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國共對壘與局部抗戰(1927～1937) 第二節中共的武裝反抗和土地革命
一、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創
國民革命夭折後，中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民族資產階級附和了反革命，小資產階級上層發生了很大動搖，從而使國民黨由
來四個階級的聯盟蛻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革命的力量隻剩下工農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建立了全國政權，對共產黨和工農運動進行殘酷鎮壓。共產黨的大多數組織被摧殘，共產黨員從5.7萬減少到1萬人。工會會員從300多萬減少到幾萬人，曾擁有近1000萬會員的農會組織，絕大部分不複存在。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和屠殺，中國共產黨央勇反抗，革命從血泊中重新開始。
在汪精衛叛變前夕，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停止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後又加入瞿秋白)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汪精衛“七一五”分共後，武漢形勢日益險惡，中共中央負責人多到九江，因為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如葉挺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賀龍的第二十軍等駐紮在九江一帶。1927年7月20日左右，李立三等在九江提出利用葉、賀部隊在南昌發動起義，實行武裝反抗的建議，得到中央同意。臨時中央立刻派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前往南昌組織起義。7月26日，汪精衛命令葉、賀到廬山開會，將所部集中到德安，陰謀包圍消滅。葉、賀聞訊後，拒絕執行汪精衛的命令，將部隊直開南昌。在南昌，黨還掌握有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隊，總計兵力2萬多人，而敵人守備南昌的部隊隻有6個團，約1萬人。
7月27日，周恩來在南昌成立了前敵委員會，成員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譚平山(台參加)。28日，又成立起義總指揮部，以賀龍為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參謀長，具體部署起義計劃。30日上午，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到南昌，阻撓起義，遭到前委的一致反對。8月1日淩晨2許，南昌起義爆發。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起義軍全殲守失敵，占領南昌城。中午，駐南潯鐵路馬回嶺車站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在聶榮臻、周士第的率領下也參加起義，第二天開進城內。南昌起義，繼續運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成立了由共產黨員、國民左派人士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起義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番號，以賀龍代理總指揮，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同一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宣布繼續反對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土地革命。8月2日，武漢政府明令討伐共產黨，並命令張發奎率第二方麵軍前往鎮壓。3月至7日，起義軍按照原訂計劃相繼撤離南昌，取道臨川、宜黃、廣昌南下，途中公布了《八一革命宣傳大綱》和《土地革命宣傳大綱》。8月下旬至9月上旬，起義軍連克贛南的瑞金、會昌、閩西的長汀、上杭等地，準備在廣東建立根據地，重新北伐。10月初，起義軍在廣東境內受到優勢敵軍的圍攻，遭到失敗。根據中央指示，起義主要領導人分批撤離部隊，周恩來等取道香港回上海工作。起義軍一部進入海陸豐地區，另一部由朱德、陳毅率領在湘翻贛邊界開展遊擊戰。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樹起了中國共產黨堅持革命的旗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創建軍隊、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開始。
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為製定新形勢下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了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軍委人表、團中央代表、兩湖代表20餘人。新來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傳達共產國際關於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政策，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工作報告，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等發了言。會議通過了關於最近農民鬥爭、職工運動、黨的組織問題等決議案，發表了著名的《告全黨黨員書》。
八七會議徹底清算了國民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出：當時“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的獨立”，取消了“革命群眾運動之存在”；對國民黨一味妥協退讓，“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使黨的指導者成為國民黨上層分子的政治俘虜。【《告全黨黨員書》，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126頁。】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指出“中國革命尚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告全黨黨員書》，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137頁。】，規定了沒收大、中地主和祠族廟宇土地分給佃農和無地農民的原則。會議製定了黨現時的主要任務，是利用秋收季節，組織農民總暴動，並通過了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大綱。毛澤東在會上強調指出：“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會議重新選舉了臨時中央政治局，以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
八七會議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確立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方針和任務，為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混亂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新階段。由於受到共產國際“左”傾思想和黨內“左”傾情緒的影響，這次會議在糾正右傾錯誤的同時，卻滋長了“左”的錯誤。不久後即發展形成了約半年時間(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被委任為中央特派員，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8月18日，毛澤東在長沙近郊召開了湖南省委會議，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成立了秋收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記義部隊由原武漢政府警衛團、平江瀏陽等地的農民自衛團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組成，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4個團約5000餘人，以盧德銘為總指揮。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分別向平江、醴陵、瀏陽等地進攻，然後會攻長沙。但由於敵軍力量強大，加之自身兵力分散和第四團(原夏鬥寅殘部)叛變，各路起義軍先後遭到嚴重挫折，奪取長沙的目標無法實現。9月19日，各路起義軍退集到瀏陽縣文家市。在這裏，毛澤東召開了前委會議，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攻取大城市已沒有可能，應該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會議經過爭論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否定了繼續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向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進軍。29日，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的三灣村，進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三灣改編。毛澤東將原來的3個團縮編為一個團，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把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營團設黨委，整個軍隊由前委統一領導；建立了軍隊內部的民主製度，連以上設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一致、政治民主、經濟公開等製度，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係。三灣改編開創了人民軍隊良好的政治生活，為建立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此後，毛澤東率領部隊向井岡山進軍，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秋收起義完全拋棄了國民黨的舊旗幟，樹起工農革命軍大旗，是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的起點，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決定放棄左派國民黨的旗幟，在革命鬥爭中宣傳並成立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9月至10日，彭湃領導東江人民舉行了兩次起義，占領了海豐、陸豐兩座縣城，11月成立了海陸豐蘇維埃，這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10月，楊善集、馮白駒等領導了廣東瓊崖農民起義。11月，吳光浩、戴克敏等領導了數萬人的湖北黃(安)麻(城)起義，攻占黃安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
當時，中共廣東省也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利用粵桂軍閥混戰、廣州空虛之機，以葉劍英領導的第四軍教導團和周文雍任總指揮的工人赤衛隊共4000餘人為骨幹，舉行武裝起義，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任起義總指揮。1927年12月11日淩晨2時，廣州起義爆發，起義軍手執紅旗，分路進攻。經過兩個多小時激戰，占領了市內大部分地區。當天，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以蘇兆征為主席(時蘇在上海，由張太雷代理)，正式命名起義部隊為工農紅軍，以葉挺為總司令，葉劍英為副總司令。蘇維埃政府發布宣言和政綱，宣布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起義爆發後，粵桂軍閥立刻停止內訌，聯合向廣州進攻。由於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加之共產國際代表紐一曼的堅持，起義軍沒有及時，轉向農村，而是堅守廣州。在5萬多敵人的進攻下，起義軍奮戰三晝夜，最後失敗了。張太雷犧牲，士兵、市民七八千人被殺。廣州起義，是中共武裝奪取城市政權的又一次嚐試，充分表現了共產黨和革命人民英勇奮鬥的精神。
1928年1月，方誌敏、邵式平等在贛東北發動弋(陽)橫(峰)起義，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同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在湘南發動暴動，由於執行了“左”傾燒殺政策，脫離了群眾。3月，賀龍、周逸群在湖南發動桑植起義，在進攻縣城時受到挫折。3月至6月，郭滴人、鄧子恢、張鼎丞在閩西領導了龍岩、永定起義，建立地方武裝。4月，劉誌丹、謝子長、唐澍等領導了陝西渭(南)華(縣)起義，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了湖南平江起義，開展遊擊戰爭。
從1927年8月至1928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共發動了100多次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使土地革命的口號深入人心，為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農村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為了總結國民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黨的思想，製定新時期黨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84人，候補代表34人，代表全國4萬多名黨員。
會議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指導下進行。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任務的政治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央作了補充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李立三作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蘇維埃政權組織、土地、農民、職工、軍事、民族等決議案，製定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大會正確肯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種認為中國革命目前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的認識是錯誤的。同樣，認為中國現時革命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因為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私有土地製度並沒有推翻，革命的中心任務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為此，大會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綱：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大會指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於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反革命勢力仍超過工農。所以，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積聚革命力量，準備武裝暴動，而不是盲目地采取進攻路線。
大會總結了國民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批評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大會指出，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不奪取軍隊，阻止群眾運動，遷就資產階級的右傾投降主義，是國民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而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目瞎幹，不顧條件強迫群眾武裝暴動的“左”傾盲動主義，則是國民革命後各地武裝起義的主要教訓。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它使黨脫離了群眾。所以，黨必須繼續反對機會主義，尤其要反對“左”傾盲動主義。
大會規定了黨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大會指出，必須注意黨的建設，加強黨的戰鬥力和無產階級化，恢複被破壞的各級組織，肅清黨內糾紛，取消“懲辦”製度，實行民主集中製。各地武裝起義後，應堅決地成立蘇維埃政權，發展真正的工農革命軍——紅軍。建立紅軍的原則是采用蘇聯紅軍的組織經驗，實行政治委員和政治部製度。黨在城市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加強對日常經濟和政治鬥爭的指導，大力發展工會組織。黨在農村的任務是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大會重新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委員13人。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以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5人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徐錫根、楊殷為候補委員。由於共產國際過分強調工人成分，所以會議推舉武漢碼頭工人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周恩來先後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秘書長、農民部長、軍委書記，李立三(後被補為政治局常委)先後為宣傳部長、秘書長等。
黨的六大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對一係列存在嚴重爭論的問題做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在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大體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六大把黨的工作從千方百計的組織暴動扭轉到從事艱苦的群眾工作，確定了爭取群眾的總路線，使黨的工作發生了重要轉變，在實踐中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六大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麵性和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認識；過分強調工人階級的成分，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識不足。
國民革命失敗以來，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地勢險要，物產豐富，群眾基礎較好，又遠離中心城市，敵人統治力量薄弱。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江西寧岡縣古城，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決定以井岡山為落腳點，建立根據地，同時派人對井岡山上的兩支綠林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進行改造，將其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10月底，部隊到達井岡山的中心茨坪，開始創建根據地。1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邊界各縣黨的負責人會議，要求盡快恢複和建立黨的組織。到1928年2月，革命軍先後攻占了湖南茶陵、江西的遂川、寧岡三座縣城，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形成。這時，毛澤東又改變了過去軍隊隻打仗的傳統，要求軍隊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規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後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成為八項注意。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部隊轉戰到井岡山，在市與毛澤東勝利會師。5月4日，兩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和黨代表，朱德為軍長，陳毅為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1萬餘人。井岡山會師後，革命力量大大加強，各縣也掀起分配土地的高潮。不久，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和邊界特委相繼成立，毛澤東為政府主席和特委書記。4月到7月，湘贛兩省敵人向井岡山發動了三次“進剿”，紅軍采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樸素的遊擊戰術，接連擊破了敵人的進攻，鞏固、擴大了根據地，使根據地包括寧岡、永新、蓮花三縣全境和吉安、安福、遂川、酃縣各一部。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
同年6月，受盲動主義影響的湖南省委要求紅四軍下山向湘南發展。8月，紅軍大隊向湘南冒進，攻打郴縣，結果遭到重大損失，井岡山根據地的大部分地區也被敵人占領，造成了八月失敗。9月26日，紅軍大隊回師井岡山，於10月收複了大部分地區。
八月失敗後，紅軍內部的悲觀思想有所抬頭，對農村根據地的存在產生疑慮。為了反對盲動主義和悲觀思想，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努力探求中國革命的道路。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它的第一部即《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總結八月失敗的教訓，分析了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軍閥之間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由於中國社會矛盾沒有解決，革命形勢必然向前發展，許多地區受過革命的洗禮，群眾基礎較好，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這些都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所謂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就是武裝鬥爭、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三者有機結合的思想。11月25日，毛澤東又向黨中央寫了《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他再次總結了井岡山鬥爭的經驗，說明小塊紅色政權不僅能夠存在，而且有條件繼續發展，進一步論證了進行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三位一體的重要性。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9年1月，紅四軍向贛南、閩西發展，創建了贛南、閩西根據地。在贛南、閩西的鬥爭中，毛澤東為批判當時黨內存在的悲觀思想，回答林彪等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於1930年1月5日寫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把一塊塊根據地與全國政權聯係起來，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毛澤東批評黨內部分同誌“沒有在遊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指出，隻有實行“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才能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5月，毛澤東又針對教條主義，寫了《反對本本主義》的哲學論文，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對本本主義》兩篇文章，標誌著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的初步形成。幾年後，毛澤東以更為明確的語言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通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頁。】
在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下，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農村根據地為依托，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創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它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中國人民指明了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它與毛澤東的建黨建軍思想相結合，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八七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轉入地下活動，開始恢複重建黨的組織。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回上海。1928年4月，中央發出《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與秘密工作》的通告，第一次提出黨的秘密工作必須與公開工作相結合、盡量利用一切公開和半公開的機會團結工農群眾的策略方針。黨的六大以後，由於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能力有限，無法擔負領導責任，中央工作實際上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周恩來主持。為了保衛黨中央安全，1928年11月，周恩來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以顧順章為負責人。1929年末，又派遣李克農、錢壯飛等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錢壯飛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央工作和根據地反“圍剿”戰爭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由於1928年全國的省委機關都曾被破獲過，黨的地方組織處於渙散和無組織狀態。為了整頓幾乎被打散的黨組織，恢複並發展黨在白區的工作，周恩來親自改組、整頓問題最大的順直省委和江蘇省委，並幫助其他各地重建黨組織。1929年1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重新規定了工會工作的策略方針。到1930年，全國黨員發展到12萬人，建立了順直、江蘇、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廣西、雲南、四川、安徽、河南、山東、陝西、滿州等17個省委，不少地方建立了特委、縣委，在各大城市產業工人中建立了229個支部，使黨的組織逐步健全起來。黨通過全國總工會領導了鐵路、海員兩個全國性的總工會、15個地方總工會、16個城市中的工會，有組織的工人達11萬人，工人的罷工鬥爭也隨之發展。
在白區工作恢複的同時，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都借鑒井岡山鬥爭的經驗，深入農村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1928年到1930年，各根據地和紅軍有了很大的發展。例如：
贛南閩西根據地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出擊。2月，紅四軍在瑞金的大柏地伏擊敵軍，大獲全勝，開始在贛南站住腳跟。隨後，紅軍移師北上，到達東固，與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軍第二團、第四團會師，開辟了贛南根據地。3月到10月，紅四軍利用閩西敵軍空虛的機會，三度入閩，在鄧子恢、張鼎丞領導的閩西黨組織配合下，開辟了以上杭、龍岩、永定為中心的閩西根據地。1930年春，江西、閩西的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當地紅軍被分別改編為紅三軍、紅十二軍。1930年6月，紅三、四、十二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為軍團長，毛澤東為政委。
湘鄂贛根據地1928年7月平江起義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紅五軍在湘鄂贛三省交界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11月，彭德懷率領紅五軍主力向井岡山轉移，黃公略率領紅五軍一部堅持鬥爭。12月，紅四、五軍在寧岡會師。不久，井岡山根據地遭到湘贛兩省敵軍的圍攻，紅四軍、紅五軍先後出擊贛南。1929年5月，紅五軍重新奪回井岡山，並發展了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湘贛根據地。10月，紅五軍又進入湘鄂贛，擴大了湘鄂贛根據地。1930年湘贛、湘鄂贛兩區聯成一片，成立了湘鄂贛蘇維埃政府，包括三省交界的10多個縣的大部或一部。7月，紅五軍擴大改編為紅三軍團，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8月下旬，從江西進入湖南的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合編成紅一方麵軍，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司令。
閩浙贛根據地1928年1月弋橫起義後，方誌敏領導江西紅軍獨立團開辟了贛東北根據地。同年冬，閩北崇安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舉行起義，成立了閩北紅軍獨立團，開辟了閩北根據地。1930年5月，江西紅軍獨立團攻克景德鎮，擴大贛東北根據地到浙江西部。7月以後，贛東北根據地與閩北根據地合半，成為閩浙贛根據地，兩地紅軍合編為紅十軍，成立了統一的贛東北蘇維埃政府，方誌敏為主席。1931年春，閩浙贛根據地發展到三省交界的20多個縣。
鄂豫皖根據地1927年11月黃(安)麻(城)起義後，部隊在鄂東開展遊擊戰爭，於1929年建立了鄂東北根據地。同年5月，河南商城農民、士兵發動起義，開辟了豫東南根據地。11月，安徽六(安)霍(山)農民起義建立了皖西根據地。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地區，統一領導三塊根據地，三地紅軍合編為紅一軍。紅一軍乘國民黨新軍閥中原大戰之機，大舉出擊，使根據地擴大到30餘縣，三個地區聯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據地。1931年初，紅一軍改編為紅四軍。11月，紅四軍又擴編為紅四方麵軍，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為政委。
洪湖湘鄂西根據地1928年3月桑植起義後，賀龍率工農革命軍在湘鄂邊堅持遊擊戰爭，周逸群到洪湖地區組織遊擊隊。1929年2月，湘鄂邊軍隊改編為紅四軍，並先後攻占桑植、鶴峰等縣城，開辟了湘鄂西根據地。1930年2月，洪湖地區的遊擊隊合編為紅六軍，使洪湖根據地不斷擴大。7月，紅四軍、紅六軍在公安會師，組成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委。洪湖、湘鄂西兩區聯成一片，成立了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後來，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會合，組成紅二方麵軍，賀龍任司令員，任弼時任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