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國民革命與北洋軍閥的潰敗 (1924～1927) 第二節全國革命高潮一、席卷全國的五卅運動
中共四大的召開及大會精神的貫徹，迅速推動了全國革命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由鐵路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海員總工會和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於1925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281人，代表工會166個，代表有組織的工人54萬。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廣泛組織工會，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參加民主革命鬥爭。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章程，選舉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構。
第二次勞動大會閉幕不久，五卅運動便爆發了。
從1925年2月初起，全國各地的罷工鬥爭就彼伏此起。四五月間，日、英、美等帝國主義以殘酷地屠殺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5月14日，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對罷工的工人進行報複，聲言“用關廠來餓死中國工人”。15日，日本資本家借口存紗不足，將第七廠關閉，並停發工人工資。當日傍晚，七廠工人五六百人照常上夜班，資本家不許工人進廠，工人代表顧正紅上前交涉，遭日本資本家的槍殺，當場被打傷的還有十餘名工人。顧正紅血案成了五卅反帝運動的導火線。
血案發生後，上海日本紗工廠2萬多人立即舉行抗議罷工。上海各大學的學生為了援助工人的鬥爭，紛紛湧上街頭募捐，救濟死難工人家屬。但租界當局竟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逮捕了文治、上海兩大學的6名學生，並揚言定於5月30日進行“公審”。同時，上海租界當局還決定於6月2日實行損害中國工商業者利益的“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注冊”和所謂的“取締童工”等“四提案”，以進行威脅。這就進一步激起了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於是，中共中央決定把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發展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定於5月30日在租界舉行反帝大示威。
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學生2000多人，分組在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反帝傳單，並發表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顧正紅的暴行和反對“四提案”的講演。租界當局大肆拘捕愛國學生。當天下午，僅南京路的老閘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數千名憤怒的群眾聚集在老閘捕房外，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英國捕頭愛伏生竟調集通班巡捕，當場“捕去學生四十餘人，登時擊斃學生四名，擊傷學生六名，已死兩名，路人受傷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複槍斃三人，傷十八人。”【《革命文獻》第18輯，總3278頁。】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把鬥爭擴大到各階層人民群眾中去，建立反帝的統一戰線，舉行“三罷”，並決定成立行動委員會，領導這次鬥爭。5月3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宣布實行同盟罷工。從6月1日起，上海有20多萬工人罷工，5萬學生罷課，絕大部分商人也宣布罷市。7日，在上海總工會的號召下，成立了上海工商學聯合會。這是上海人民反帝鬥爭的最高指揮機關。11日，工商學聯合會主持召開了有20多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大會通過五卅交涉案17項條件。其主要內容有“永遠撤退駐滬之英陸軍”，“取消領事裁判權”，“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以及“
優待工人”、“懲凶”、“賠償”、“道歉”等，提交北京政府赴滬委員向各關係國駐京代表派至上海之委員團交涉。24日，北京外交部以上海總商會的修正案照會公使團【《北京外交部致公使團第五次照會》，見《革命文獻》第18輯，總3302～3303頁。】。
五卅慘案發生後，國民黨中央於6月1日、2日、28日連續發表對“滬案”的宣言和通電，聲明“中國國民黨願助全中國之愛國愛平等自由之民眾，對此慘無人道之行為及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奮鬥，伸張人權，恢複國威”。廣州國民政府一成立，財政部即為五卅慘案被難烈士家屬撥款5萬元。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於6月1日和4日兩次發表關於五卅慘案的宣言。各地國民黨組織紛紛致函上海執行部，表示願意作上海人民的後盾。當時國民黨正忙於籌建國民政府和統一廣東的戰爭，沒有可能給五卅運動以更多的實際幫助。
上海工人罷工鬥爭和廣大群眾的愛國行動，給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英、日等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公然叫囂要“派兵平定滬事”。6月上旬，先後派出26艘軍艦在黃浦江上進行恫嚇，並派海軍陸戰隊及西商團團員以大炮、機槍分路據守，挑起衝突；在公共租界區宣布戒嚴，查封、占據學校，殺害愛國群眾。僅“五卅”後十多天，帝國主義就在上海殺害愛國群眾60多人，打傷人數眾多。
帝國主義在進行武力鎮壓的同時，還采取了更為陰險的從內部分裂統一戰線的策略。他們以增加稅率為誘餌，以停止借款、通彙、航運和電力供應相威脅，逼迫大資產階級勾引整個資產階級退出統一戰線。於是，大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首先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口號，將原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項交涉條件改為13條，刪去了幾項核心條款。6月19日，上海總商會召集76個團體討論開市，並於23日單獨宣布停止罷市。接著，總商會又以停發罷工救濟費的辦法挾製工人複工(各地支援罷工的捐款由總商會經管)。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軍到上海鎮壓。段祺瑞通電“取締煽惑罷工”，電令上海戒嚴司令部，解散總工會，通輯該會領袖李立三，並限令各工會一律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工人階級為避免孤軍奮戰，決定改變鬥爭方針，以經濟鬥爭為主，逐步取得解決。從8月25日至9月30日，各業罷工工人在資方承認一定條件前提下，先後複工。
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以上海為中心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城市紛紛舉行罷工、罷課、罷市，聲援上海人民的鬥爭。北京總商會宣布對英、日經濟絕交、全國各地紛起仿行。當漢口、九江、重慶、南京等發生英國水兵槍殺中國工人的事件後，6月16日，北京各界後援會代表，再次向段祺瑞請願，要求與英、日斷絕邦交；派兵保護長江水民；對英宣戰。運動還深入到許多縣鎮。全國直接參加運動的人數有300多萬，參加罷工的工人有50多萬。海外愛國華僑也舉行集會，募捐，進行聲援。一個空前規模的反帝革命高潮在全國蓬勃興起。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西安，西安人民無比憤怒，立即成立“反帝愛國反對慘殺同胞運動委員會”。學生成立“西安學界反對英日屠殺同胞雪恥會”，(簡稱雪恥會)。6月20日，雪恥會數千人在西安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進行講演，運動迅速擴展到關中、陝南、陝北各縣。21日，西安各界3萬多人，舉行盛大的“支持五卅運動對英日帝國主義大會”。陝西人民的反帝鬥爭，一直堅持到1925年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2頁。】。
五卅運動是一次偉大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它大大提高了全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為北伐戰爭準備了群眾基礎，並將國民革命推向高潮，從而揭開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所說：“五卅運動以後，革命高潮，一瀉汪洋，於是構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221頁。】。
在五卅反帝鬥爭的高潮中，影響最深、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是廣州、香港工人的大罷工，即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是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在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為支援上海工人鬥爭而舉行的反帝大罷工。6月19日，香港數萬工人舉行罷工，聲援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項條件，並提出本身的6項政治、經濟要求。香港當局用緊急戒嚴和封鎖來對付罷工，就更加激起罷工工人的憤怒，紛紛自香港返回廣州，21日，廣州沙麵的洋務工人也發動罷工，退出租界，並成立了“沙麵中國工人援助上海慘案罷工委員會”。23日，在蘇兆征、鄧中夏、周恩來、陳延年等的領導下，一部分香港返穗工人、廣州罷工工人及各界人民共約10萬人集會，並舉行反帝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麵對岸的西堤沙基橋西口時，“沙麵英界兵警，猝然以機關槍、步槍隔河向巡行之群眾轟擊，法界兵警聞聲，亦同時發槍；複有葡國兵艦相繼放大炮”【《廣州大本營公報》，1925年第14號。】，打死工人60人，軍人學生32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
沙基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更大的反帝怒潮。香港的罷工人數一下增加到25萬，並有13萬人陸續回到廣州。在國民黨中央的支持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於6月13日發布啟事，宣布成立以蘇兆征和鄧中夏為正副委員長，以汪精衛、廖仲愷為顧問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統一領導省港罷工。罷工工人還組織一支2000多人的糾察隊，封鎖香港和沙麵租界，停止廣東地區對香港的肉食、蔬菜及一切物資供應，嚴厲抵製英貨進口。在省港罷工工人的經濟封鎖下，素稱繁華的香港，一下子變成了“臭港”、“死港”。在全國人民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下，省港罷工堅持16個月之久，這在世界無產階級的罷工鬥爭史上是罕見的。這次罷工沉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促進了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統一和發展。
二、廣東根據地的統一和國民政府的成立
1924年10月平定商團叛亂之後，廣州革命政權得到初步穩定。但是，當時廣東的大部分地區仍被各派軍閥所盤踞。東江的陳炯明，南部的鄧本殷，還有暫時依附於革命政府的滇係軍閥楊希閔、桂係軍閥劉震寰。他們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支持下，時刻企圖推翻廣州政府。廣州革命政府要把國民革命推向全國，首先必須肅清廣東境內的軍閥勢力，統一全省，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盤踞東江一帶的陳炯明，是廣州革命政府的死敵。孫中山北上以後，陳炯明以為有機可乘，聯絡廣州附近的滇、桂軍作為內應，於1925年1月7日，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自潮汕會同林虎、方本仁各部，分三路進攻廣州。
廣州革命政府舉兵反擊。2月1日，發布東征動員令，分三路出征：以黃埔軍校學生和許崇智所部粵軍為右路，以滇軍楊希閔部為左路，以桂軍劉震寰部為中路。右路軍由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統率，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負責戰時政治工作。這是第一次東征的主力部隊。右路軍在人民群眾特別是海陸豐農民的支持下，英勇作戰，2月14日即克複淡水，完成預期的作戰計劃。因左、中兩路滇、桂軍按兵不動，形勢緊迫，於是右路軍繼續作戰，於3月底大破敵軍主力3萬餘人。殘敵向閩、贛邊境逃竄。
正當東征軍乘機前進時，左路滇軍楊希閔部和中路桂軍劉震寰部卻暗中與陳炯明以及雲南的唐繼堯相勾結，始則按兵不動，繼則於4月回師，控製了廣州的一些主要陣地。5月21日，廣州革命政府電令東征的黃埔軍秘密回師。6月4日，劉、楊軍竟公然占領廣東省長公署、財政部等機關，發動了武裝叛亂。6月，黃埔軍回到廣州附近。在工人、農民的密切配合下，11日拂曉，發動總攻擊，至12日即平定叛亂，全殲叛軍2萬餘人。
第一次東征和平定劉、楊叛亂的勝利，使廣州革命政權得到鞏固。根據形勢需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議決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1925年6月2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政府改組宣言。7月1日，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王檜林主編：《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頁。】其政治體製為議行合一的委員會議製，推定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張靜江、譚延、林森、於右任等16人為委員，並互選汪精衛、胡漢民、譚延、許崇智、林森於右任為常務委員，以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下設三個部：財政部、外交部和軍事部，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分任三部部長。5日，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法》，隨之成立軍事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8月26日，軍事委員會決議將埔軍以及雲集廣東的各種主席。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一部分粵軍為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譚延所部的湘軍為第二軍，譚任軍長；朱培德所部滇軍為第三軍，朱任軍長；李所部粵軍為第四軍，李任軍長；李的閩軍為第五軍，李任軍長；後來，程所部的援鄂軍和吳鐵城部的一個師合編為第六軍，程為軍長。國民革命軍依照蘇聯紅軍的建製，在各軍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軍隊中的政治領導工作。從此，軍政開始統一，財政也逐漸收歸中央政府。
在東征軍回師平定劉、楊叛亂和沙基慘案外交緊急之際，陳炯明殘部又重新占據東江一帶地區，並企圖與盤跨粵南的鄧本殷合擊廣州。為了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10月5日，以蔣介石為總指揮，周恩來為總政治部主任的東征軍開始出征，14日攻克陳炯明的老巢惠州。11月初，再度收複東江一帶地區，全殲陳炯明的殘部12000餘人。
國民革命軍在第二次東征的同時，又南討盤踞粵南的軍閥鄧本殷。10月至12月間，國民革命軍相繼克複高州、雷州、欽州、廉州。1926年2月，又消滅了海南島上的殘敵。至此，廣東全省為國民政府所統一。
廣東的統一，促進了兩廣的統一。1926年初，已經統一了廣西的新桂係領袖李宗仁、黃紹等表示願意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3月30日，兩廣合作宣言發表，標誌著兩廣正式統一。6月10日，廣西省政府成立，以黃紹為主席。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以李宗仁為軍長。
國民政府的成立及兩廣的統一，為北伐戰爭提供了可靠的後方基地。
三、第三次直奉戰爭與北方的反奉倒段運動
北京政變後，中國政局一度錯綜複雜，一方麵是珠江流域的國民黨統一廣東的戰爭，另一方麵是長江、黃河流域的北洋軍閥的混戰。此外，還有北洋軍閥與傾向於革命的馮玉祥國民軍之間的激烈鬥爭。
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後，改稱各省的督軍為督辦。他在極力消除直係勢力的同時，表麵上調解奉係與國民軍的矛盾，實際則暗中支持奉係。直係軍閥不甘心失敗，奉係與國民軍的矛盾也難以調和，於是爆發了齊盧戰爭、奉浙戰爭(又稱第三次直奉戰爭)、奉國戰爭。
1924年12月11日，段祺瑞下令免去了齊燮元的蘇皖贛巡閱使和江蘇督軍職，而以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以江蘇省長韓國鈞兼江蘇督辦。張作霖為了向長江流域擴張勢力，以助盧永祥為名，派張宗昌率軍偕盧永祥沿津浦線南下。齊燮元勢孤不能敵，不得不按臨時執政府的命令辦理交擔卸，暗中卻聯絡原直係將領孫傳芳共抗奉、盧。於是齊、盧戰爭於1925年1月17日爆發。兩軍大戰於丹陽、無錫之間。25日，齊燮元戰敗。逃往日本、將殘部交孫傳芳。
齊盧之戰結束以後、段祺瑞應張作霖之請，於4月24日任命奉軍將領張宗昌為魯督，任命楊宇霆為蘇督，薑登選為皖督。6月13日，張學良率奉軍2000人進駐上海，後由薑登選接替。這就破壞了奉係與孫傳芳於2月3日所簽“上海永不駐兵”的江浙二次和平條約。奉係勢力伸入長江流域，對長江流域以浙江督辦孫為首的直係軍閥形成威脅。於是，為了自保，孫傳芳自稱浙、閩、皖、蘇、贛五省聯軍總司令，於10月15日分五路進攻上海，奉浙戰爭爆發。奉浙戰爭又稱第三次直奉戰爭。直軍攻勢凶猛，而奉係則因在長江流域立足未穩。難以力敵，於是主動放棄了上海、南京、蚌埠等地。11月8日，直軍又攻占徐州，奉軍敗退山東。奉浙戰爭結束後，孫傳芳割據蘇、浙、閩、皖、贛，自成體係。
隨著奉浙戰爭的結束，奉係軍閥內部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奉係軍閥原分為新舊兩派。新派領袖為楊宇霆，舊派領袖為張作相。新派中又分為以楊宇霆、薑登選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鬆齡、李景林為首的陸大派。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係新派擢登衽席，郭鬆齡尤為張學良所倚重。第二次直奉大戰後，奉軍入關，張宗昌、楊宇霆、薑登選、李景林都得到一省地盤，而屢建戰功的郭鬆齡卻一無所得，欲求熱河都統一職也被楊宇霆所阻。加上全國反奉戰爭的影響，於是郭鬆齡決心聯合與奉係有矛盾的馮玉祥以反奉。1925年11月15日，郭、馮達成反奉密約。
22日，郭鬆齡在灤州發表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隨之倒戈向奉張開戰，並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自任總司令，郭率所部7萬餘人進兵關外，攻勢淩厲，連克秦皇島、山海關，錦州，沈陽大為震動。國民軍宋哲元部乘熱河都統闞朝璽回師援奉之機，占領了熱河。張作霖在驚恐之中，便以東北若幹主權為交換條件，換得日本關東軍直接出兵助戰。郭鬆齡兵敗被殺。
自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展很快，1924年底，國民軍的兵力由原來的4萬餘人發展到十七八萬人，而且控製了河南、綏遠、察哈爾及北京、天津等地。在郭鬆齡兵變中，國民軍乘機占領了熱河、直隸。郭鬆齡兵敗之後，馮玉祥改編其餘部為國民軍第四軍，以魏益三為軍長。1926年1月，魯軍第二十四師師長方振武通電宣布脫離張宗昌，其所部改稱為國民軍第五軍。由於國民軍傾向革命，所以在國民軍勢力所及的地區，革命群眾運動有所發展。
由奉係和段祺瑞控製下的臨時執政府，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專製獨裁，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因而激起全國人民普遍反對。中國共產黨利用奉浙戰爭之機，發動了全國範圍的反奉倒段運動。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了《對反奉戰爭宣言》，號召全國民眾“站在反奉運動之主體地位”，積極參加反奉戰爭。宣言指出反奉戰爭的目的是“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民會議，建立革命統一的民主政府，宣布關稅自主，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24日，國民黨中央也發表《對時局宣言》，號召民眾參加反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