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國民革命與北洋軍閥的潰敗 (1924～1927) 第三節北伐戰爭
一、北伐的準備和出師
北伐戰爭前，北洋軍閥逐漸演變為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集團。吳佩孚東山再起之後，擁兵20萬，控製著湖北、河南、湖南和直隸一部分，並控製著京漢鐵路。孫傳芳在奉浙戰爭之後，逐漸脫離吳佩孚的節製，自成體係，擁兵20萬，控製著福建、浙江、安徽、江蘇、江西，扼守著長江中下遊。奉係張作霖是當時最大的軍閥集團，擁兵35萬，除東北之外，尚控製著京津地區及津浦路的北段。
三派軍閥既勾結又鬥爭，關係錯綜複雜。張作霖與吳佩孚在爭奪中央政權方麵存在尖銳的矛盾。1926年初，直、奉軍閥為了聯合對付國民軍，張作霖曾許諾將來北京政權由吳佩孚主持，但北京政府的大權實際上仍掌握在奉係軍閥的手中。4月15日，國民軍退往南口，吳佩孚提出要恢複北京政變前的顏惠慶內閣並由顏惠慶攝行總統職務。但張作霖卻主張恢複約法，召集新國會，以便組織由他控製的攝政內閣。而孫傳芳與張作霖是死對頭。在政權問題上，孫傳芳與吳佩孚聯合起來與張作霖對抗，迫使張作霖決定暫時讓步。於是，顏惠慶內閣於5月12日宣布“依法複職”。顏內閣恢複後，在奉係的壓迫下，隻一個多月便垮台了，由海軍總長杜錫代行國務總理職務。盡管如此，直、奉軍閥在聯合鎮壓革命方麵卻是一致的：6月，張作霖與吳佩孚在北京會晤，製定了聯合進攻革命軍的計劃。在北京，由直、奉聯合進攻南口的國民軍；在南方，由吳佩孚出兵湖南，聯合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各地方軍閥進攻廣東。
1926年初，湖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討吳(吳佩孚)驅趙(湖南自治省長趙恒惕)運動。3月12日，趙恒惕被逐出長沙，湖南省防軍第四師師長兼湘南善後督辦唐生智代理省長，宣布擁護廣東國民政府。唐生智傾向革命，為吳佩孚所不容。4月，吳任命湖南省防軍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為湘軍總司令進攻唐生智。唐生智不支，放棄長沙，退守衡陽，向廣東求援。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廣東國民政府及時出師北伐，先發製人，最為有利，因為吳佩孚集團是北洋軍閥中最為咄咄逼人而又最為薄弱的環節。當時，吳的主力正在北方與奉張合力進攻國民軍，而吳所控製的湖南正進行唐生智與葉開鑫之戰。如果國民政府應唐生智之邀，首先出兵湖南，就會使吳佩孚處於南北兩線作戰、首尾不能相顧的境地。反之，如果廣東國民政府不趁北方的國民軍牽製吳佩孚之機，及時北伐，那就會使吳佩孚無後顧之憂，全力進攻國民軍。國民軍一旦瓦解，吳佩孚就會乘勝利後的餘威，回頭掃蕩唐生智，進而達到聯合各地方軍閥進攻廣東國民政府的目的。直吳強大起來之後，孫傳芳就不能不仰承其鼻息。如果孫、吳聯合起來，從東、西、北幾個方麵向廣東進攻，那廣東就非常被動了。
當時廣東國民政府也已具備了北伐的條件。1925年至1926年春，國民政府已肅清了廣東境內的反動軍閥勢力，並實現了兩廣的統一，以“五卅”為起點的全國革命運動的高漲，又為北伐戰爭準備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結束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全國人民的要求，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1925年11月就向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提出，應趁勢積極準備實力，以便在最短時間內“發兵北進，領導全國國民為國事之徹底解決”，並提出了“建設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等口號【《反奉戰爭宣傳大綱》，《政治周報》第1期。】。接著，中共中央於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因病未出席)，著重討論了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解決問題根本途徑“始終在於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會議還進一步提出中國共產黨現時主要任務及在北伐中的政綱：“黨在現時政治上最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麵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我們說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不僅是廣東做軍事的準備，要更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第46-48頁。】在北方，則要加強對國民軍的工作，幫助國民軍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民眾抵抗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武裝。為了加強軍事工作，會議還決定了中央設立軍事委員會。這次特別會議之後，中共中央通過領導召開廣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以及廣東省農民代表大會，組織、發動群眾，推動、支持國民政府進行北伐。
1926年4月，廣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召開。大會要求國民政府“從速出師北伐，掃蕩北方一切反動軍閥之勢力”【《中共黨史參考資料》(2)，人民出版社，第223頁。】。5月1日，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彭湃、鄧中夏、劉少奇出席並參加大會的領導工作。大會指出：“革命的出路是廣州政府北伐”，“目前我們工農階級的任務，是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組織，以全國擁護廣州政府，扶助廣州政府北伐”【《中國曆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第119頁。】。第三次勞動大會還發表了《為促進北伐向國民政府請願民書》。指出：“敝大會謹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向鈞政府表示最摯之同情與擁護，特此前來請願，出師北伐”，“敝大會全體代表當領率全國工人一致參加，以為鈞政府後盾。”
北伐是孫中山先生的宿願。他多次強調北伐統一中國的重要意義。1922年5月和1924年9月，他曾先後兩次率軍北伐，但都因廣東發生叛亂，後方受到威脅，而不得不中途回師。
孫中山逝世後，直到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直未將北伐提上議事日程。在此期間，蔣介石作為軍事方麵的一個負責人，曾提及“統一中國、向外發展的可能性問題【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6冊，台北1976年4月版，第77-78頁。】。國民黨二大以後，國內形勢出現了利於革命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北伐，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北伐，而且國民革命軍各將領也主張北伐。經過三二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蔣介石已經大權在握，需要通過北伐進一步擴張實力，對北伐的態度積極起來。4月3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出師北伐案【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6冊，第96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案，正式決定北伐。
由於北伐戰爭是群眾性的統一戰線的戰爭，所以，參加北伐戰爭的各個階級和各種政治勢力，對戰爭有不同的目的。中國共產黨、廣大工農群眾及國民黨左派希望通過北伐戰爭，徹底消滅北洋軍閥勢力，進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國民黨新右派則力圖通過北伐，進一步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加強軍事獨裁，奪取地盤，然後伺機倒戈，最終取代北洋軍閥在全國的統治。參加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的八個軍，大部分是未經認真改造的舊軍閥部隊。一旦蔣介石反動，他們也會隨之倒戈。這就是說，北伐戰爭開始就預伏著嚴重的危機，而中共中央卻對這種危機缺乏充分的認識和積極有效的措施。
5月初，湖南的唐生智向國民政府求援。國民政府即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葉挺獨立團及第七軍的一部分入湘援唐作戰。獨立團從肇慶經韶關進入湖南，第七軍第八旅第十五團等由“桂林馳援衡州”。6月2日，唐生智在衡陽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在第七軍的援助下，第八軍就地作戰，開始反攻。葉挺獨立團旗開得勝，連克汝城、永興、安仁。5日，又占領攸縣。接著，與第七軍、第八軍所部驅敵於漣水北岸，穩定了湖南戰局。
國民革命軍入湘援唐作戰，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6月5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1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頒布了北伐動員令。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質及其重要意義，指出：“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革命文獻》第12輯，台北正中書局1955年版，第1827-1828頁。】。《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同情本黨之出師，讚助本黨之出師，參加本黨之作戰”。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蔣介石一並舉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典禮，國民政府委員會代主席譚延授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吳稚暉按旗，中央執行委員會孫科奉總理遺象，各致勖詞。蔣介石發表就職宣言，聲稱：“中正誓必竭盡愚忠，為國犧牲，繼承吾先總理與諸先烈未意之誌也”【《革命文獻》第12輯，第1831-1833頁。】。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於是開始了。
然而就在北伐戰爭勢在必行之際，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卻對北伐表示消極甚至反對的態度。他在《向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出版)上發表《論國民政府的北伐》一文，認為北伐的時機“還不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共產黨應站在“在野黨”的位置上予以批評、勸告。陳獨秀這種與全黨、與時勢對立的悲觀主義論調和錯誤主張，成為國民黨右派攻擊中共的借口之一，造成不良影響。
北伐開始時，國民革命軍共八個軍，約10萬人。蔣為總司令，李濟深為總參謀長，白崇禧為總參謀次長，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為副主任。下屬各軍序列：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黨代表繆斌；第二軍軍長譚延，黨代表汪精衛，副黨代表李富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黨代表朱克靖；第四軍軍長李濟深，黨代表廖乾吾；第五軍軍長李福林，黨代表李朗如；第六軍軍長程潛，副黨代表林伯渠；第七軍軍長李宗仁，黨代表黃紹；第八軍軍長唐生智，黨代表劉文島。這八個軍中，除李濟深率第四軍之一部分、李福林率第五軍大部分留守廣州，黃紹率第七軍之一部分留守廣西以外，其餘各軍均參加北伐。
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
北伐戰爭的基本戰略思想是蘇聯顧問加侖將軍早在1925年9月提出的。這就是：“作戰部隊要集中出發，集中突擊”【加侖：《北伐的軍事規劃》，《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2冊，第294-295頁。】。根據這一戰略方針，加侖將軍與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們商定如下的戰略計劃：首先集中兵力進攻兩湖，打垮對國民政府威脅最大而又是北洋軍閥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吳佩孚，由於孫傳芳與直、奉均有矛盾，掛起：“保境安民”的旗幟，估計一時不會主動出擊，因而暫緩進攻孫傳芳，以集中兵力，保證兩湖戰場的勝利。但也不能不防孫傳芳的側擊。因此，在進攻兩湖的同時，必須以一定的兵力警戒江西與福建。待打垮吳佩孚之後，然後移主力於東南，消滅孫傳芳。最後再向長江以北推進，消滅張作霖。
按照這一計劃，北伐軍分路部署。西路以第四、第七、第八約5萬人擔任正麵主攻，進攻兩湖，矛頭直指吳佩孚的巢穴——武漢。中路由第二、第三、第六和第一軍的兩個師組成，警戒江西之敵，準備進攻江西孫傳芳部隊。東路為第一軍第三師，“駐守湖、梅，警戒粵閩邊境”，在適當時機，開辟福建戰場。
北伐軍在湖南分四路前進，所向披靡，於7月8日、9日、10日，接連攻下湘鄉、醴陵、湘潭。10日，葉開鑫棄長沙逃走，北伐軍遂於12日進占長沙，並克益陽。下長沙後，北伐軍又於8月19日攻克平江，22日攻占嶽陽。至此，湖南全境為北伐軍所得。接著，北伐軍三分路挺進湖北。左路封鎖長江上遊，右路監視江西之敵，以中路為主，直趨武漢，連克鄂南數城之後，與吳佩孚軍相峙於汀泗橋。當戰事進入湖北境內以後，正在北方同國民軍作戰的吳佩孚大為驚慌。他8月15日占領南口以後，立即率部分主力南下，於25日趕到武漢，但此時形勢對他已很不利了。26日，吳佩孚在漢口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堅守汀泗橋、鹹寧一線，待動南下和孫傳芳調兵完成，然後攻擊。汀泗橋三麵臨水，一麵靠山，易守難攻。攻取汀泗橋，打破吳佩孚死守待援的計劃，直搗通向武漢的門戶，是北伐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仗。8月23日，北伐軍在羊樓司召集軍事會議，決定以第四軍主攻汀泗橋。26日，第四軍開始向汀泗橋發起衝鋒，吳佩孚率七八千人趕來增援，雙方“鏖戰竟日”。27日晨，作為預備隊的葉挺獨立團在當地農民的帶領下，穿高山抄小路繞到敵後，出其不意猛攻。於是前後夾擊，突破敵中央陣地，並於當日上午，攻占了汀泗橋。葉挺獨立團隨之乘勝追擊占領鹹寧。30日拂曉，第四軍又向賀勝橋發起進攻。吳佩孚親率大刀隊督戰，手刃旅、團長十數人，仍無濟於事。第四軍反複衝鋒肉搏，葉挺獨立團首先突破楊林等堅固陣地，占領賀勝橋，打開了通往武漢的大門。吳佩孚狼狽逃向武昌。31日，第四軍第十師的追擊部隊開始圍攻武昌。9月6日，漢陽守軍起義，第八軍進占漢陽；7日，占領漢口，吳佩孚逃往河南信陽。10月10日，北伐軍攻破武昌，生擒守將劉玉春、陳家謨，俘敵萬餘人。至此，兩湖戰事結束，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消滅。
在兩湖戰場上，葉挺獨立團及其所在的第四軍，英勇善戰，屢建奇功，被譽為“鐵軍”。
當北伐軍開始向湖南推進時，孫傳芳以“五省保境安民”相標榜，其實為坐待南北兩軍俱傷，收漁人之利。北伐軍在兩湖的勝利，迫使孫傳芳撕下了“保境安民”的偽裝。八九月間，孫傳芳把五省的軍隊編為五個方麵軍，約10萬人，集中於江西，準備分三路進攻北伐軍。隨著西路軍事的勝利，北伐軍開始以東南為主戰場。趁敵軍尚未集中之際，從9月6日起，北伐軍的第二、三、六軍及第一軍的兩個師進擊江西，先後克複贛州、萍鄉、宜春、萬載、修水、高安等地，前鋒直逼南昌。19日，第六軍在南昌工人、學生和江西省署警備隊的配合下，第一次攻克南昌。但由於孤軍深入，受敵人優勢兵力的反撲而被迫於21日退出。從10月11日起，蔣介石調第七軍入贛，親自指揮圍攻南昌，連攻三日不下。各軍都付出了重大犧牲。蔣介石不得已下令暫撤南昌之圍，並電調第四軍入贛。在重兵壓境的情況下，孫傳芳集團內發生了倒戈現象。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布反孫獨立，動搖了孫部軍心。後經第二、三、四、六、七軍合力猛攻，孫的主力被圍殲於南潯路的南段。11月4日，北伐軍占領九江，孫率殘部逃往南京。8日，北伐軍終於攻克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