日的總任務。由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基本實現了，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鞏固和平，實現抗戰。而爭取民主，是目前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毛澤東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號召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還批評了以民族鬥爭來否定國內階級鬥爭、把抗日和民主對立起來的右傾思想。指出，抗日與民主是相互促進的，抗日給予民主運動以有利的條件，民主則是抗日的保證，抗日戰爭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實現。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陳獨秀尾巴主義的複活是不能容許的。”黨的蘇區代表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批準了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自1935年以來的政治路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作了重要準備。
5月17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總結報告。會議總結了瓦窯堡會議以來的白區工作的經驗教訓，著重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而鬥爭的基本方針和策略。
五、中外記者對紅色中國的考察
中國共產黨的英勇奮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關注，中外記者範長江、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海倫·福斯特等先後進入蘇區進行考察和采訪，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在國內外的影響。
範長江(1909-1970)，小名文華，學名希天，筆名長江，四川內江縣人，中國現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深重之時，是他第一次公開如實地報道了尚在進行中的紅軍長征；又是他，作為中國記者，第一個從白區進入延安訪問。
1935年5月，範長江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身份離津南下，到達四川。當時，蔣介石已飛抵成都，指揮川、康、甘等地軍隊，企圖阻止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的會合，一時川西平原上“剿匪”空氣十分濃烈。範長江不顧旅途艱險，決心去川西采訪紅軍。
7月14日，範長江從成都出發，追尋紅軍長征路線，經鬆潘、越岷山、過岷縣，於9月2日抵達蘭州。範長江雖然未見紅軍，但他以自己曆時一個半月、跋涉1500公裏的沿途采訪和見聞，寫成了《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的報道和長篇通訊《成蘭紀行》，發表在《大公報》上。他不僅揭露了蔣介石“圍剿”軍事給漢、藏、回各族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災難，而且詳細敘述了紅軍在川西北的情況，分析了紅軍北上抗日的動向，從而打破了國民黨關於紅軍即將消滅的謊言，立即引起全國讀者的注目。範長江後來回憶說：“從1927年到1935年，在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在合法出版的報紙書籍中，公開稱紅軍，對剿匪加引號，而且用文字公開透露出紅軍是北上抗日，並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範長江新聞文集》，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頁。】
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岷山封鎖線，經隴南出隴東，向陝北疾進。範長江又馬不停蹄，奔波於陝西中部和隴東一帶，搜集紅軍資料。從9月底到12月中旬，先後寫了11篇通訊，總題目為《陝甘形勢分析》，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後來部分收入《中國的西北角》一書)。這些報道，如實地反映了紅軍長征的經過和英雄事跡，分析了紅軍的動向和未來的前景，使中外各界讀者耳目一新。那時，埃德加·斯諾尚未進入陝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還沒有問世，範長江的報道就顯得格外珍貴。這一段旅行采訪結束後，他成為《大公報》的正式記者。
1936年，範長江遍訪青海、甘肅、寧夏、綏遠等地，考察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狀況和風土人情，發表了一係列通訊。11月，日軍進犯綏遠，傅作義部奮起抵抗。範長江迅速從歸綏到集寧、百靈廟等地采訪，向《大公報》發出專電，報道了紅格爾圖的戰況和傅部克複百靈廟的大捷。
綏遠抗戰的硝煙還未散去，西安事變的消息又突然而來。當範長江獲悉中國共產黨已參與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已進入西安後，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所以，他沒有征得報社領導人的同意，毅然決定前往西安。
範長江從包頭經銀川、蘭州到達西安時，已是1937年2月2日下午。他與西安各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搜集有關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資料，介紹綏遠抗戰的經過和西安事變後一般國民對於陝甘的觀感，說明團結抗日是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
2月4日，範長江在楊虎城公館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範長江關於紅軍的報道及其對紅軍行動的分析表示讚賞。第二天，他們進行了長談。周恩來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從土地革命的階級鬥爭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以及從反蔣抗日轉而為擁蔣抗日的必要性。此外，他們還就西安事變和抗日問題交換了意見。
西安大局初告穩定後，範長江即向周恩來請求去延安訪問，經中共中央同意，2月6日，範長江在博古、羅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延安。他是黨中央批準進入蘇區的第一個國內記者。
2月9日，範長江到了延安，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先後見到了林彪、劉伯承、林伯渠、朱德、張聞天、毛澤東、徐特立等人。他們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給範長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外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麵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隻是頭發稍微長一點。”【範長江：《塞上行》，《範長江新聞文集》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頁。】
當天晚上，範長江與毛澤東作竟夜之談。毛澤東就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同範長江進行了詳談。從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談到長征到達陝北；從紅軍東征山西談到西征和三大主力會師；從西安事變談到當前政治形勢的變動。毛澤東尤其強調了中共當時的總路線總政策，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他說：“共產黨的要求，希望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統一和平。和平統一之後，始可言抗日。故為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當可放棄土地革命、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毛澤東解釋說：“我們停止階級鬥爭的原因，是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在矛盾，大過內在矛盾，所以縮小內在矛盾，先解決外在矛盾。”【《範長江新聞文集》方，第562頁。】
範長江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希望繼續留在陝北，一麵學習，一麵收集資料，撰寫成書，介紹共產黨的主張、政策和事跡。毛澤東耐心地勸他立即返回，利用《大公報》宣傳黨的主張，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2月10日，範長江登車南返。
範長江回到上海後，先後發表了《動蕩中的西北大局》《西北近影》和進入陝北采訪的長篇通訊《陝北之行》，真實地報道了中共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報道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轉變，給國民黨統治區的讀者以重要的影響。不久，範長江將上述通訊，彙編成《塞上行》一書出版。
埃德加·斯諾(1905～1972)，出生於美國中部密蘇裏河畔的甚薩斯城，是一位聞名遐邇的美國新聞記者，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1928年6月，斯諾到達上海準備作短期旅行，但此後他卻以《密勒氏評論報》《芝加哥論壇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等多重記者身份，在中國旅行、采訪、生活了13年，使他的思想感情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936年的紅色中國，對於世界來說還是一個未知之地，一個不解之謎。作為一個有強烈求知欲、正義感和責任心的新聞記者，斯諾決心去陝北采訪、考察，以第一手資料來解答這個問題。
在宋慶齡的搭橋安排下，這一年的6月3日，斯諾從北平前往西安，在鄭州又與同去陝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即喬治·海德姆)會合。在西安，他們通過紅軍聯絡員劉鼎和董健吾的安排，乘坐東北軍的一輛卡車北行。到了紅色中國的門戶安塞縣的白家坪，他們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斯諾到蘇區采訪表示歡迎，並告訴他：“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頁。】他們會談了兩天，周恩來還親自為斯諾擬定了一個92天的蘇區旅行計劃。
三天後，斯諾等人到達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保安，受到了熱烈而隆重的歡迎。在這裏，斯諾見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員。7月16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並向他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局勢看法的談話。
7月下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邊區，訪問西征前線的紅軍，在豫旺堡紅一方麵軍總部會見了彭德懷。
斯諾在西線采訪了兩個月，途經10多個縣鎮，行程千餘裏，於9月23日返回保安。從9月23日起，斯諾對毛澤東進行了專訪，他們在窯洞裏暢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毛澤東詳細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成長的曆程和長征來到西北的情形，全麵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麵的方針政策。應斯諾的請求，毛澤東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經曆。斯諾說：“毛澤東生平的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麵，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紅星照耀中國》，第63頁。】值得一提的是，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一張頭戴五角紅星八角軍帽的珍貴照片，刊登在當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從而流傳於海內外。
在保安的後期，斯諾曾捎信讓他在北京的妻子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速來保安，同他一起考察這塊紅色“新大陸”。但是，由於蔣介石加緊了對蘇區周圍的封鎖，迫使已經到達西安的海倫又折回北京。在這種情況下，10月12日，斯諾離開了保安，經西安回北京。
10月底，斯諾剛剛回到北京家中，就從西安傳來他已被共產黨殺害的謠言。為了戳穿國民黨的陰謀，披露事實真相，11月初，斯諾突然出現在美國大使館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他紅區之行的主要事實，並展示了他拍攝的一幅幅珍貴照片。斯諾的陝北之行，刹時間在全世界成了爆炸性的頭號新聞。11月14日，《密勒氏評論報》率先刊登了毛澤東與斯諾的長篇談話。接著，英國《每日先驅報》開辟專欄，在頭版連載斯諾的蘇區訪問記。美國《星期六郵報》等各種報刊，陸續發表斯諾寫的30多篇文章。次年2月，美國《生活》畫報又發表了斯諾拍攝的75張蘇區照片。斯諾的陝北之行及其報道，打破了國民黨對蘇區長期的新聞封鎖，使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誣蔑性宣傳不攻自破。
1937年10月，斯諾陝北之行的書稿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書名為《紅星照耀中國》，到11月就發行5版。1938年2月，飄泊在上海租界的一些抗日救亡人士，又以“複社”名義，集體翻譯、出版、發行了這部書的中譯本。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作為掩護。斯諾的這部曆史性著作不脛而走，產生了極為廣泛、強烈而又深遠的影響。從此，斯諾與中國共產黨結下深厚的感情，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2～1950)，美國著名女記者，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1929年，她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居住在上海。她以極大的革命熱情，積極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她與魯迅、宋慶齡、茅盾等人結下深厚的友誼，積極支持共產黨和紅軍的革命鬥爭。她在上海的寓所往往成為革命者的中轉站和避難所。
1936年12月，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的史沫特萊，受到斯諾陝北之行的啟示，來到西安，住在臨潼華清宮，準備伺機去陝北訪問。就在這時，西安事變突然爆發，她親身經曆了這一影響中國政局的偉大事件，並受張學良邀請，用英文向世界廣播事變的實況和動機，同時將目睹的一切寫成文章進行報道。中共代表到達的第二天，她見到了周恩來和葉劍英。在同他們的談話中，史沫特萊感到共產黨不是為了報仇而來，而是為了開創團結抗日的新局麵。史沫特萊向周恩來表達了去延安采訪的願望。
12月26日，當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史沫特萊搭上了一輛過路的紅軍卡車前往陝北。在三原縣雲陽鎮紅軍前線指揮部，她采訪了彭德懷，對紅軍中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風大為讚許。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在美國醫生馬海德的陪同下，史沫特萊首先拜會了紅軍總司令朱德。她從朱德那種平凡而偉大的性格中，產生了要寫一部朱德傳記的念頭。但如同許多共產黨領袖人物一樣，朱德認為他個人的曆史無足輕重，他把整個身心全部投入到中國革命的事業之中。史沫特萊提醒朱德說：“每10個中國人當中，就有8個是農民。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事業。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平都告訴我，也就是一個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序。三聯書店1979年版。】這樣，朱德才表示同意。
1937年3月，史沫特萊開始做為朱德撰寫傳記的準備工作。她每個星期抽出兩個或三個晚上同朱德會談，由朱德講述他的生平。有時朱德還畫出一些紅軍的行軍、作戰的簡圖，供她參考。平時，史沫特萊細心觀察朱德的一言一行，訪問老紅軍，搜集有關資料。掌握了朱德從出生到1934年的基本曆史。由於不久抗戰爆發和史沫特萊回國後受到政治迫害，致使她所撰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遲至1956年才公開出版。那時，作者已去世6年之久了。
在延安，史沫特萊還經常拜會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她從他們的身上感受到一種潛在的力量。由於共產黨人的熱情坦蕩，使她在延安生活得無拘無束。史沫特萊認為必須打破國民黨對延安的新聞封鎖，讓更多的人知道共產黨的實情。於是她向所有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外國記者發出了一份邀請，其中應邀前來的就有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尼姆·韋爾斯。
由於斯諾的保安之行及其報道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影響，這使尼姆·韋爾斯再次萌發了到延安采訪的強烈願望。這時，她收到史沫特萊的邀請，就與中共北平市委負責人黃敬商議。黃敬告訴她，5月在延安召開黨的代表會議，他將前往參加，讓尼姆一同前往。此刻，尼姆更加認識到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曆史性機會。
1937年4月23日，尼姆·韋爾斯由北平乘火車抵達西安。她通過西安基督教青年會的肯姆普頓·菲奇的介紹，由一位瑞典機械師埃菲希爾借到一輛小汽車，載著她離開西安。4月30日，到達三原縣雲陽鎮。在這裏，尼姆會見了彭德懷、陸定一等紅軍領導人。5月3日，尼姆到達延安。
由於一年前中共對斯諾開放了，所以這一次所有的大門也同樣向尼姆敞開。這時，中國共產黨相繼召開了蘇區、白區代表會議，全國各地黨和紅軍的重要負責人會聚於此，為尼姆的采訪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和條件，尼姆勤奮刻苦，不知疲倦的工作。她所采訪的人，起碼不少於65位。她同各行各業的人見過麵。向他們提出數以千計的問題，大部分得到圓滿的回答。
9月7日，尼姆帶著她在延安寫下的27本筆記和拍攝的300多幅新聞照片滿載而歸。在西安，她與前來接她的斯諾一起轉赴青島等地。
1938年9月，尼姆根據延安之行大量資料，先後整理出版了《續西行漫記》《中國共產黨人》等書。前者不僅記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革命領袖和眾多紅軍將領的功績，而且描寫了蔡暢、康克清等一大批女革命家的事業和風貌；而後者，則包括了劉少奇、張聞天、王稼祥、傅連●等34位著名共產黨人的傳記。尼姆著作涉及麵之廣，記述人物之多，顯然超過了斯諾的《西行漫記》。
如果說，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第一部關於保安的書，那麼尼姆的《續西行漫記》就是第一部關於延安的書。這兩部著作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具有珍貴的曆史文獻價值。
中外記者對紅色中國的考察，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認識了解，揭露了國民黨歪曲事實的宣傳，迫使國民黨開始重新正視和研究共產黨和紅軍問題。1937年5月，國民黨派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考察團”到蘇區考察。考察團簡稱“中央考察團”，共21人，以塗思宗為團長，先後到延安和陝西關中、甘肅東部等紅軍駐地考察，受到中共中央和紅軍指戰員的歡迎。中共中央派葉劍英、陳賡陪同參觀。通過考察，增進了國共雙方的相互了解，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起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