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江西戰事緊急之際，福建督辦周蔭入企圖攻擊廣東，擾亂北伐軍的後方。於是，警戒粵、閩邊境的第一軍何應欽部10月上旬進攻福建，開辟了福建戰場。15日，國民政府特任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節製在閩各軍。由於孫傳芳將主力集中於江西，致使福建空虛，加之江西吃緊，浙江生變，福建之敵大批倒戈，因而何應欽部未經激烈戰鬥，就占領了永定、漳州等地。後因福建省防司令李生春投誠，周蔭人率殘部逃往浙江，何應欽於12月18日“兵不血刃”進占福州，並進而占領福建全省。
1927年初，北伐軍分三路向長江下遊的浙江、安徽、江蘇繼續推進，以奪取南京、上海為中心目標。東路軍以第一、三軍為主，由何應欽任總指揮，由贛東、閩北入浙，直逼杭州、上海。中路軍以第二、六、七軍為主，由蔣介石兼總指揮，下分李宗仁的江左軍和程潛的江右軍，沿長江兩岸向蘇、皖推進，與東路軍會攻南京，並進入皖北阻止直魯軍南下。西路軍以第四、第八軍為主，由唐生智任總指揮，沿京漢線北上進入河南，與陝西的國民軍會合，消滅吳佩孚的殘餘勢力。
在吳佩孚、孫傳芳相繼潰敗之後，北洋軍閥中唯有奉係及由奉係中派生出來的直魯軍仍完整地保存著實力。要阻止北伐繼續進軍，唯有奉軍與直魯軍南下了。但奉係卻企圖以援助孫、吳為名，乘機奪取他們的地盤。由於北伐軍對河南暫取守勢，所以吳佩孚堅決反對對奉軍進入河南。孫傳芳則因北伐軍的矛頭直指長江下遊，自己無力抵擋，不得不向張作霖、張宗昌求援。1926年11月間，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舉行天津會議，奉、魯、孫軍組成“安國軍”，張作霖任總司令，張宗昌任副司令，向北伐軍進行反撲。
1927年2月，北伐軍東路軍發起浙江戰役。由於浙江省長夏超起義，浙軍周鳳歧、陳儀部倒戈，所以東路軍長驅直入，於18日進占杭州。此後，一路沿太湖進攻蘇州、常州等地，一路沿滬杭線進攻上海。3月22日，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解放了上海，使北伐軍不費槍彈進駐上海。
在安徽方麵，由於皖軍王普、陳調元部倒戈，所以中路軍未經戰鬥而取安慶、蕪湖。此後，江左軍由長江北岸指向臨淮、蚌埠、江右軍由蕪湖以東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16日，直魯軍防線被突破。23日，第六軍攻占南京。至此，孫傳芳徹底潰敗，長江中下遊地區大部分為北伐軍所得。
北方的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於1926年8月15日從南口鎮撤離，退往西北的甘肅和綏遠。9月15日，國民軍首領馮玉祥結束了長達三個月的訪蘇之行，與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賽夫林和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小平、劉伯堅等抵達緩遠省的五原鎮。16日，馮“向全國發表參加國民革命的宣言，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率全軍加入國民黨。17日舉行授旗儀式，這就是‘五原誓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頁。】。五原誓師以後，馮玉祥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著手進行部隊的整頓、改編和軍需的籌備工作。中共北方區委派200多名幹部加強國民軍的政治思想工作。蘇聯政府不但運來大批的武器彈藥，裝備國民軍，而且派來不少的政治、軍事顧問。隨後，國民軍除留一部分抵擋由京綏線西進的奉軍以外，其餘的分幾路入陝。11月28日，入陝的國民軍打敗了軍閥劉鎮華，解了西安之圍，援助了堅守西安達八個月之久的楊虎城和李虎臣部，並占領陝西，不久，國民軍又打出潼關，進軍豫西，與北伐軍會攻河南。
北伐軍出師以來，不過半年多時間，就消滅了數倍於己的吳佩孚、孫傳芳的北洋軍閥的部隊。占領了湘、鄂、贛、閩、浙、皖、蘇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區，把革命由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極大地動搖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的統治，使全國的形勢轉變為國民黨領導的革命勢力與奉係軍閥南北對峙的局麵。
北伐戰爭勝利進展的根本原因，在於戰爭本身的正義性。北洋軍閥倒行逆施，禍國殃民，因而討伐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是順乎人心、合乎潮流的正義戰爭。正義的戰爭必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北伐軍出師之時，廣東革命群眾掀起了一個支援前線的運動。省港罷工工人組織起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出征；曲江等地的農民數萬人，趕來協助北伐軍運輸。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各地的中共組織發動、組織廣大工農群眾，以各種方式支援北伐軍作戰，為北伐軍擔任偵察、向導、送信、運輸、救護，直至拿起武器直接參戰和舉行武裝起義。人民群眾的力量同革命的武力相結合，這是北洋軍閥根本無法抵禦的。其次，正確的戰略方針是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戰爭的勝利不僅取決於人心的歸向，而且取決於軍事指揮的正確。北伐軍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正確製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首先主攻吳佩孚的作戰方針，從而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另外，北伐軍廣大官兵的英勇善戰，尤其是共產黨與青年團員的模範作用，以及蘇聯的援助，也都是戰爭取勝的重要原因。
三、工農運動的高漲
北伐戰爭開始以後，在國民黨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在各地廣泛發動和組織工農群眾支援北伐戰爭。工農群眾支援了北伐戰爭，而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猛烈發展。
北伐軍出師之時，中華全國總工會一麵駁斥國民黨右派企圖利用北伐以限製工人運動的陰謀，一麵派了許多特派員，到全國各地大力組織工會。工會組織得到大幅度的發展，不但由工人集中的大城市發展到各縣鎮，而且都統一在全國總工會的旗幟之下。1927年春，全國的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20萬人發展到200萬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改善經濟條件，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在革命形勢高漲、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絕大部分都得到了勝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工人在罷工鬥爭中還組織相當數量的工人糾察隊。有的地方由罷工鬥爭發展到武裝起義，直接配合北伐軍的作戰。
在北伐戰爭勝利進展的1926年底到1927年初，由於帝國主義幹涉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地掀起了以工人階級為中堅的規模宏大的反帝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漢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1926年12月26日，武漢各界20萬人舉行反英大會，抗議英帝國主義支持奉係軍閥和幹涉中國革命的暴行。大會號召全國“實行對英經濟絕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年1月初，武漢人民連續舉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大會。1月3日下午，當各黨部、各人民團體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前江漢關廣場講演時，英帝國主義竟調集大批水兵登陸，驅逐聽講的群眾，並用刺刀向人叢中亂戳，當場刺死中國海關工人一人，刺傷群眾數十人。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了群眾的憤怒。當晚，武漢臨時政府外交部部長陳友仁召見了英總領事，就此事件提出嚴正抗議，並限令24小時內撤退水兵，由中國政府派軍隊進駐英租界。4日，武漢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提出懲凶、道歉、賠償損失等八項條件，要求武漢政府與英領事交涉；如英領事在72小時內無圓滿答複，要求武漢政府即行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取消英國的內河航行權和領事裁判權【《時事新報》1827年1月11日。】。5日，武漢各界群眾30萬人又舉行聲勢浩大的反英大會。會後，遊行群眾衝進租界，驅逐了英國巡捕。同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決定設立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以外交部長為主席，外交、財政、交通三部部長為委員，接管租界。
6日，英帝國主義在九江也發動了一次武裝挑釁事件，開始打死工人一名，打傷數人。九江工人奮起占領了英租界。10日，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派出九江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接管了租界。
漢潯事件推動了全國反英運動的高漲。10日，全國總工會就漢口事件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打倒這個一息尚存的英帝國主義，湔雪我們數十年來的奇恥大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6頁。】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各地群眾紛紛舉行反英大會。武漢政府也執行革命的外交政策，不怕帝國主義的外交訛詐和軍事威脅，堅決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經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駐華使館參讚歐瑪利的多次談判，雙方於2月19日、20日簽訂了漢案、潯案協定，正式承認將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中國。
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史上的創舉。它既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也體現了武漢政府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的革命外交精神，從而提高了這個政府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
在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中，上海工人的鬥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北伐戰爭開始後，上海工人為了配合北伐軍的進軍，於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後三次舉行武裝起義，解放了帝國主義侵略中 國的中心——上海。
1926年10月16日，孫傳芳在江西前線吃緊的情況下，浙江省長夏超反孫獨立。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主席、國民政府駐滬代表鈕永建在上海組織武裝力量。準備暴動，以策應夏超。中共江浙區委決定與鈕永建合作，發動工人舉行武裝起義。23日，夏超兵敗南逃。中共江浙區委和上海總工會根據鈕永建提供的不正確的傳聞，倉促下令舉行起義，由於工人階級本身武裝力量也比較弱小，因而很快遭到失敗。
1927年2月，北伐軍占領杭州，孫傳芳準備從上海撤退，張宗昌的直魯軍前來接防，上海形勢異常混亂。於是，中共江浙區委為了配合北伐軍的進攻，決定再次舉行武裝起義。19日，上海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在遭到殘酷鎮壓的情況下，22日，同盟罷工進一步發展為武裝起義。但是，由於準備工作不夠充分，工人階級的武裝力量仍較弱小，同時已進至嘉興的白崇禧部隊按蔣介石的命令停止向上海進軍，因而這次起義又遭到失敗。
但中共沒有畏縮，他們總結了前兩次武裝起義的教訓，決定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江浙區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由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領導起義的特別委員會。同時成立負責指揮戰鬥的特別軍委(即江浙區委的軍委)，以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為書記。後來又確定周恩來為起義的總指揮。起義前，特委會組織了5000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對敵人的軍警部署做了詳細的偵察，製定了統一指揮、分區作戰的作戰計劃，並對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
3月20日，北伐軍東路軍占領了上海近郊的龍華。同時，中路軍開始圍攻南京。接替孫傳芳統治上海的直魯軍軍心動搖，軍事部署也十分紊亂。而上海的工人階級則在革命形勢的鼓舞下，情緒十分高昂。中共中央、中共江浙區委和上海總工會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
21日12時，上海總工會發布了總同盟罷工的命令。參加罷工的工人人數達80多萬。罷工實現後，隨即轉入起義。罷工的工人群眾紛紛湧向街頭，向預定的地點集中，武裝糾察隊也按預定計劃對各警署、兵營開始攻擊。起義工人在群眾的支援下，通過肉搏巷戰，占領了電報局、電話局，切斷了鐵路交通及電源、水源。21日晚，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六個區全部被工人占領。又經過一天一夜的血戰，22日晚，起義工人最終攻占了直魯軍兵力集中的閘北，取得了最後勝利。起義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立即召開工商學各界代表會議，成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並發表了《告全中國工人階級書》。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堅強的戰鬥精神和偉大的組織力量，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統治，譜寫了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光輝篇章。
在工人運動新高漲的同時，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也迅速地發展起來。
早在1926年3月，毛澤東就在國民黨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上提出：“在農民運動方麵，應以全力注意將來革命軍北伐的經過之區域，如贛、鄂、直、魯、豫等省”。9月，為了進一步闡明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澤東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提出了“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之中心問題”的著名論斷。11月上旬，中共中央製定了《農民綱領》，明確了關於農民運動的方針政策。其中規定：推翻農村中劣紳政權，建立農民的平民政權；農民參加縣政府；武裝農民；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以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佃戶有無限期的租佃權，並由農會同革命政權的代表共同規定租課額，禁止壓迫契約，禁止重利盤剝、取消苛捐雜稅等。11月中旬，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集中全力領導農民運動。中共中央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就近指導湘、鄂、贛、豫等省的農民運動。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後，在中共的推動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也提出了支持農民運動的方針。全會發表的《對農民宣言》指出：“在農民方麵，幾千年來被統治於封建地主政權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鄉村的政權，則一切經濟鬥爭，如減租減息等等，簡直無從談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每一個農村，都必須有一個大的變革，使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動，在農民威力之下，完全消滅；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轉到農民的手中，在農村中建設農民領導的民主的鄉村自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左派國民黨人的支持讚助下，“各地農民起來的形勢，至為迅猛”。
湖南是農民運動發展較早的地區之一，又是最具典型性的地區之一。北伐前夕，湖南的農運已初具規模，參加農民協會的會員約40萬人。這是與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熱情支持分不開的。北伐軍人湘後，該省的農運更如驟雨般發展起來，到1926年底和1927年1月，會員激增到200萬。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全省75個縣中有52個縣、兩個特別區的代表170人參加了這次大會。20多萬群眾參加了開幕典禮。毛澤東應邀在大會上作了“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及關於革命的聯合戰線重要報告。大會通過了有關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衛武裝等問題的33個決議案，並選舉了湖南省農民協會的執行委員，以柳直荀為委員長。這次大會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湖南農民的發展。1927年4月，湖南省農協會員已激增至518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