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排除異己，也使國民黨內分化出改組派、再造派、三民主義大同盟等政治派別。
改組派是國民黨內擁護汪精衛的政治派別，全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1927年12月，汪精衛在國民黨派係鬥爭中失敗後離滬赴法，汪派的中央委員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王樂平等打出“改組國民黨”的旗號，繼續活動。1928年五六月間，陳公博、顧孟餘先後在上海創辦《革命評論》和《前進》雜誌，宣傳改組國民黨的主張。1928年冬，“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在上海正式成立，設立總部，王樂平為負責人，並在國內許多省市和海外建立支部，會員最多時達1萬餘人。改組派的上層是一些官僚政客、失意軍人和少數反蔣愛國人士，下層主要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國民黨黨政機關的職員。他們不滿國民黨的現狀，又不讚成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因而聚集在改組派的旗幟下。1929年2月，改組派在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統一思想。改組派認為，“中國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之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所以，他們主張恢複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精神，把國民黨改組成為一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黨，反對腐敗、獨裁和專製，提倡“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中國及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中央全會資料》(上)，第554、557頁。】改組派不但反對共產黨的革命，而且反對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幻想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代表了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1929年3月，改組派掀起了反對蔣包辦國民黨三全大會的鬥爭。5月，又聯合地方實力派在上海發起護黨革命大同盟，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11月，改組派與李宗仁、張發奎、唐生智等組織“護黨救國軍”，掀起軍事倒蔣運動，結果失敗。蔣介石對改組派的反蔣活動進行了嚴厲的鎮壓，不但封閉了改組派創辦的學校、刊物和各地領導機關，而且於1930年春暗殺了改組派總部負責人王樂平。此後，改組派的基層活動陷於停頓。1930年8月中原大戰時，汪精衛在北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1931年5月蔣介石扣留胡漢民後，汪精衛改組派又前往廣州，與胡漢民派合作，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另立國民政府，與蔣南京政府相對抗。九一八事變後，蔣汪合作，汪精衛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陳公博為實業部長，顧孟餘為鐵路部長，汪派的重要分子大都進入國民黨的黨政機關。這樣，改組派的活動亦告結束。
再造派是國民黨內以胡漢民、孫科為後台的政治派別。1928年1月，胡漢民、孫科等因不滿蔣介石而離開上海去西歐遠遊。2月，擁護胡、孫的王昆侖、鍾天心、諶小岑、程元斟等一批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在上海創辦《再造旬刊》和《民眾日報》，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再造派。參加再造派的有180餘人，多是北京大學、北洋大學、政治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這個派別，是在“孫文主義學會”北方分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們以孫中山五權憲法的思想為理論根據，設計了實現五權憲法的政治方案，主張國民黨實行凱末爾主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們認為國民黨已經處於危機之中，必須“再造一番”。他們一麵揭露蔣的獨裁統治，一麵批判改組派的主張，稱改組派的“農工小市民聯盟”是馬克思主義的翻版，是共產黨的右派。他們擁護胡漢民為國民黨領袖，鼓吹蔣胡作用，反對並防止蔣汪合作。再造派還登載CC係打擊其它派係的文章，提倡國民黨內的團結，得到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海外部分華僑的支持。1928年9月，蔣胡合作後，隨著胡漢民、孫科當了國民黨中央常委，胡漢民出任立法院長，孫科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再造派有的進入南京政府做官，有的到海外留學，這個政派的活動基本停止。到1931年2月，蔣因約法問題扣留胡漢民，蔣胡關係破裂，再造派又活躍起來，並與改組派聯合反對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再造派的反蔣活動逐漸停止。
三民主義大同盟是丁惟汾建立的一個小組織。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東日照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1924年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工人部長。1926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青年部長。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前後，丁惟汾網羅了一批追隨自己的青年，建立了一個“三民主義大同盟”的小組織，支持蔣介石“清黨”反共。南京政府成立後，丁惟汾想以青年部長職務發展自己的私人勢力，但是陳果夫卻壟斷了組織大權，極力排斥丁惟汾，從而加深了彼此間的矛盾。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取消了五個部，以丁惟汾為中央常委、訓練部長。會後，國民黨整理各地黨務，改組派和大同盟分子乘機掌握了許多省市的黨務指導委員會的大權。國民黨三全大會時，陳果夫操縱圈定、指派代表大權，使南京、北平、天津的大同盟分子全部落選。因此，丁惟汾便發動全部人馬，在平、津、京地區發起反蔣鬥爭。同年11月，改組派和大同盟策動南京特別市黨部黨務指導委員會全體官員發表辭職呈文，抨擊蔣記中央。此時，丁惟汾也提出辭職，並指導平津地區大同盟組織學生學潮。他又利用閻錫山、白崇禧解散平津工會事件，激烈地抨擊國民黨中央，要求驅逐陳果夫等人。由於的聲勢越來越大，蔣介石急忙訓令國民黨中央設法製止。1928年12月，國民黨先後撤銷了浙江、河北、山西、北平等地的黨務指導委員會。陳果夫指揮CC係人馬在平、津、京地區打擊大同盟勢力。陳果夫與閻錫山、白崇禧串通，對大同盟操縱的北平市工會、學生聯合會進行武力鎮壓，強行解散了天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占領了平津市黨部，迫害大同盟成員。丁惟汾為了保全個人地位，秘密向蔣介石、陳果夫通款求饒，他的青年黨徒也各尋出路，三大主義民同盟從此瓦解。國民黨三全大會上，丁惟汾仍被選為中央常委，從此擁護蔣介石。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蔣介石不斷加強獨裁統治，鎮壓異己勢力和抗日運動，國內政治犯日益增多。1932年10月，宋慶齡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向蔣介石提出建立一個特種委員會，專門處理政治犯，蔣介石沒有答應。11月，宋慶齡準備組織一個團體，專門保護和營救所有政治犯，呼籲中外知識界人士和友人參加。12月17日，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集會、言論、出版等民權，營救一切政治犯為宗旨。該同盟取“民權”二字，來源於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權同盟總部設在上海，以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鄒韜奮、胡愈之、林語堂等為執行委員，宋慶齡、蔡元培為正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並在上海、北平設立分會。民權同盟成立前後，主要從事營救政治犯的工作。1932年10月，營救中國托派領導人陳獨秀、彭述之；12月，要求釋放被拘捕的北平愛國師生許德珩、候外廬等人；1933年2月，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槍殺鎮江的《江聲報》記者劉煜生，3月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羅登賢、廖承誌、陳賡；4月，探望在押的共產黨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牛蘭等，要求改善獄中待遇；5月，抗議國民黨殺害左翼作家應修人，營救被秘密綁架的丁玲、潘梓年；抗議德國法西斯迫害德進步人士和猶太人。民權同盟的這些活動，使國民黨在社會輿論麵前十分尷尬。由於宋慶齡地位特殊，蔡元培德高望重，反動派便把矛頭指向楊杏佛。1933年6月18日，戴笠親自指揮特務在上海法租界刺殺了楊杏佛，並殺死凶手過得誠以滅口。楊杏佛被刺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動，蔡元培也與國民黨蔣介石徹底決裂。
六、國民黨統治下的財政經濟狀況
任何一個國家政權，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除了實行鎮壓反對者的職能之外，還要執行組織社會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的公共職能，蔣記南京政府也不例外。
1.初期的財政措施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
南京政府成立後，國內財政經濟千瘡百孔，加之連年用兵，內戰軍費占整個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後，1928年6月27日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討論裁兵、統一財政和統一交通問題。7月1日，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決定整理全國財政，以便增加收入，穩定統治。
南京政府整理財政，主要整理稅源和稅務。首先劃分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來源範圍，中央財政收入主要靠關稅、鹽稅和統稅，地方財政收入主要靠田賦和營業稅。
關稅過去一直控製在外國人手中。自改訂新約後，南京政府可以自由製定、使用和管理關稅。關稅總收入從1913年的1697萬元上升到1928年17914萬元，1929年為27554萬元。關稅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也由1913年的21%上升到1928年的41%，1929年為51%，成為南京政府穩定財政的重要手段。
鹽稅曆來是中國政府的重要財源，宋子文將鹽務機構稽核所納入財政部，加強管理。1931年3月，南京政府公布“鹽法”，統一鹽稅，提高稅率。鹽稅之重，約占鹽價的3/4，使南京政府的鹽稅收入逐年增加。1928年為10000多萬元，1930年近14000萬元，1931年為17000萬元。
宋子文為財政部長後，實行新稅製，即統稅和特種消費稅。國民黨統一全國後，撤卡裁厘，根據一物一稅的原則，規定工業產品出廠或進口，向國家一次性納稅後，即可通行全國，沿途不再征收厘金、雜捐等，中外商人一律相同。1928年，首先對卷煙、麵粉征收統稅。1931年明令裁厘，對棉紗、火柴、水泥征收統稅，以後又擴大到其它工業品。1932年1月成立統稅署(後改稅務署)。統稅的實行，改變了以前“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增加了政府收入。1931年全國統稅為5330多萬元，占財政總收入的7.8%。1933年為8670多萬元，占財政總收入的13.95%。由於統稅是從量稅，不是從價稅，而且稅率較高，均在50%以上，所以這項稅收對外商極為有利，增強了洋貨在中國市場競爭力，使民族工商業舉步維艱。南京政府把日常生活消費品統稱特種消費品，征收特種消費稅，如煙酒特稅、煤油特稅、花生稅、糖果稅、油稅、餅稅、雜糧稅、棉花稅等。此外還開征印花稅、所得稅等稅目。但是，關、鹽、統三稅收入在南京政府常年歲入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36年，三稅占財政總收入的64.6%，成為南京政府穩定財政、實現官僚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
南京政府不但對北洋政府遺留下來的外債均予以承認，而且自身還廣借外債，大量發行公債，以應付財政尤其是內戰經費之需。關於前者，有1931年的“美麥借款”900萬美元，1933年的“棉麥借款”5000萬美元等；1933年，美國又供給國民黨4000萬美元，幫助國民黨組建空軍。從1927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公開舉借的外債共14起，總計4億美元左右。從1927年至1931年，南京政府又發行公債105800萬元，比北洋政府1912年至1926年間發行的公債增加了將近一倍。到1937年，共發行公債26億元。不可否認，這些公債對緩解南京政府的財政困難，促進某些部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公債的發行也同時成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聚劍財富的一個重要手段。因為公債主要由四大家族控製的銀行承銷，而承銷公債的折扣，通常是5至7折，票麵利息6至8厘不等，而還本付息則按十足票麵計算，所以，承銷公債可以獲得高額利潤。如1927年至1931年發行的10億餘元公債，政府所收僅5億多元，為發行額的50.1%，其餘均落入四大家族手中，給他們帶來驚人的暴利。此外，四大家族還從軍火買賣中攫取高額利潤。1930年至1934年，平均每年輸入軍火2100餘萬元，軍火買賣折扣向來很大，有時高達40%，而南京政府的軍火貿易主要由四在家族所壟斷，使四大家族獲得大筆利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1928年11月1日，國民黨在上海成立中央銀行，享有經營國庫、發行鈔票、經募內外債等特權。該行總資本1億元，宋子文、孔祥熙先後為總裁。對於北洋政府時期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南京政府又強行加入官股，使官股在兩行資本中占到50%以上，從而控製了兩行，宋子文、孔祥熙分任兩行董事長。1933年，南京政府又設立了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1935年改稱中國農民銀行)，由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占領。四行之外，南京政府還於1930年成立了郵政儲金彙業局，由陳氏兄弟占領，專辦儲金彙兌，1934年成立中央信托局，由孔祥熙霸占，壟斷各種物資的收購。國民黨政府還插手控製國內的二三流銀行，如“小四行”(新華信托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四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南三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等，在全國建立了一個以四行二局為中心的金融壟斷網。1935年，在全國2566家銀行機構中，由四大家族操縱的銀行就有1971家，占77%。1935年11月，南京政府進行幣製改革，實行法幣政策，由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並收購全國白銀。1936年，四行的資本總額占全國銀行的59%，各項存款占59%，發行兌換券占78%，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斷。同時，四大家族又對工商業、農業等進行壟斷。工礦業方麵，南京政府於1928年、1931年和1935年先後設立了全國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和全國資源委員會，獨占全國工礦業。資源委員會共開辦11個廠，其中吞並和沒收來的共占8個，自辦的隻有3個。1936年，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榮氏係統的是申新二、五兩廠，因欠中國、上海兩銀行的債務而被接管。商業方麵，孔家有祥記商行，宋家有中國棉業、華南米業、國貨聯營等公司，孔家和陳家的中國糧食工業公司等。農業方麵，南京政府對許多農產品，如蠶絲、茶葉、糖、煙草、棉花等實行統製政策，又通過發放農業貸款，買賣征用土地，征收苛捐雜稅等，控製農產品。此外，四大家族還對交通運輸業、電業、廣播業、新聞出版業等進行控製。抗戰前，官僚資本在全國工業中雖然占不到15%，但由於它控製了全國大部分鐵路和公路，掌握了國內2/3的商品流通，壟斷了全國的金融，通過貨幣、信用和外彙政策，掌握了全國工商業的命脈。到1936年，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已經形成。
2.民族資本的衰退
由於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製，和1929年至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從五卅運動後緩慢發展的民族資本開始呈現出衰退狀態。
據國民政府實業部發表的材料，1929年至1934年注冊的工廠數和資本額如：【汪敬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民族工業》，《新建設》1953年第12期。】
從1928年起，曆年注冊的工廠數和資本額在逐年下降。雖然仍有新設的工礦，但舊廠的改組、歇閉現象更為嚴重。以集中當時中國工業2/3的上海為例，1934年新設工廠28家，改組工廠291家，歇閉70家；1936年新設工廠42家，改組工廠429家，歇閉133家。新設工廠遠遠抵不上歇閉廠數。顯而易見，民族工業在迅速衰落。一些勉強能維持生產的企業，也是經常停工減產。1930年，上海97家絲廠中，停工的達65家。到1934年12月，上海絲廠能開工的隻有13家。1930年至1932年，廣東絲廠倒閉63家。這時，不僅一些中小民族資本家遭到破產，就是較大的民族資本家也陷於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迅速發展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從1928年起開始發生虧損，到1932年資本總額由1919年的1500萬元減為1125萬元，最後到1937年為宋係官僚資本所侵占。大生紗廠也是民族工業中較大的一家，從開辦(1899年)到歐戰中，連年擴大，但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情況惡化，1936年負債達500萬元。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榮氏係統也是困難重重。1934年6月，榮氏申新係統的九個廠的資產總值為6800萬元，而申新負債總額也達到6300萬元。1936年，宋係官僚資本還企圖吞並榮氏係統的全部企業。
直到1933年為止，整個現代工業(包括帝國主義在華企業和官僚資本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隻有10%，全國人口的85%還是農業人口，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為了鞏固反動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國民黨竭力維護地主階級的封建土地所有製。
3.南京政府的土地政策與農村經濟破產
1927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後，即鎮壓了湖南等省掀起的土地革命，但對二五減租一項卻未敢廢除。南方各省先後頒布了減租實施條例或辦法，企圖以二五減租的許諾來對抗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但這種改良措施在實際上也未能實行。1930年6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了《土地法》，虛偽地宣稱“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國民全體”。它把土地分為國民黨政府的“公有土地”和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兩類，規定了耕地租用和土地稅征收的辦法，完全背叛了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確認了地主階級土地所有權。《土地法》雖然也規定了二五減租，但同樣未能實施，農村的封建秩序絲毫沒有改變。1932年10月，“鄂豫皖剿總司令部”頒布了《剿匪區內各省農村土地處理條例》，規定蘇區農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地主的土地，“一律以發還原主確定其所有權”，維護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農民不僅要向地主交納地租，而且還要向國家交納繁重的賦稅。1928年與民國元年相比，田賦正稅增加了近一倍半。正稅以外的附加稅更為繁多，據1930年立法院的調查，河北為21種，湖北為20種，江蘇為26種，征收數額往往為正稅的幾倍，有的超過30倍，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從1927年至1935年，自然災害連年不斷。1927年甘肅地震，死傷7萬餘人。1929年陝西大旱，赤地千裏，餓殍載道，災民3400萬。1931年長江發生特大水災，受害16省，災民5000萬。1935年，各地水旱風雹等災害造成的災民4300萬。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國民黨新軍閥年連不斷的混戰，以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掠奪，使農村荒地麵積不斷擴大，農產品收獲量日趨減少，流入農村的現金趨於枯竭。大量的農村人口流離死亡，廣大農民饑寒交迫，農村經濟陷於破產。
4.其他解決農村問題的主張和實驗
嚴重的農村問題和農民的土地問題，成為社會輿論注目的中心，一些地方軍閥和民主人士也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村問題的方案。
1935年9月，山西軍閥閻錫山公布了一個《土地公有案辦法大綱》，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張。“由村公所發行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為一份，劃分若幹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作”。【《土地公有辦法大綱》，見1936年《申報年鑒》，第902頁。】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完全是為反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而提出的。由於村公所是地主豪紳的機關，公債是由農民負擔，實際上土地所有權依然在地主手中。閻錫山的這套辦法最終也未能推行，山西的封建統治一如既往。
避開土地問題而研究解決農村問題的主要有梁漱溟的鄉建派和晏陽初的平教派。梁漱溟於1928年提出“鄉治”主張，1931年完成了“鄉村建設理論”，依靠鄉村自治來建設鄉村文明。同年，他在軍閥韓複榘的支持下，在山東鄒平縣開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又在鄒平、菏澤等三個專區搞鄉村建設運動。他首先建立“鄉農學校”，由當地豪紳擔任校董校長，把學校與政權機構合一，再建立“鄉村自衛組織”和“合作社”，改良農業技術，“促興農業以引發工業”。梁漱溟的主張，實際上是以封建倫理為本位，將鄉村的政權、武裝、經濟納入同一係統，強化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晏陽初於1923年在北京建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提倡識字運動。1930年，識字運動從城市轉到鄉村，他在河北定縣進行“平民教育”實驗。晏陽初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教育不能普及”，特別是廣大農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造成了“愚、窮、弱、私”的大患。他鼓吹用教育的手段來改革社會，提出“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定縣的實驗》，193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1932年，國民政府召開內政會議，采用晏陽初的主張，決定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會後，晏陽初主辦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改稱為“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晏陽初為院長，仍以定縣為實驗區。晏陽初把研究院和縣政權合為一體，自縣長以下的一切公務員都是研究院實驗部的職員，大力宣揚掃盲、衛生、改良農作物品種和栽培方法，試驗新法製造火腿和熏肉等。梁漱溟和晏陽初的農村改良活動，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這並非是救治中國農村問題的良方，在國民黨統治下中文效甚微。
5.幣製改革與國民經濟的複蘇
自鴉片戰爭以後，我國的金融貨幣極為紊亂，多種不同的銀兩、銀元、銅幣和形形色色的紙幣並行流通，嚴重阻礙了商品交換和貿易的發展。國民黨設立中央銀行，即準備統一全國金融貨幣。1932年7月，國民政府財政部設立“廢兩改元委員會”，決定廢除銀兩的貨幣單位，而以銀元為單位。1933年4月，國民政府發出《廢兩改元》的訓令，規定“自4月6日起，所有款項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須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中央造幣廠新鑄的中山銀元也於7月1日上市，從此確立了銀本位製度，統一了貨幣，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正在全國廢兩改元時，美國為轉嫁經濟危機，繼英鎊和日元貶值之後，宣布美元貶值。1933年8月，美國宣布白銀國有，放棄金本位，貨幣準備金改為金三銀一。1934年6月，美國又通過購銀法案，用高價向國外收購白銀，致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7月至12月，中國白銀外流淨輸出額高達2.31億元經上，走私出口的白銀還未計算在內。國內白銀驟然減少，使市麵通貨緊縮，利率高漲，物價大跌，銀行、工廠倒閉，人心浮動。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國民政府決定放棄銀本位，實行幣製改革，利用英磅來穩定中國的幣製。1935年6月，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Lei-th
Ross)來到中國，幫助國民政府製定幣製改革方案。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實行法幣製度和白銀國有命令。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1936年2月又增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同時明確宣布白銀國有，“所有銀元持有人，立即將其繳存政府，照麵額換領法幣。”【《財政部實行新貨幣有關文電》，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8輯，第522頁。】法幣1元折合英磅1先令2便士半。法幣加入英磅集團，成為外彙本位製，對美國十分利。美國隨即停止收購金銀，銀價大跌，影響了法幣準備金的來源和彙價的穩定，使法幣基礎發生動搖。1936年5月，中美簽訂白銀協定，由美國大量刷購中國白銀，國民黨以此換取美元為外彙儲備，法幣1元折合美金2角9分5厘，使法幣成為英磅和美元兩者的附屬品。到1936年，中、中、交三行除原有的13000萬盎司白銀外，又從其他銀行收回20000萬盎司，從民間收回17000萬盎司，總共集中了5000萬盎司的白銀。
法幣政策的實施，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由於統一了全國貨幣，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宣布白銀國有，穩定了法幣彙價，安定了全國金融，有利於工商業和國內外貿易的發展；由於采取貨幣減值的辦法增加貨幣流能量，使物價回升，刺激了國內各行業的發展，在客觀上對國民經濟聽複蘇起到了積極作用。
1935年4月，蔣介石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的報告，在全國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這時，中國大規模內戰基本結束，全國大部分地區風調雨順，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也逐步擺脫了經濟危機，走上恢複階段。在這些有利因素的影響下，1936年的國民經濟出現了複蘇的局麵。民族資本的發展達到曆史上的最高峰。1936年的農業生產，除四川、河南、廣東三省受災外，全國均獲豐收，重要穀物收成的價值達法幣56億元，比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45%。主要農作物的產量與1935年相比也大幅度增產，棉花增加78.4%，小麥增加8.3%，在豆增加13.8%。稻子、高梁、芝麻、煙葉等也都比曆年的產量高。交通業方麵，全國鐵路通車總裏程由北伐前的1000多公裏增加到1935年底的96000多公裏，鐵路也由8000多公裏增加到13000多公裏，完成了粵漢線、延展了隴海線。1936年，全國工為品產值為法幣122億元，比1935年增加了11%，其中棉紗增加29%，水泥增加26.2%，火柴增加18.8%，電力供應增加8.1%。1936年對外貿易人超大為減少，1936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35年增加了8%。1936年全國登記的廠礦達2241家，共中新設廠礦193家，資本主義生產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58.6%，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各占12%和88%。
1927年至1937年的經濟狀況，可分為三個時期。1927年至1930年，由於南京政府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國民經濟得到了微弱的發展，到了1930年達到高峰。1931年至1934年，由於世界經濟危機波及中國，加上四大家庭官僚資本的控製，國民經濟出現衰退。1935年後，國民經濟又有新的發展，到1936年達到曆史上的最高峰。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經濟發展的勢頭很快就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