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富農也開始參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與善意的中立態度”，因此，“加緊反對富農的策略”“已經不適當了”。“我們應該聯合整個農民，造成廣泛的農民統一戰線，故意排斥富農(甚至一部分地主)參加革命鬥爭是錯誤的”。在蘇維埃土地革命時，應集中力量消滅地主，對於富農“隻取消其封建式剝削部分，即沒收其出租的土地，並取消其高利貸。富農所經營的(包括雇工經營的)土地、商業以及其它財產則不沒收。蘇維埃政府並應保障富農擴大生產(如租佃土地、開辟荒地、雇用工人等)與發展工商等的自由。”【《六大以來》(上)，第730、726頁。】
1936年1月，紅軍積極謀求與進攻陝甘根據地的東北軍、西北軍合作抗日。2月，中共中央把陝甘根據地的紅軍主力改編為中國人民紅軍先鋒軍，以彭德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2月17日，發表《東征宣言》，宣布紅軍“為實現抗日，渡河東征”。紅軍強渡黃河，迅速突破晉軍防線，進入山西。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急忙組織4路縱隊阻攔紅軍，於4月均被紅軍擊破。這時，蔣介石先後調集10個師20萬人，以陳誠為山西“剿共”軍總司令，分兩路增援閻錫山，包抄紅軍，並命令駐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向陝甘根據地進攻。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紅軍決定回師陝北。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正告南京政府“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並表示：“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部隊，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六大以來》(上)，第777頁。】紅軍回師後，中共中央又決定組織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以擴大紅軍，鞏固和發展陝甘根據地。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正式提議立即停止內戰，合作禦侮救亡，並宣布隨時準備與國民黨進行合作救國的談判。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書國民黨，批評了國民黨對內壓迫、對外投降的反動政策，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雖有若幹進步，但並沒有作徹底的改變。信中明確提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的建議，指出“隻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派各界各軍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六大以來》(上)，第777頁。】此後，毛澤東、周恩來等分別致書國民黨上層人士，呼籲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同樣看待是錯誤的，所以“抗日反蔣”的口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麵前，國民黨中央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因此，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組成民族統一戰線。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的各派軍閥走向抗日，就愈能實現逼蔣抗日的方針。把“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是中共政策的重要改變。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關於抗日救亡運動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中央決定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以盡快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注意防止“左”或“右”的錯誤。
應當指出，華北事變以前，國民政府“安內攘外”，重在軍事“剿共”，中國共產黨主張堅決抗日，但“反蔣抗日”，重在反蔣，雙方的軍事戰爭造成了國力的嚴重內耗。華北事變後，蔣介石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以國民黨五全大會為起點，到二中全會，對日本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某些變化，並開始作抗戰準備。從八一宣言到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也由“左”傾關門主義轉變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事實表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是共產黨首先提出的，但通過各種渠道尋求與中共接觸談判則是蔣介石國民黨主動進行的。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蔣介石認為中共已到了“日暮途窮的絕境”，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即在不放棄軍事進攻的同時，通過談判來“收編”紅軍。因此，從1935年底，“國民政府乃一麵著手對蘇交涉，一麵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1981年版，第72頁。】1935年12月19日，蔣介石親自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說：“如果蘇聯政府能夠促進達到(國共)團結，我將感到高興。”次年1月初，蔣介石又對鮑格莫洛夫說，他準備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讓紅軍存在。並請蘇聯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威望，說服紅軍承認中國實際上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蔣又進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礎上，同共產黨達成協議是可能的，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持自己目前的編製，參加抗日戰爭。”【〔蘇〕尼基伏洛夫：《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遠東問題》1977年第3期。】蔣介石不僅提出通過政治談判解決中共問題的願望，而且還積極尋找與中共聯係的渠道和辦法。中共八一宣言發表的當晚，國民黨中央委員張衝手下的電台收聽到消息後，即抄送給蔣介石。此後，蔣介石即采取措施疏通與共產黨的1935年12月，蔣介石派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作為他的私人代表和國民黨中央的代表，通過蘇聯政府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提出國共談判的要求。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與鄧文儀交換意見後，遂派潘漢年回國與各方聯係。潘漢年於次年5月抵香港，7月在上海同中共中央駐滬代表馮雪峰取得聯係，不久即同國民黨代表曾養甫接談。在同一時期，國民黨又通過宋慶齡，在上海找到了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2月27日，董健吾帶著國民黨當局要求談判的信息，秘密來陝北瓦窯堡，同博古見麵。博古即將情況電告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毛澤東回電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並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容許全國紅軍主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本邁進；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內政和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吏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3月5日，董健吾攜帶中央密件離開瓦窯堡，經西安回南京向宋慶齡複命。與此同時，宋子文、陳立夫派曾養甫通過諶小岑經翦伯讚的介紹找到自由職業大同盟書記呂振羽，呂隨即向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彙報。經市委研究，由呂振羽赴南京與曾養甫會談。1936年1月至3月，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先後兩次去南京與曾養甫會談合作抗日的條件。
1936年5、6月，曾養甫兩次寫信給周恩來，要求麵談。8月，中國共產黨在致國民黨書中，開始稱國民黨為“貴黨”，稱蔣介石“蔣委員長”，並正式提出兩黨合作。9月，中共中央把“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的方針，派潘漢年為最高代表去南方與國民黨談判。蔣介石雖然改變了過去堅決“剿共”的強硬態度，主動與共產黨溝通關係，但他錯誤地認為共產黨積極合作的態度是向他“投降”、“輸誠”，企圖在不放棄軍事圍剿的條件下，通過談判“招撫”和“收編”紅軍。尤其在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態度又變得強硬起來。1936年11月，潘漢年和陳立夫在上海會談時，陳立夫提出4項條件：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為地方政府，要求共產黨接受。陳立夫代表蔣介石說：“對立的政權與軍權必須取消，紅軍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潘漢年當即反駁說，“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表示拒絕接受。國共兩黨的談判在西安事變以前毫無收效，但是通過談判，使對立10年的國共兩黨再次坐在一起，就合作抗日問題各抒已見，這就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揭開了序幕。
三、全國抗日救亡高潮的再度出現和綏遠抗戰
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抗日救亡高潮再度出現，並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廣泛性、深入性，由學生運動擴大到工農、文化、商業、婦女各界；二是全國各界的救國團體走向聯合。
1935年11月，北平學生聯合會成立。12月，平津學生聯合會成立。1936年1月，又成立了華北學生聯合會。在共產黨領導下，學生深入到工農群眾之中，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1月初，平津學生組織擴大宣傳團，沿平漢鐵路南下，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1月下旬，上海學生組織救國宣傳團，沿京滬鐵路向農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廣州、徐州、濟南等地的學生也先後到農村去進行宣傳，得到了鍛煉。1936年2月。在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了全國性的青年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
一二九運動一爆發，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動，於12月12日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堅決反對任何偽組織和華北自治，要求組織民眾與敵人作殊死戰。12月1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正式成立，再次發表宣言，提出停止內戰，武裝民眾，迅速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等8項主張。接著，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也宣告成立，呼籲全國文化界火速起來，促進全國民眾的抗敵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上海婦女界也成立救國會，要求全國婦女起來支援學生、鏟除漢奸、抗擊日本。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和鐵路工人先後召集大會，援助學生，要求對日宣戰，武力討伐漢奸殷汝耕。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工人組織抗日救國會，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2月，上海工人舉行反日示威和罷工。11月至12月，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工人7萬人舉行總罷工，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麵對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南京政府采取高壓政策。1936年2月，南京政府頒布《維護治安緊急治罪法》，鎮壓抗日愛國運動。3月，河北高中一名學生慘死獄中，消息傳出，北平學生舉行了抬棺遊行，遭到鎮壓，被捕50餘人。4月，北平學生聯合會改稱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5月，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由於日本大量增兵華北。北平、天津學生於5月下旬和6月上旬不斷舉行抗日救國的大示威。各地學生紛紛響應，掀起了一二九運動後又一次全國性的抗日救亡怒潮。
為了緩解全國人民的情緒，作出“結束訓政，實施憲行”的姿態，1936年5月5日，南京政府正式頒布了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憲法草案共8章148條，形式上規定了國民大會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由它產生的國民政府實行總統製；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非依法律，不得限製”等文字，企圖以此來欺騙人民，穩定它的統治。
在全國各界抗日救亡運動迅速發展的基礎上，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20餘省60多個救亡團體的70餘名代表，在上海召開聯合大會，正式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國救國會)，發表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沈鈞需、彰器、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王造時等14人為常務委員。大會規定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一個全國統一的聯合救國陣線，”它的任務是“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7月15日，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4人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長文，認為抗日救國“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所以全國各黨各派，“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必要”。聯合戰線的各黨各派可以有不同的主張，但在抗日救國上必須一致。“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為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他們向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西南當局、華北當局和中國共產黨及一般民眾提出了他們的希望和要求，表達了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爭共同抗日及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意見和主張，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各地救亡刊物大量湧現，總計不下1000餘種。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每期發行量達15萬份以上，創造了國民黨統治區刊物發行量的最高紀錄。
但是，脫離國民黨控製的抗日民主運動，是國民黨絕對不允許的。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裏、史良7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事件發生後，全國各界舉行了援助運動。1937年7月31日，沈鈞儒等7人出獄。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兩廣地方實力派也打出“抗日救國”的旗號，發動了兩廣事變，進行反蔣活動。1936年5月，胡漢民患腦溢血病故，兩廣地方實力派失去重心，蔣介石企圖乘機解決兩廣問題。廣東的陳濟棠聯合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決定先發製人，逐於6月1日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名義呈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籲請抗日。2日，又將抗日主張通電全國。4日，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由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副之，隨即出兵湖南。蔣介石一麵派出軍隊準備作戰，一麵收買陳濟棠部下。7月，粵方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投奔南京，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定撤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陳濟棠見大勢已去，逃往香港。蔣介石調集大軍，準備一舉進占兩廣，內戰一觸即發。這時，全國輿論紛紛反對內戰，希望雙方和平解決。蔣介石也深知內戰一發便不可收拾，遂收回成命。9月17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在廣州會晤，以餘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李宗仁為廣西綏請主任，白宗禧為副主任，兩廣事件遂告和平解決。
1936年初，在日本策劃下，綏遠省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兼蘇尼特右旗親王的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組織了“蒙古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以蒙族人李守信為副司令，夢想恢複大元帝國。5月，德穆楚克棟魯普在日本關東軍支持下，在化德(嘉卜寺)成立“內蒙自治軍政府”，以雲王(即烏盟盟長雲端楚旺克)為主席，自任總裁(即“總攬蒙古統治權”)，並糾集組織起2萬人的“蒙古軍”。同時，關東軍又策劃王英組織“西北蒙漢防共自衛軍”(後稱大漢義軍)。11月14日晚，在日軍配合下，德穆楚克棟魯普指揮李守信和王英偽匪軍侵入綏遠，進犯陶林、紅格爾圖等地。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率部奮起還擊，在紅格爾圖大破偽匪軍，接著又追奔逐北，於11月24日克複偽軍根據地百靈廟，後又收複大廟，打破了日本和蒙奸企圖建立“大元帝國”的夢想。綏遠抗戰時，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堅決主張予以痛剿。指出：“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幹涉，萬一不幸而發生此種非法之侵犯或幹涉，必竭全力防衛，以盡國家之職責也。”綏遠抗戰的爆發，使調整中日邦交的談判中斷，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越發強烈。從城市到鄉村，各階層盡其所能支援綏遠抗戰，形成援綏熱潮。毛澤東、朱德致電祝賀，中共代表團專程赴綏慰勞前方將士，並贈予“為國禦侮”的錦旗。北平學生募集萬件皮衣，各地女校趕製絲棉背心，上海學童捐助買早點和糖果的零錢，窮苦同胞也節用血汗微資，援助綏遠抗戰。全國人民捐款共達120萬元。綏遠抗戰和援綏運動，充分反映了抗日救亡的新形勢。
四、西安事變和全國聯合抗日局麵的基本形成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5年11月1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以張學良為副司令，調集朱紹良中央軍、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西北軍)繼續圍攻陝北紅軍。由於東北軍和西北軍對蔣介石借內戰消滅異已的作法十分不滿，“剿共”戰爭的失敗又使他們感到和紅軍作戰沒有出路，特別是東北軍廣大官兵深感家鄉淪亡的痛苦，不願再打內戰，所以，兩軍內部要求抗日的情緒日漸高漲。
瓦窯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即以張學良、楊虎城為統戰對象，積極爭取與他們聯合抗日。1935年12月，毛澤東派紅二十六軍政委汪鋒向楊虎城轉交了親筆信，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張。1936年1月25日，紅軍將領發表《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東北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蔣介石，表示紅軍願意同他們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去同日本直接作戰。經東北軍被俘軍官高福原的聯係，4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東北軍駐地膚施(延安)與張學良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接受共產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並就紅軍和東北軍互不侵略、互相幫助、互派代表等事項達成協議。同時，共產黨還派王炳南到楊虎城處工作。在楊虎城部隊的掩護下，紅軍的秘密交通站、運輸站在西安等地建立起來。在與共產黨的交往中，張、楊之間也消除了隔閡，實現了團結。同年8月，中共中央派葉劍英到西安，作為中共的常駐代表。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方麵在抗日的基礎上，實現了初步聯合。
兩廣事件後，蔣介石決心消滅陝北紅軍，他調動100架飛機、30多個陸軍師沿隴海線西進，準備投入內戰戰場。10月26日，紅軍將領致書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將領，希望蔣介石“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後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但蔣介石堅持內戰，於10月31日頒發對紅軍總攻擊令。紅軍一再退讓，最後被迫應戰。11月21日，在甘肅環縣山城堡一舉殲滅胡宗南部七十八師，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這是結束國內戰爭的最後一戰。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抵達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中央軍部隊紛紛開赴潼關，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重要將領陸續來到西安。蔣介石威逼張、楊進攻紅軍，張、楊不願再與紅軍開戰，多次勸說蔣介石改變內戰政策，均被拒絕。12月7日，張學良與蔣發生激烈爭論。張痛哭陳詞，但蔣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變。張學良見爭諫無效，便於12月8日同楊虎城密商，決定扣留蔣介石，逼迫他答應抗日。12月9日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西安學生1萬多人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準備到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以武力鎮壓，張學良急忙趕赴中途勸阻學生，並保證他一定抗日，幾天內用事實做回答。10日、11日兩天，張、楊加緊進行扣蔣的部署。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迅速解除了蔣介石衛隊的武裝，扣留蔣介石，將其移送西安新城大樓。十七路軍同時行動，控製西安全城，拘捕了陳城、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大員。當天，張、楊聯合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確定遵循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對蔣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安事變爆發後，南京政府一片混亂。何應欽等人力主討伐。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和國民政府隨即決議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討伐張學良。何應欽調派大批中央軍開赴潼關，並派飛機轟炸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揚言要轟炸西安。一時戰雲密布，大規模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南京政府中與蔣有密切關係的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人，主張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當時在南京任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也主張和平解決。宋美齡等派曾任張學良、蔣介石顧問的澳大利亞人端納前往西安，溝通關係，探明情況。
國民黨各地軍閥，多數都通電譴責張、楊。少數如廣西李宗仁、白宗禧等，支持張、楊的行動，主張用政治方式解決事變。閻錫山企圖控製中國局勢，要張、楊把蔣介石送往太原。宋哲元、韓複榘表麵上擁護中央，實際上主張殺蔣。中間階層大多數譴責張、楊的行動，但讚成張、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求張、楊恢複蔣介石的自由。12月15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為當前時局緊急宣言》，要求停止一切內戰，和平解決陝事，恢複蔣介石自由，實行抗日。
日本對事變特別關切，企圖以此挑起中國內戰，趁火打劫。日本政府一再聲稱，南京政府不得作出任何損害日本利益的解決方案，並支持在德國養病的汪精衛回國與何應欽組織親日政府。英、美等擔心蔣介石被殺，會損害它們的在華利益，所以反對南京討伐張、楊，主張南京與西安妥協。蘇聯雖然不讚成西安事變，但表示堅決支持中國抗日，希望事變“能早日迅速和平解決”。
事變後，張、楊部下和西安人民多數主張殺掉蔣介石，但張學良始終抱定隻要蔣介石答應抗日，就擁護他很領袖的主意，而楊虎城卻傾向於懲辦工蔣介石。麵對中外典論的歧異和許多人士的譴責，張、楊感到非常緊張，大有奇虎難下之勢，他們急電中苦中央，希望論出代表共商解決事變的辦法。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及其解決辦法有一個認識過程。12月12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北方局，“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人民審判”。15日，紅軍將領致電國民黨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但是，中央政治局在深入研究了事變之後，很快否定了殺蔣的意見，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西安事變“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隻要國民黨能實現抗日，“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認為隻要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當釋放他。應張、楊電邀，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為代表，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調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