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勢力，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1933年，中央根據地開展了廣泛深入的查田運動。6月1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隨後，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6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召開八縣查田運動大會，指出，查田的目的是查漏劃的地主富農，而不是按畝查田，也不是再分田。查田運動的路線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削弱富農，消滅地主階級。這樣查田運動就迅速形成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由於“左”傾錯誤的幹擾，一些地區發生了嚴重的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的現象。1933年10月，蘇維埃中央政府公布了毛澤東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毛澤東主持製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使土地革命鬥爭有章可循，走上了正確的軌道。據1933年7～9月的統計，中央根據地查出地主6988家，富農6638家，收回土地31.7萬多擔。同時，也糾正了一批劃錯了成分的中農，清洗了混進政府機關的階級異己分子，鞏固、擴大了土地革命的成果。
1933年7月，蘇維埃中央政府決定在蘇區開展經濟建設工作。8月，中央蘇區南部17縣、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先後在瑞金、博生召開，毛澤東在瑞金會議上作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演說，強調了經濟建設工作的重要性。此後，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逐步展開。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土地革命以後，農民的勞動熱情大大增長，很多地區組織了勞動互助社、耕田隊、犁牛合作社，還有農具合作社，種糧合作社。另外還出現了更高程度的合作農場，農業合作社。1933年，蘇維埃中央政府頒布了《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有力推動了蘇區互助合作的發展。組織起來的農民還興修水利，開墾荒地，使蘇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複和發展起來。在中央根據地，1933年的農業產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閩浙贛根據地增加了20%。蘇區的工商業由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私人企業組成。蘇維埃政府創辦了許多國營企業，有兵工、被服、煉鐵等軍需工廠33個，還有造紙、紡織、製糖、製造農具、開采鎢砂等民用工業。1934年春，蘇維埃中央政府建立了中華商業公司，同福州、廈門、廣州等地進行大宗貿易，輸出糧食和鎢砂，輸入食鹽、布匹和其它日用品。合作社是由工農群眾集資合股組成的，蘇維埃政府予以支持和扶助，如鑄鐵、造紙、石灰、鎢砂、煤炭等合作社。1934年9月，江西合作社企業有3萬多家。合作社商業有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等。蘇區個體生產的小私有經濟數量很少，蘇維埃政府對它采取監督的辦法。為了穩定根據地的金融，各蘇區陸續成立了若幹銀行。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銀行成立，各蘇區的銀行成為它的分行。工農銀行不但有一定數量的白銀作為儲備金，而且有大量的物資作為後盾。所以，工農銀行的幣值十分穩定，信用極高。工農銀行的貨幣不僅暢行於根據地，白區人民也樂意接受，有力地支持了蘇區的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的發展，不但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保障了軍需和民用，為開展革命戰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且使農民關心的柴米油鹽、穿衣住房、上學治病等問題得到解決，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為了進一步健全和鞏固各級蘇維埃政權，中央根據地於1932年和1933年進行了兩次選舉，凡年滿16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選舉的選民在80%以上。通過選舉，把大批工農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選舉到各級政權機構中去，同時清除了混進政權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其他壞分子。1934年1月22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作工作報告。會議熱烈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修正了憲法大綱，通過了蘇維埃、紅軍、經濟建設等議案，推舉毛澤東、王明、張聞天等175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中央政府，以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下設11個部作為中央行政機關。中央以下的省、縣、區、鄉各級政府，也均由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
蘇維埃政府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大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鬥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係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澤東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務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造就大批領導幹部。中央蘇區的小學教育最為發達，6至14歲的兒童進入列寧小學，14歲以上的兒童進入義務勞動學校。在社會教育方麵，16至45歲的中青年大多數進入夜校(補習學校)，年紀更大一些的則編入識字組。1933年，中央蘇區2932個鄉中，有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有夜板6462所，識字組(福建未統計)32388個，組員15.5萬人。中央蘇區還建立了蘇維埃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紅軍大學、中央列寧師範學校和其他各種專門技術學校，培養大批優秀幹部。蘇區還發行各種報紙、雜誌，1934年，僅中央蘇區就有報刊34種，如《紅色中華》《青年實話》《鬥爭》等。此外，蘇區的戲劇、歌舞也有相當的發展。
蘇維埃區域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在全國樹立了一個楷模，它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形成鮮明的對照，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沒有民族壓迫、沒有封建剝削的自由光明的天地。
四、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長征的勝利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推行，斷送了九一八事變後有利於革命的時機，使上海臨時中央的處境日益險惡。1933年春，中共臨時中央轉移到中央蘇區。
這時，“左”傾機會主義者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已經排擠了毛澤東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博古到達中央蘇區，進一步排斥毛澤東，打擊具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控製蘇區的黨、政、軍大權。1933年2月，博古等人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批判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對革命悲觀失望”的“逃跑退卻路線”。3月，又在江西開展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打擊擁護毛澤東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在中央蘇區全麵貫徹“左”傾機會主義。
5月8日，臨時中央提議成立了紅軍總司令部，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麵軍總司令，周恩來為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麵軍總政委，同時將隨軍行動的中央革命事委員會移至臨時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項英為委員，負責軍事指揮。接著，臨時中央又接管了蘇區中央局，直接掌握了蘇區的黨、政、軍權力。
正當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蘇區和其它根據地得到貫徹的時候，蔣介石卻加緊準備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1933年9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參與下，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自任總司令，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其中以50萬兵力分4路進攻中央蘇區。蔣介石總結經驗，采取“步步為營，節節進剿”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修築了3000多個碉堡，層層包圍，企圖消耗紅軍有生力量，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一舉消滅紅軍。
當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原名粵托·布勞恩，德國人)已到達瑞金。他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隻是照搬蘇聯紅軍的正規戰經驗和一套教條理論，但博古對他十分信任。博古、李德實際上成為最高的軍事指揮者。
中央紅軍8萬餘人，在博古、李德的指揮下，一開始就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9月28日，敵人占領黎川，切斷了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聯係。臨時中央領導人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得失，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命令紅軍全線出擊，到外線攻打敵人堅固的據點，使紅軍在敵人的堡壘間東奔西撞，逐漸陷入被動地位。
1934年1月，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主持會議並作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認為“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將實現一省或數省的蘇維埃革命首先勝利，並奠定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的強固基礎”。會議繼續強調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設立中央書記處，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組成，博古負總責。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機會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在此期間，紅軍在泰寧、建寧地區與敵人相持數月後，被迫後退。3月，敵人向蘇區北大門廣昌推進，李德、博古又抽調紅軍主力集結於廣昌一帶，與優勢敵軍打陣地戰。4月廣昌失陷，敵人深入蘇區內部，這時，博古、李德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將紅軍分成6路，搞“短促突擊”，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擋，結果使紅軍窮於應付，疲於奔命，更加陷於被動。
第五次反圍剿打了一年多，根據地防線全部被攻破，紅軍處於包圍之中，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1934年7月，根據中央指示，尋淮洲、粟裕率領由紅七軍團改編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前進，在贛東北與方誌敏的紅十軍會合，編為紅十軍閉，繼續北上。8月，任弼時、肖克又奉命率領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與賀龍的紅二軍團在貴州東北會合，開辟了湘鄂川黔蘇區。9月，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團在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率領下進行西征，後經陝南到達陝北，與劉誌丹的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為迎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創造了條件。
1934年10月10日，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麵軍8.6萬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實行戰略大轉移。這時，博古、李德又驚慌失措，成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把紅軍的戰略轉移當作搬家式的行動。國民黨追剿軍達16個師，布置了4道封鎖線，由粵軍、湘軍、桂軍分別堵截。紅軍將士英勇奮戰，突破了4道封鎖線，尤其是11月底的湘江戰役，紅軍損失慘重，減少到3萬餘人。紅軍突破湘江，向西疾進。蔣介石急忙調集大軍，阻擋紅軍會師。如果不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就必然遭到5、6倍敵軍的圍攻。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博古、李德在四處碰壁的情況下，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於是紅軍從湘南通道轉兵，進入貴州，強渡烏江，直撲遵義。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占遵義城。
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推行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戰士的懷疑和不滿，他們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是正確的，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誌也開始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救危機中的黨和紅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還有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共20人。
博古代表中央在會上作了《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歸咎於國民黨力量的強大和白區、蘇區配合不力等客觀原因，不承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周恩來則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著重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批駁了李德為自己辯解的錯誤，並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和今後應采取的方針。多數同誌在發言中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張聞天受會議委托，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明確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第676頁。】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雖然沒有全麵地討論政治路線問題，但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軍事問題，在組織上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實際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路線，使中國革命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是中共曆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它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開始，是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遵義會議後，紅軍進行整編，輕裝上陣，在雲貴高原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1935年1月至3月，進行了四渡赤水戰役，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利。接著，紅軍又南渡烏江，佯攻貴陽，乘虛直入雲南，於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跳出了蔣介石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的勝利。紅軍進入四川通過大涼山彝族地區後，又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於6月14日抵達川西的懋功地區，與來自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麵軍勝利會師。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這時，紅一方麵軍2萬多人，紅四方麵軍8萬多人。張國燾自恃兵力雄厚，個人野心極大膨脹。他反對中央北上，認為紅一方麵軍的長征已經失敗，革命處於退卻時期，所以主張向四川、西康邊界轉移。為了團結張國燾，黨中央於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地區的沙窩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定》，再次肯定了北上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決定把一、四方麵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北上。8月27日，毛澤東等率領右路軍越過草地到達四川北部的巴西，張國燾等也隨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這時，張國燾卻打電報公開反對中央北上，要求右路軍全部南下，並企圖以武力危害黨中央。毛澤東等聞訊後，連夜率領紅一方麵軍主力北上，脫離危險地帶。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號召紅軍指戰員同張國燾的錯誤作鬥爭，同時將北上的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繼續北上。紅一方麵軍攻占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六盤山，於10月19日抵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11月，紅軍在直羅鎮殲滅來犯之敵一個師又一個團，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為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中央北上後，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麵軍重過草地，向川康邊界退卻。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公開分裂黨和紅軍。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責令他立即取消偽中央，停止一切反黨活動。由於部隊南下受到敵人的阻擊和圍攻，傷亡慘重，到4月剩下4萬多人，張國燾又被迫向甘孜地區撤退，引起廣大指戰員的不滿。在中共中央、共產國際的一再責令下，6月6日，張國燾被迫取消了偽中央，同意北上。
1936年7月2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從湘鄂川黔根據地長征到達四川甘孜，同紅四方麵軍會師。紅二、六軍團奉命改編為紅二方麵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10月22日，紅二、四方麵軍長征到達甘肅會寧，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麵軍會師，長征宣告勝利結束。
長征是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一結束，中國革命的新局麵就開始。12月7日，紅一、二、四方麵軍組成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紅四方麵軍主力部隊和紅五軍團2萬餘人，於11月10日組成西路軍，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進軍。在優勢敵人的圍攻下，1937年3月遭到最後失敗。西路軍失敗後，曾發展到30萬人的紅軍，剩下不到3萬人，這主要是王明和張國燾的錯誤造成的。
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8年4月清明節，張國燾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借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之機，隻身投靠國民黨，做了可恥的叛徒。4月18日，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紅一方麵軍長征後，中央蘇區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以項英為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陳毅為主任)和中央根據地軍區(由項英兼任司令員和政委)，領導留在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和遊擊隊堅持鬥爭。
國民黨軍隊進入蘇區後，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樹砍光、屋燒光、人殺光”。在敵人的屠刀之下，瑞金被殺12萬人，平江被殺13萬人，江西和閩西的革命群眾被殺80多萬，許多村莊全被燒毀，成為一片荒涼的無人區。國民黨還組織了“靖衛團”、“鏟共團”、“返鄉團”、“義勇隊”、“清鄉委員會”等，糾集地主惡霸對蘇區人民進行反攻倒算。為了斷絕遊擊隊和人民群眾的聯係，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燒山、封山、砍山、並村、移民的活動，強迫山區人民遷到敵人據點裏居住。村村築碉堡，處處安據點，實行嚴密的保甲製度。
但是，蘇區人民在項英、陳毅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仍然在贛粵邊、閩贛邊、贛東北、閩西、閩北、閩東、閩南、浙南、湘南、湘贛邊、湘鄂贛邊、鄂豫皖邊、豫南桐柏山、廣東瓊崖等8省14個地區堅持遊擊戰爭。
1934年10月，項英、陳毅率領部分紅軍退入南嶺，分散活動。11月，贛粵邊特委建立了以油山為中心的贛粵邊遊擊根據地。1935年3月，中共中央分局也來到油山，確立了“依靠群眾，堅持鬥爭，積累力量，創造條件，迎接革命高潮”的方針，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在險惡的環境中，紅軍戰士風餐露宿，晝伏夜行。真是“炊斷糧，野菜和水煮；設野營，大樹遍身待曉明”。1936年冬天，陳毅在梅山被圍20餘天，生命安危，係於一發。他寫下“斷頭令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豪邁詩篇，表達了革命到底的決心。在根據地人民的支援下，南方8省的紅軍戰士，從1934年到1937年堅持了3年最艱苦最困難的遊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又先後奔赴抗日戰爭。
五、少數民族的革命鬥爭
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廣西。1925年五卅運動後，廣西梧州開始建立共產黨組織。韋拔群等在東蘭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運幹部，農民運動在右江和左江流域開展起來。大革命失敗後，韋拔群領導革命群眾轉入東蘭、鳳山山區，堅持武裝鬥爭。1928年6月，中共廣西省委成立，決定恢複、發展各縣的黨組織。1929年夏，中央派鄧小平到南寧，領導廣西鬥爭。1929年12月、1930年2月先後舉行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和右江根據地。1930年10月，紅七軍奉命北上，韋拔群仍留下堅持鬥爭。1932年10月，在桂係軍閥對右江根據地進行殘酷圍剿中，韋拔群英勇犧牲，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
蒙古族主要居於內蒙古地區。1925年10月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由錫尼喇嘛指揮，曾在19個嘎查(鄉)建立人民革命政權。1927年3月，蒙古族和漢族人民在呼和浩特城南進行了反對當局清丈地畝的鬥爭。國民革命失敗後，蒙古地區的革命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仍然堅持鬥爭。1929年春，錫尼喇嘛遇害，革命鬥爭受到挫折。同年，在內蒙東部地區，嘎達梅林率領蒙民開展了反對達爾罕王出賣蒙民土地的鬥爭，這場鬥爭到1931年春被鎮壓下去。九一八事變後，黨派王若飛到綏遠，加強對蒙古工作的領導。1932年，成立了蒙漢各階層人民參加的反帝大同盟。後來，蒙古地區武裝加入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對日作戰。
回族是我國分布較廣的一個民族，集中居住在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在五四運動中，許多回民先進青年投入了鬥爭，回族青年郭隆真還參與了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工作。在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中，都有回族的先進分子參加；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有從華北、西北來的回族學員。五卅慘案後，北京回民組織了回族滬案後援會。1926年，共產黨在寧夏建立組織。同年，河北、山東一些回民村中也有共產黨組織活動。紅軍長征進入陝甘後，與回族人民有了更多的聯係。1936年5月發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公布了共產黨對回族的政策，得到回族人民的擁護。
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等省。英帝國主義長期在西藏進行侵略分裂活動，進而於1920年10月派遣貝爾使團入藏，離間西藏地立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引起西藏各階層人民的反對，貝爾被迫返回印度。1928年，十三世達賴主動派遣代表與南京政府聯係。1929年，南京政府派人入藏，並設立蒙藏委員會，班禪也在南京設立辦事處。1931年，達賴在南京正式成立辦事處。這時，英國極力策動西藏的親英勢力組織“新軍”，進犯西康、青海等地。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去世，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入藏致祭，並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處。1934年1月，南京政府根據西藏僧俗官民推薦，任命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職權，管理地方政教事務。熱振攝政後，打擊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新英美勢力，發展了西藏與內地的關係。
新疆是一個少數民族眾多的地區，主要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從1912年到1928年7月，新疆地方政府一直控製在楊增新手中。此後，民政廳長金樹仁奪取了新疆統治權，對各族人民實行沉重的經濟盤剝和民族壓迫。1931年4月，和加尼牙孜領導哈密地區人民武裝暴動，反對金樹仁的統治。1933年春，和加尼牙孜聯合回族軍閥馬仲英進攻庫車、阿克蘇等地。直逼南疆重鎮喀什。這時，英國策動土耳其主義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墨玉縣發動叛亂，成立“和田伊斯蘭教共和國”，1933年4月，金樹仁已無力控製局勢。一部分青年軍官發動政變，趕走金樹仁，推舉盛世才為邊防督辦。盛世才很快擊敗了各敵對勢力，統一了新疆，使動亂了多年的新疆局勢暫時穩定下來。
苗族、瑤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各省。1924年，廣西大苗山的苗民發動了反抗軍閥壓迫的鬥爭。1928年冬，共產黨在海南島母瑞山苗族、黎族地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34年底，紅二六軍團開辟了湘鄂川黔根據地，很多區鄉的政權組織中，都有苗族群眾參加。紅軍長征途中，得到了苗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不少人參加了紅軍。此外，滇東南和湘西的苗族、桂北的瑤族，都曾發動過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起義，但都失敗了。
彝族主要居住在川、滇大小涼山地區。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彝族地區連續不斷地爆發武裝鬥爭，提出“民族平等”、“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府”等口號。1935年4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四川瀘沽地區，幫助冕寧縣的彝漢族人民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燒毀了田地糧冊。5月，紅軍進入果基(沽雞)、倮伍、羅洪等彝族家支控製地區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結盟，並把一麵“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的紅旗授給小葉丹。紅軍在彝族地區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鼓舞了彝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895年割讓給日本。五四運動後，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到台灣。1928年，台灣成立共產黨組織。1930年10月，台中州的能高郡霧社高山族人民舉行反日大起義，斃傷日寇330多人。12月，起義被鎮壓下去，起義群眾大部分犧牲。
少數民族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員。他們的革命鬥爭，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支持了紅軍和根據地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