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革命高潮到來之際資產階級力圖分裂統一戰線的征兆。它不僅促使國民黨新右派形成，為其反共奪權作了理論與輿論上的準備，而且助長了國民黨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動，並從思想上把國民黨的新老右派聯合起來，對革命統一戰線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
為了維護革命的統一戰線，繼續推動國民革命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猛烈的回擊。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上開辟了《反攻》專欄，專載反擊文章。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肖楚女等紛紛撰文，批駁戴季陶的“純正三民主義”及反對階級鬥爭的謬論，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謂“純正三民主義”根本不能作為國民黨的中心思想，“國民黨的中心思想，隻有代表中國民眾——各階級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經濟要求；而在各階級利益衝突的地方，這種中心思想，應當以最大方數，最受壓迫的階級的利益為標準。”【瞿秋白：《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頁。】共產黨人認為當前的民族鬥爭非常需要，但是承認民族鬥爭，並不能否認階級。抹煞階級鬥爭，會使民族鬥爭的進行受極大的損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之成功，當以工農群眾的力量之發展與集中成正比例；而工農群眾的力量，又隻有由其切身利害而從事階級的組織與爭鬥，才能夠發展與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鬥，便是破壞民族爭鬥之主要力量。”【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導》第129頁。】至於戴季陶以仁愛之心去感動資本家之說，“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農工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能發展，隻有兩條路：①注重工農階級的階級鬥爭，以無產階級引導一切革命階級前進；②側重資產階級的利益，講‘中庸’、‘調和’、‘統一’而反對階級鬥爭，其結果是為買辦階級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與帝國主義一方麵去”【瞿秋白：《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第338、342、345頁。】。
其次，中國共產黨人又批駁了戴季陶的“排拒性”、“共信”說，指出：國共合作後的國民黨是有共信的，這個共信就是“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國民黨不是一個階級的黨，既然如此，“那麼，於共信(即共向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各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各別點)存在”【陳獨秀：《給戴季陶一封信》，《向導》第129期。】。戴季陶所說的團體排拒性，“事實上是資產階級排拒無產階級”，“完全是要想把國民黨變成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瞿秋白：《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第338、342、345頁。】。
中國共產黨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取得重大的勝利。連戴季陶也承認，共產黨人及許多國民黨人，對他的小冊子“下總攻擊”，使他的“勇氣”“消失大半”，他的同伴們，“一半是忍氣吞聲，一半是委曲求全”【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重刊序言》。】。
戴季陶主義出籠之後，國民黨內又公開分裂出去一個反革命的政治派別，這就是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其代表人物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委員，如鄒魯、謝持、林森、張繼等。他們自始自終公開地反對三大政策，尤其反對容共政策。在孫中山逝世、戴季陶主義出籠、廖仲愷被刺的情況下，他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公開進行分裂國民黨的活動。1925年11月23日，他們擅自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堂召開所謂的“國民黨一屆四中會全”，因此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參加西山會議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隻有鄒魯、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葉楚7人(中央執行委員共24人)，侯補中央執行委員隻有沈玄廬(定一)、茅祖權、傅汝霖3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共17人)，中央監察委員隻有張繼、謝持2人(中央監察委員共5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無1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共5人)。因此，這個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全會，遠不足法定人數，是一次非法的會議。
西山會議從11月23日開始，至1926年1月4日結束，共43天。會議通過了諸如《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雇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開除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員會案》《總理逝世後關於反共產派被開除者應分別恢複黨籍案》等一係列決議案，完全背叛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另外，西山會議還宣布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1925年12月14日，他們又在上海另組中央黨部，形成了廣州與上海兩個國民黨中央對峙的局麵，破壞了國民黨的統一。
此後，西山會議派又於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在上海召開所謂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聽取了各地的黨務報告，進行了以“對付共產派”為主要議題的討論，通過了《肅清共產分子案》等決議，選舉林森、鄒魯、謝持、沈玄廬、胡漢民、許崇智等2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張平江等39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石青陽等7人為中央監察委員。“大會”結束時，又發表宣言，公開宣布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民黨一大的宣言和決議。
西山會議派的出現，使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產生了混亂，適應了帝國主義破壞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須予以嚴厲的打擊和製裁。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對西山會議派進行了及時的堅決鬥爭。192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65號通告，斥責其“站在廣州最高黨部之外，站在國民政府之外，標榜異議，跡近阻撓革命工作而為全國人民所不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第447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27日致電各級黨部，宣布西山會議為非法，並決定於12月11日在廣州召開一屆四中全會。12月，中共中央又發出67號通告，要求各地組織推動國民黨各級黨部發表通電，痛斥西山會議派。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下，北京、上海、廣州、湖北、江西等地的各級黨部，紛紛發通電。擁護國民黨中央的決定，要求嚴懲西山會議派。同月，毛澤東以他主編的《政治周報》作為陣地，組織並親自撰寫文章，對西山會議派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國民黨也如期在廣州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會議斥責了西山會議派的非法分裂活動；申明一大以來聯合蘇俄、扶助農工、接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均係孫中山生前所定之根本方針。全會還決定於1926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嚴肅處理西山會議派的問題。
1926年1月1日至20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應出席代表256人。到會代表189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代表中占極大的優勢。
國民黨二大在民族革命運動發展的曆史上是極有價值的一次大會。這次大會繼續和發展了國民黨一大的路線，從思想上、政治上鞏固了國共合作。大會的第二天，就一致通過了《謹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並努力以履行之案》。孫中山的遺囑，概括了他晚年的革命思想，包括堅決實行三大政策的信念。大會宣布接受並履行孫中山的遺囑，標誌著這次大會繼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13日，大會又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分析了世界革命的形勢，聲明要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與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國主義作殊死戰”；“對於蘇聯，應以誠意與之合作”。《宣言》又揭露了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壓迫廣大人民，破壞革命運動的罪惡。並明確指出當前中國革命的任務與手段：“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二曰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其二，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為軍閥；二早造成廉潔的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宣言》特別強調指出：孫中山“所提出於第一次大會之宣言，對於三民主義解釋，及最小限度之政綱，實為中國之唯一出路”，必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件。】。
另外，這次大會又懲處了西山會議派，申張了黨紀，從組織上維護了國共合作。大會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議決案》，揭露了西山會議的性質及其危害性。決定把策劃西山會議的首要人物謝持、鄒魯永遠開除出黨；對於參加西山會議的附合者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傅汝霖、沈玄廬、茅祖權、葉楚傖、邵元衝、林森、張繼、張知本等12人，給予警告處分；至於戴季陶，他雖“未得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可，即以個人名義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致發生不良影響，惹起黨內糾紛，但於此次西山會議，始終並未與會”，僅由大會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一誤再誤。
但是，這次大會在組織問題上存在著失誤。在大會籌備期間，共產黨人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主張利用大會彈劾西山會議的有利形勢，徹底清除右派，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少選中派，多選左派，爭取中共黨員占1/3。但是，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卻害怕因此嚇跑了資產階級，采取與之妥協的方針。陳獨秀不但到上海請回與西山會議有關的戴季陶、孫科參加大會，並且寫信要廣東的中共組織歡迎這些右派。在選舉問題上，陳獨秀和張國燾都“不希望在大會的中央委員改選中，增加中共方麵的國民黨中內委員人數”。就這樣，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選舉中失去了占絕對優勢的大好時機，而中派與右派則在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占了優勢。戴季陶仍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另外，在國民黨一大時連代表資格都不具備的蔣介石也被這次大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22日召開的二屆一中全會上，蔣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2月1日，又被特任為國民革命軍總監(未就【劉國銘主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誌》，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頁。】)。蔣介石由此進入國民黨的中央領導集團，這就為新右派奪取革命領導權造成便利條件。
蔣介石(1887～1975)小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誌清，投奔孫中山後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既受過封建的舊式教育，又受過資產階級的新式教育，具有一定的民族主義思想。1906年考取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後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和武裝討袁活動，然後即與戴季陶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從事投機買賣。1922年赴廣州再次投奔孫中山。國民黨改組開始後，他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雖不敢公開反對，但對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心實不願”。作為黃埔軍校的校長，他在統一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國民黨二大以後，蔣介石隨著地位的上升，野心日益膨脹。為了打擊排斥共產黨人，奪取黨政大權，他製造了三二○事件，並提出限製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
1926年春，蔣介石即指使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布“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的謠言。3月18日晚，黃埔軍校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到海軍局傳達蔣介石的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調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馬文車關於審訊李之龍情形致蔣介石函件》第157期，第1528頁。】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隨即派出“中山”、“寶璧”二艦前往。但當二艦次日晨到達黃埔時，蔣介石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請示蔣介石之後，又將中山艦調廣州。中山艦奉命開動，但蔣卻說這是“無敵升火達旦”，顯係共產黨異動。以此為借口，蔣介石於3月20日擅自宣布廣州戒嚴；任命歐陽格為海軍艦隊司令，令其派兵逮捕李之龍，占領中山艦；並派兵包圍了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同時扣留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50多名共產黨員。這就是蔣介石一手製造的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事件。
蔣介石擅自發動的中山艦事件，引起了大多數國民黨人和國民革命軍將領的不滿，但他們卻沒有挺身出來反蔣。毛澤東、陳延年、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力主反擊，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由於沒有與國民黨新右派爭奪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思想準備，因而錯誤地認為事件的發生是“共產黨分子在國民黨一切工作中都太過負責任”【《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向導》第157期，第1528頁。】所致，主張妥協退讓，不同意反擊。當時正在廣州視察的蘇聯布勃洛夫使團對中山艦事件反應淡然，認為這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黨代表的小型半暴動”【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頁。】也主張妥協。由於中共中央和蘇聯使團采取了妥協的方針，沒有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反擊，致使蔣介石的陰謀得以實現。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蔣介石的壓力下作出令蘇聯顧問季山嘉等回國、撤出第一軍第二師各級黨代表、查辦“不軌”軍官的決定。中國共產黨被迫撤出了第一軍的全部共產黨員。此外，蔣介石還利用三二事件排斥政治地位比他高的汪精衛，迫使汪精衛離穗出走。這樣，廣州就成了蔣介石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方。4月16日，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改選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由譚延和蔣介石分別取代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進一步掌握了國民黨軍事大權。
蔣介石雖然通過三二事件實現了一部分奪權陰謀，但是由於他的實力尚不足，在未來的北伐中，還需要蘇聯的援助和共產黨人效力，所以不敢公開反蘇反共。事後，他一麵假惺惺地向軍事委員會自請“專擅之罪”的處分，一再宣布自己不會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聲明“3月20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係的”【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3冊，第285頁。】。另一方麵又在策劃打擊和限製共產黨的新的陰謀。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蔣介石以“消釋疑慮，杜絕糾紛”為名，提出了一係列“整理黨務案”。其中第二案規定：共產黨應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數1/3；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中國共產黨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所發出的一切“訓令”，應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等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第2冊，第290頁。】。此議案是蔣介石限製、打擊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步驟，但中共中央對此卻繼續采取妥協的方針。當時，前來負責指導二中全會中共黨團的“張國燾用了非常不正派的辦法要大家簽字接受”【《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3頁。】，致使此案在17日表決通過。
19日，會議根據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第三案，選舉張靜江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共產黨人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劉芬分別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代理宣傳部長及常務委員會秘書等職，由蔣介石任組織部長，甘乃光任農民部長，顧孟餘代宣傳部長，並以西山會議派的邵元衝、葉楚傖任青年部長和常務委員會秘書。
“整理黨務案”被通過後，6月4日，中共中央發表發了《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問題致中國國民黨書》，宣布接受“整理黨務案”。同日，陳獨秀在《向導》
周報發表了《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一方麵駁斥了所謂共產黨陰謀倒蔣的四個事實，另一方麵又稱讚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柱石”【《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頁。】，表示中共願繼續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
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是國共兩黨力量消長的分水嶺，又是蔣介石由中派轉變為新右派的標誌，但中共對此缺乏正確的認識。蔣介石通過這兩個事件，在軍事與黨務方麵打擊了中共，將中共排斥出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及國民黨的中央領導機關。6月5日，國民政府又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陸、海、空各軍。7月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又改選蔣介石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由張靜江代理)。這樣，蔣介石在北伐戰爭前，已集黨權與軍權於他一人之手。新右派奪取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成功。本身就使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以至整個國民革命潛藏著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