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右江根據地1929年12月，鄧小平、張雲逸等發動百色起義，成立了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1930年2月，鄧小平、李明瑞等又發動龍州起義，成立紅八軍。不久，紅八軍被敵人打敗，餘部並入紅七軍。10月，紅七軍奉命北調會攻武漢，留下的部隊由韋拔群領導，堅持鬥爭。
除以上主要地區外，中共還在廣東海陸豐、瓊崖、陝甘等地建立了紅軍和根據地。
為了統一領導各地的紅軍，中共中央設立軍事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十分重視紅軍和蘇區工作，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的指導。1929年3月19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給賀龍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強調在農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重要性。5月底，他派徐向前等到鄂豫皖負責軍事工作。9月28日，他又代表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在紅四軍和全國紅軍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紅軍長期處於農村遊擊環境，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所構成，加上舊軍隊的影響和黨組織對黨員的思想教育不夠，使黨和紅軍內部出現了大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念、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極大地妨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案》。在黨的建設方麵，首先強調黨的思想建設，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自覺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決議詳細指出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及其表現、來源和糾正的方法，使黨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統一。同時，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持貫徹民主集中製，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反對各種形式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非組織觀點，教育黨員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執行黨的決議。在軍隊建設方麵，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堅持用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原則指導紅軍的建設。會議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黨領導的服務於人民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紅軍除打仗外，還必須擔負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的任務。必須實行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實行寬待俘虜和瓦解敵軍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它不僅從根本上劃清了紅軍與舊軍隊的界限，奠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基礎，而且為整個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確立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解決了農村中的建黨問題，肅清了舊軍隊的影響，對於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
1930年4月，中央統一了各地紅軍的序列和番號，全國共有13個軍6.2萬多人。5月，黨中央又在上海召開蘇區代表大會，準備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這時，紅軍已在全國10多個省的300多個縣建立大小15塊革命根據地。
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群眾所進行的土地革命也逐漸進入高潮。
舊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十分嚴重。占農村總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據著60%～70%的土地，占農村人口10%的中農占有15%的土地，占農村人口60%～70%的貧苦農民，隻占5%的土地。地主和富農對廣大農民實行殘酷的剝削，農民繳納的地租一般要占收獲量的一半以上，有時高達70%～80%，因此，變革土地製度，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
在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井岡山和海陸豐地區首先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1928年2月以前，井岡山地區主要開展打土豪、分浮財、廢債毀約的鬥爭。3月，進行了插標分田的試點。5月，毛澤東召開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了深入土地革命的問題。此後，井岡山地區全麵展開了分田鬥爭，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12月，在總結了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特委製定了《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農村中全部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鄉為單位，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征收土地稅，禁止土地買賣。《井岡山土地法》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土地革命鬥爭的法律文獻，對後來的土地革命具有重要的影響。
隨著紅四軍向贛南、閩西發展，土地革命也進入一個新階段。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製定江西《興國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根據黨的六大決議，將《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使用。7月，毛澤東指導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總結了閩西土地鬥爭的經驗，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提出了區別對待中小地主與富農，保護工商業者，集中打擊地主的政策。決議明確規定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沒收富農的多餘土地，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土地分配以鄉為單位，按原耕形勢，實行抽多補少的原則，按人口平均分配，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由於土地政策的正確，使閩西出現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勢。廣大農民歡天喜地，積極從事生產，糧食產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
1930年2月7日，紅四軍回到贛南後，毛澤東在吉安陂頭召開了地方黨和紅軍的聯席會議，批評了贛南地區遲遲不分配土地的錯誤，提出了一要分，二要快的結論，促進了贛西南土地革命的進行。6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在長汀南陽召開聯席會議，通過了《富農問題》的決議，提出限製富農政策，反對富農自留肥田，把瘦田讓出的作法，所以在抽多補少的原則外，又加上抽肥補瘦的原則。
在贛南閩西開展土地革命的同時，其他各根據地也先後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在湘鄂贛根據地，1929年10月，工農民主政府發布《革命政綱》，實行土地革命。1930年6月，新成立的鄂東特委指導地方通過了《沒收土地和分配簡則》《土地使用暫行條例》兩個文件，使土地革命進一步深入。在閩浙贛根據地，1929年10月，贛東北信江蘇維埃政府公布了《施政綱領》，進行土地革命。1930年3月，又公布了《土地臨時使用法》。5月，閩北的崇安蘇維埃政府也公布了《土地法》，規定“徹底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蘇維埃，分配給地少或地弱農民耕種。”在鄂豫皖根據地，1929年5月，鄂東北特委製定了《臨時土地政綱》，開展土地革命。鄂東北特委擴大為鄂豫邊特委後，於12月製定了《土地政綱實施細則》，對土地革命政策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在湘鄂西根據地，1929年1月，湘鄂西前委公布了《耕田農有法令》。12月，鄂西特委又作出《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積極開展土地革命。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和蘇維埃政府分別製定、公布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和《土地革命法令》，使湘鄂西的土地革命進入高潮。在右江根據地，1929年12月，紅七軍政治部編印了《土地革命》的小冊子，闡述土地革命問題。1930年5月，右江蘇維埃政府參照《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製定頒布了《土地法暫行條例》，推動了右江地區土地革命的開展。
在各根據地土地革命蓬勃開展的時候，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通過了《土地暫行法》，盲目照搬蘇聯的經驗，提出組織集體農場、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土地所有權歸蘇維埃政府等過“左”的主張，給土地革命造成危害。9月下旬，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指出：“在目前革命階段，尚未到整個取消私有製度時，不禁止土地買賣和蘇維埃法律內的租佃製度。”1931年2月8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土地問題和反富農策略》的通告，指出：“必須使廣大農民在革命中取得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才能加強他們對於土地革命和爭取全國蘇維埃勝利的熱烈情緒，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鬥爭的實踐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確立農民土地私有權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土地公有的政策。1931年2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名義，寫信給江西蘇維埃政府，指出：“過去分好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由；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根據中央局通告和毛澤東的指示信，贛南閩西蘇區隨即發出布告，明確規定土地所有權歸農民私有。此後，其他根據地都遵照中央局指示，先後解決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
這樣，從1928年到1931年2月，中共逐步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製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
土地革命，是中國農村真正的社會大變動。它在許多地區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製度，使廣大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獲得解放，調動了農民的生產和革命的積極性，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雄厚的群眾基礎，隨著局勢的好轉，中共黨內的“左“傾昌險主義又遂漸發展起來。由於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和國內新軍閥的混戰，給革命造成了有利的形勢。加上1929年，共產國際連續四次來信，認為“中國已進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機的時期。”現在就可以而且應該開始論群眾做好準備，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和地位聯盟的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並應積極形展和擴大各種革命形式的階級鬥爭(如群眾性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遊行、遊擊隊活動等等)。【《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這樣，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對形勢論出過高的估計，認為以式裝暴動直接推翻反動統治的時機已經成熟。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交新與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便李立三左傾昌險主義在黨內戰統治地位。
李立三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否認革命性質的轉變需要在全國勝利之後，認為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就是革命性質轉變的開始，因此提出了沒收民族工商業、消滅富農和建立集體農莊等“左”的旅程政策。李立三原認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形勢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同樣的尖銳化，中國革命不但以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可能，而且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李立三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反對農村包圍城市。說“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農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才是中國革命決定勝負的力量。”為此，李立三把中央和地方的黨團工會組織合並成各級行動委員會，製定了一個中心城市武裝暴動和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的昌險計劃，推出“暴動、暴動、再暴動，進攻、進攻、再進攻”的口號，幻想能夠“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李立三左傾昌險主義的推行，使各路紅軍和白區的黨組織遭到很大損失，引起黨內幹部群眾的極為不滿。共產國際也派遣瞿秋白(中國共產黨讓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周恩來回國糾正立三錯誤。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傳達了國際指示。會議批評了李立三左傾錯誤，停止了全國總暴動和攻打大戰市的昌險計劃，恢複了黨、團、工會的組織和工作，李立三“左”傾昌險主義錯誤基本結束。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立於不敗之地。
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迅速發展，極大地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立即調兵譴將，對紅軍和根據地進行圍剿。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對付敵人圍剿的指示，要求各根據地紅軍采取大規模運動戰，各個擊破進犯之敵。
1930年12月，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師長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調集8個師10萬兵力，由北向南兵分8路，采取分進合擊戰術，從吉安到建寧形成半圓形包圍圈，對贛南閩西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麵軍4萬多人，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采取撒開兩手盤旋、
敵深入的方針，對付優勢來敵。12月30日，紅軍誘敵主力張輝瓚師於龍岡一舉殲滅，然後又乘勝追擊，於次年1月3日在東韶殲敵半個師。紅軍五天之內打了兩次勝仗，殲敵1.5萬多人，繳槍1.2萬支，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任命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調集20萬人馬，兵分4路，采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戰術，向贛南閩西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紅軍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滅的方針，於5月16日至30日從富田至建寧橫掃700裏，五戰五捷，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7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調集30萬大軍，運用長驅直入、分進合擊戰術，兵分三路來攻。紅軍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乘勝追殲的方針，從建寧繞道千裏，回師贛南，然後向東突進，從8月7日至11日，五天之內三戰三捷，殲敵兩個多師。然後又以聲東擊西的戰術，穿越敵軍空隙，西向回師興國，以逸待勞。9月，來追之敵被迫撤退，紅軍又追殲一個多師。經過兩個半月奮戰，紅軍殲滅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
經過紅軍三次反圍剿戰爭，贛南、閩西根據地聯成了一片。1931年12月，趙博生、董振堂等率領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在江西寧都起義，參加紅軍，組成紅五軍團，進一步壯大了紅一方麵軍的力量。
在紅一方麵軍反圍剿的同時，鄂豫皖、洪湖湘鄂西、湘鄂贛、閩浙贛、陝甘等根據地也先後展開了粉碎國民黨軍事圍剿的鬥爭。通過反圍剿戰爭，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井岡山時期紅軍遊擊戰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戰略戰術原則，這就是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以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在作戰中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以及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作戰等原則。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和蘇區建設
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屆三中會全雖然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但並未對立三路線從思想上加以徹底清算。10月，共產國際又向中國發出指示(11月收到)，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嚴重的路線錯誤，指責三中全會對此采取了調和主義的態度，要求重新改組中央。在這種情況下，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形成的王明集團，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原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支持下，以極“左”的麵目出現，乘機奪取黨中央大權，形成了理論形態更加完備、危害性更大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校後給米夫當翻譯。在蘇聯肅清托洛茨基派時，中國留學生中的少數人以他為首形成了一個宗派小集團，包括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夏曦、凱豐(何克全)、沈澤民等人。1929年上半年到1930年夏，王明等人先後回國。1930年11月，王明寫成《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的小冊子，提出了一個新的“左”傾政治綱領，反對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12月，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到達上海，要求召開四中全會，再次糾正李立三、瞿秋白的錯誤。
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22人，王明、博古等15人也列席了會議。向忠發作政治報告，米夫作結論。會議通過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重新選舉了政治局，以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3人為常委。會議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職務，使王明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並兼任江蘇省委書記。2月，王明又成為政治局常委。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以教條主義為特征，在理論上更加完備。在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階級關係上，王明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有相當的發展，封建剝削關係基本消滅，應該把反帝反封建同反資產階級並列起來，他否認第三派或中間階層的存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統一戰伐中表現為關門主義。在形勢估計、黨的任務和革命道路問題上，王明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強調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要求黨在全國範圍內采取進攻路線，首先取得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的勝利，極端輕視紅軍和根據地的作用。王明在組織上大搞宗派主義，要求“以能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在全黨“實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對不同意見的同誌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1931年1月15日，中央在贛南瑞金成區了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等人組成；在周恩來未到中央蘇區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
此後中央又派夏曦到湘鄂西根據地，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書記；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到贛南閩西根據地(即中央蘇區)；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根據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派曾洪易到贛東北根據地任黨中央代表。這些人到各根據地後便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
1931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目前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要求黨在各大城市和紅軍中采取“積極進攻”的方針，強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發動罷工、罷業、罷課鬥爭，組織飛行集會和示威，以紀念五卅運動。王明“左”傾機會主義使黨在白區的工作幾乎全部喪失。
1931年1月17日，上海區委書記何孟雄，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林育南，團中央委員李求實等23人，因反對王明，在上海開會時被國民黨逮捕，其23人犧牲。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給黨中央造成極大的威脅。6月，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由王明代理總書記職務。7月，黨的理論宣傳家楊會包安等23人被捕犧牲。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指定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臨時中央急於“把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造成全國革命的高潮，決定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以及經濟法政策等重要文件，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國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分子“沒有選代表參加政府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係統的製止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憲法大綱還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六大以來》(上)，第170～172頁。】憲法大綱盡管帶有“左”傾錯誤的成份，但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部根本大法。
勞動法規定了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標準，工人有監督生產權。土地法規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公有為目的。經濟政策規定：“將操在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經濟命脈，實行國有”；對於資本家的企業和手工業，由工人“實行監督生產”；保證商業自由，但嚴禁商業的投機和提高價格，極力幫助合作社的組織與發展。這些文件是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起草提交大會通過的，其中有很多“左”的錯誤政策，對蘇區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大會選舉了63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由外交、軍事、財政、勞動、教育、內務、司法等人民委員組成，分別辦理各項事務。同時，又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後又增加周恩來)為副主席，統一指揮全國紅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境內性質不同的兩個政權對立局麵的出現。雖然它的成立並不是九一八事變後形勢的迫切需要，但卻加強了各根據地的統一領導，有利於紅軍和根據地之間的聯合、團結和發展。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前，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根據地的黨組織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大會根據中央指示，把毛澤東關於紅軍、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的正確主張說成是“狹隘的經驗論”，“落後的農民意識”、“富農路線”，“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會議撤銷了毛澤東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12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根據地，擔任中央局書記。
1932年1月，博古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中央紅軍攻打中心城市贛州，爭取革命在江西的勝利。毛澤東反對攻打贛州，主張向贛東北發展，遭到反對。紅軍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圍攻贛州一月有餘，未能攻克，傷亡很大，不得不分成東、西兩路撤退。在臨時中央的督促下，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會議批評毛澤東具有消極思想，前線的部署是“純粹防禦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毛澤東回中央政府工作。
1932年6月，蔣介石在江西廬山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決定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武漢設立“剿匪總部”，自任總司令，調集63萬兵力向各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7月，國民黨軍隊30萬人，首先向鄂豫皖蘇區發動進攻。紅四方麵軍4.5萬人英勇奮戰，給敵人以重大打擊。由於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張國燾麻痹輕敵，認為國民黨軍是偏師，無力進攻蘇區，致使紅軍倉促應戰，苦戰兩個月，不能扭轉戰局。10月，紅四方麵軍2萬人放棄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進入川陝邊界，開辟了川陝蘇區。同時，國民黨又以10萬兵力進攻湘鄂西蘇區。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執行“左”傾冒險主義，采取單純防禦的作戰方針，使紅軍困入內線，加之肅反擴大化，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喪失了粉粹敵人圍剿的可能。最終，也不得不放棄湘鄂西蘇區，分批突圍，轉戰至湘鄂川黔邊境一帶。
鄂豫皖和湘鄂西兩蘇區喪失後，蔣介石集中3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1933年1月，蔣以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兵分3路，采用分進合擊的戰術，向南豐、廣昌一線推進。中央紅軍7萬多人，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抵製臨時中央的錯誤指示，繼續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未去攻打敵人重兵防守的南豐、南城，而采取誘敵深入、大兵團圍殲戰術，於2月27日在黃陂殲敵1個師。3月21日，又在草台岡、東陂地區殲敵1個師。紅軍兩戰兩捷，共殲敵3個師2.8萬餘人，繳槍1萬餘支，基本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擴大到湘贛閩粵4省，紅一方麵軍發展到10萬人，赤衛隊發展到20萬人，這是中央蘇區的全盛時期。1932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30萬人，黨員發展到30萬人左右，達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為了配合軍事圍剿，國民黨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政策。1933年5月，國民政府軍委會頒布《封鎖匪區辦法》和補充辦法，對蘇區實行“物質封鎖”、“交通封鎖”、“郵電封鎖”，嚴禁貨物輸出和自由貿易，控製食鹽、火油的使用，企圖造成根據地的“經濟枯竭”，徹底摧毀蘇區和消滅紅軍。蘇區人民在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開展了深入土地革命和經濟文化方麵的建設，鞏固了根據地，堅持了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