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奉倒段運動中，最有名的一次鬥爭被稱為“首都革命”。
1925年11月28日，中共北方區委組織北京各學校、工廠在五卅運動中成立的學生敢死隊、工人保衛隊和廣大人民群眾共約5萬人，齊集神武門前，舉行示威大會。會後進行遊行。遊行群眾手拿木棒等武器，高呼“打倒奉係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建設國民政府”等口號，包圍了執政府，要求段祺瑞立即辭職下台，並搗毀了執政府一些官僚政客的公館。29日，北京市民又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解除段祺瑞一切權力、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關稅自主、召開國民會議等內容的決議。
由於事先聯係好的國民軍沒有配合行動，為時兩天的“首都革命”未能達到驅段的目的。但是，這次鬥爭得到上海、南京、開封、長沙、漢口、九江等地的廣泛響應，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驅段運動，沉重打擊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反動統治。四個月後，段祺瑞狼狽下台。
1924年11月初，吳佩孚兵敗南下，於中旬到達漢口。直係將領、湖北督軍蕭耀南接納了吳佩孚。吳佩孚遂以直係統帥自居，以直係各省軍閥的名義發表通電，宣布組織護憲軍政府，但因為各直係將領的反對而未能成功。1925年，吳佩孚逐漸控製了湖北，招兵買馬，搜刮財富，並取得了一些地方軍閥的支持，又成為當時最大的軍閥之一。對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吳佩孚一直耿耿於懷。10月21日，吳在漢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通電討奉。
郭鬆齡兵變後，英、日等帝國主義看到傾向革命的國民軍勢力不斷擴大，北方革命的群眾運動日益發展，於是決定聯合起來幹涉中國革命，壓製國民軍。在帝國主義的策動與支持下，處於對峙狀態的奉張、直吳於1926年1月取得了諒解，形成聯合反對國民軍的形勢。這時，由於國民軍的進攻而敗退山東的李景林與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也要求與直係合作，伺機進攻國民軍，以圖報複。1月11日，奉係首先發起對國民軍第四軍魏益三部的進攻。19日，吳佩孚得到英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後，在漢口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進攻國民軍第二軍。接著，通電討馮，出兵河南。直魯聯軍與吳佩孚的將領靳雲鶚勾結，由山東進攻河南和直隸。除此而外，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劉鎮華也趁火打劫，截阻國民軍。在北方軍閥的聯合進攻下，國民軍的處境日益困難。馮玉祥早就了解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等人的報複意圖。為了縮小目標，轉移對方的視線，他於1926年1月1日通電下野，以全權交其部下張之江，準備取道庫倫赴蘇遊曆。3月初，河南失守，形勢越來越危急，於是國民軍主動放棄天津，固守北京。
正當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的戰爭激烈進行之際，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以兩般驅逐艦掩護四艘奉艦，駛入大沽口，並不顧守衛大沽口炮台的國民軍的警告，炮擊大沽口炮台，致使國民軍死傷10餘人。國民軍被迫還擊，將日艦逐走。而日本帝國主義卻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名，糾集辛醜條約簽字國八國公使，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撤除一切防務，並限48小時內答複，否則，“各國海軍當局，決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17日，各國軍艦雲集大沽口竟達20多艘，以武力相威脅。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18日，北京各界群眾約5000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會後，2000多名群眾到國務院請願。當請願群眾走到國務院東轅門時，府院衛隊竟奉段祺瑞之命，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47人，打傷200多人，造成民國建立以來最大慘案——“三一八”慘案。魯迅先生稱這一天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慘案後，段政府遭到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人民紛紛集會聲討其暴行，聲援北京人民愛國鬥爭。段祺瑞政府的統治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但段卻不願主動放棄臨時執政府的地位。他見國民軍大勢已去，決定聯合奉係，作奉係的內應，逮捕鹿鍾麟，驅逐北京的國民軍勢力。麟鍾麟發覺後，於4月9日派軍隊包圍了執政府，計劃逮捕段祺瑞。段事前聞迅逃匿日本使館。為了瓦解直奉聯盟，減輕壓力，鹿鍾麟釋放了曹錕，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計，但吳不為所動。在北京處於直、奉軍閥三麵包圍的情況下，國民軍於15日撤離北京，退往南口鎮。在此，國民軍與直係軍閥進行了長達四個月之久的激戰，然後，被迫退到西部的綏遠、甘肅。國民軍退出北京以後，段祺瑞打算繼續執政，但在全國革命運動不斷高漲的情況下，擁有軍事實力的直、奉軍閥企圖直接控製北京政權，段不得已於20日宣布下野，退居天津。段下台後，胡惟德兼署國務總理，攝行執政職權。執政府實際上已名存實亡了。
四、反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
1925～1926年，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界開展了反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
國家主義起源於18世紀的歐洲，是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國家主義對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形成、國內統一市場的建立，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自19世紀以來，特別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及十月革命以後，國家主義便由“自由的國家主義”逐漸演變為為“統製的國家主義”，並以鼓吹對外侵略，對內壓迫和仇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其特點，成為一種極端反動的思潮。
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在中國出現了，到五四時期形成一種政治思潮，如在少年中國學會中就存在國家主義傾向與共產主義傾向的對立和鬥爭。但作為一個明確政治派別，則是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其代表人物為曾琦、李璜、餘家菊、陳啟天、左舜生等。1923年12月，曾琦、李璜等在法國巴黎成立了中國青年黨。1924年秋，曾、李等返回上海，與餘家菊、陳啟天、左舜生等人相結合，形成中國青年黨在國內最初的組織。他們創辦《醒獅》周報，隨後又出版多種書刊，因此被稱為“醒獅派”。又因為他們初期活動的一切主張，均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義發表，所以社會上又稱其為國家主義派。
中國青年黨在其《建黨宣言》中述及自己的宗旨：“言乎對外，則以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為旗幟”，“至於對內，則以推倒禍國殃民之軍閥，實現全民政治為信條”【李義彬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國青年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頁。】。然而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則以全力從事反蘇反共為其鮮明的特征。他們攻擊蘇聯與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革命是“侵略”、“幹涉”，對接受蘇聯援助者，則咒罵為“蘇俄之走狗”。但他們卻公開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認為“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幹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革命”，“我們所主張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於內，而不是即時主張什麼反帝國主義”，主張“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均照舊遵守，俊實力充足之後，再來收回一切主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他們攻擊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階級鬥爭學說，認為近代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尚未顯著，對抗的形勢更不能成立”，凡是中國人，“都是有革命要求的”，“沒有什麼最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區別”。所以他們表示“反對階級鬥爭，而主張全民革命”，並咬牙切齒地說：“一刀兩斷用武力鏟除共產黨人。”對於封建軍閥，他們卻視為同道，派人到吳佩孚軍隊中去作宣傳，恭維其為“愛國軍人”。曾琦、餘家菊等人還為張作霖、孫傳芳出謀劃策。總之，國家主義派雖然始終標榜反對列強，反對軍閥，但其首先和集中反對的是指支持中國革命的蘇聯與共產國際以及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革命力量。
1925年12月，國家主義派為了擴大其政治影響和活動範圍，由醒獅社等幾個團體組成了“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1926年，當國民革命運動不斷高漲之時，《醒獅》周報不但每期都有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文章，而且攻擊國民黨，甚至攻擊國民黨的黨旗和國民政府的國旗。
國家主義派在“國家”、“民族”的幌子下販賣的反動理論，曾欺騙了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了揭露其理論的反動本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青年團，通過《向導》、《中國青年》等刊物，對國家主義派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首先，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批判了國家主義派超階級的國家觀。肖楚女指出：“階級一日存在，階級鬥爭便一日不會消滅；國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階級——得勝階級用為工具”【肖楚女：《顯微鏡下的醒獅派》，中國青年社1925年10月出版。】；世界上隻有“各爭自己階級利益的國家，決沒有‘各階級融合一致的國家’，更沒有各階級的國家主義”【肖楚女：《反抗五卅慘案中所見的階級鬥爭》，《中國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出版。】。無產階級所要反對的是壓迫奴役他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反動政府，而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自求解放的國家。正如惲代英所說：“我們心目中的國家，是為抵禦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而存在的；我們心目中的政治，是為保障無產階級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答“醒獅”周報三十二期的質難》、《中國青年》第82期，1925年7月18日。】。
其次，中國共產黨揭露了國家主義派“外抗強權”的本質。國家主義派在“外抗強權”的幌子下攻擊蘇聯，惲代英駁斥其反蘇謬論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並沒有要求什麼交換條件，既沒有在廣州要求領事裁判權，也沒有要求劃分勢力範圍。肖楚女指出：“醒獅派的外抗強權隻是說著玩而不實行的”，因為他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遵守一切既成條約的時代”，既然如此，那麼他們所謂的“外抗強權”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國信’一樣的親帝口號【《顯微鏡下的醒獅派》，中國青年社1925年10月版。】。
再次，中國共產黨人針對國家主義派的大量言行，揭露其是“一個借了反對共產黨而幹反革命事業的大集合”。《中國青年》一篇文章寫道：“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最反動的勢力，一方麵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另一方麵，我們應該指出，是國民黨右派和所謂‘戴季陶派’——因為他們都同樣是消滅革命勢力，妨礙革命進展的東西。現在主張‘絕對的內不妥協，外不親善’、而自命為‘主張徹底革命的人’的國家主義者，卻把上麵兩種最反動勢力的主張，用他們風行海內的機關報，‘一古腦兒’都代他們喊叫出了。……在實質上，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說，他們是最反動勢力的結晶！”【《醒獅派——最反動勢力的結晶》，《中國青年》第97期，1925年9月28日。】
國民黨左派也開展了反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了反國家主義派的命令，指出：國家主義派“甘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豢養”，“為彼主人帝國主義張目”，要求“各級黨部、黨報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撲滅邪說”。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很有成效。1926年下半年後，一些人紛紛發表文章，宣稱他們“從國家主義中覺醒過來”。許多國家主義團體也宣告解散。中國少年自強會解散時宣言：“願放棄國家主義，與進步的革命青年合作。”【《破產的國家主義》，《中國青年》第145、146期，1926年12月20日。】此後，國家主義派的影響日益縮小。
五、反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與妥協
國共合作實現以後，國民黨內出現了左、中、右三派。三者的根本區別在於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態度。孫中山逝世前，以國民黨一些元老為主體的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右派即公開反對黨內合作的形式，一再要求彈劾共產黨。但由於孫中山維持國共合作的態度很堅決，所以他們的企圖未能得逞。孫中山逝世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社會階級鬥爭的尖銳，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更為激烈。老右派對革命的恐懼與仇恨與日俱增，他們甚至企圖以暗殺和分裂來破壞革命的統一戰線，達到中止革命的目的。麵對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代表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中派態度也日趨右轉，特別是其右翼，“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對革命的態度便由懷疑而對抗，最終轉化為反對革命的新右派。新右派與老右派所不同的是，他們主要采取聯共形式下的限共策略，以與中共及國民黨左派爭奪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在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著名國民黨左派廖仲愷被刺案發生了。廖仲愷(1877～1925)，原名恩白，又名夷白，以字行，廣東惠陽縣人。出生於美國舊金山一個華商的家裏。1893年歸國，1902年東渡日本，次年開始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他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國民黨改組後，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並先後擔任工人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廣東省長、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軍需總監等要職，為實現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推動中國革命做出卓越的貢獻。孫中山逝世後，他繼承孫中山的遺誌，高舉國民革命的旗幟，始終以國民黨一大宣言“為奮鬥標準，努力前進”。為此，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對他極端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1925年7月初，一些國民黨右派分子便多次集會，密謀暗殺廖仲愷。8月20日，廖仲愷偕夫人何香凝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陳秋霖到中央黨部開會，剛下車，即遭反革命暴徒迎麵用手槍射擊，為民主革命獻出了生命。陳秋霖也受傷身亡。
廖案的發生，是國民黨右派打擊左派、反對國共合作的重要舉動。廖仲愷在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了廖案的發生及其處理一時成為國民黨內的大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立即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組織特別委員會，指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負責處理廖案及時局；並由國民政府“令設審理廖案特別法庭”，派陳公博、周恩來、吳鐵城等九人組成廖案檢查委員會，負責檢查事宜。經查明，主謀者為胡漢民之堂弟胡毅生及朱卓文、梁鴻楷、魏邦平、林直勉等人。除胡毅生外，其餘的人，或為胡漢民的老部下，或為許崇智直轄下的現役軍人。胡漢民和許崇智因此而涉嫌。由於特別委員會三巨頭在輯捕凶犯的問題上爭執不下，錯過了時機，致使朱卓文、胡毅生等主犯潛逃香港，逍遙法外，隻有林直勉一人就擒。
國民黨通過審理廖案，給了右派分子一定的打擊，但蔣介石卻利用這個機會，控製了廣東的軍政實權。8月24日，蔣介石任廣州衛戍司令職。26日，蔣又以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由於涉嫌廖案，胡漢民被迫赴蘇，等於放逐，許崇智則被蔣介石勒令“暫離粵境”，逃往上海。蔣乘機將許崇智的粵軍解散、收編，歸他的第一軍指揮。此後，蔣介石利用孫中山逝世、廖仲愷被刺後國民黨內出現的權力真空，逐步進入國民黨的高層領導集團。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出現了新右派反對國共合作的理論——戴季陶主義。戴季陶(1889～1949)，名傳賢，字選堂，又字季陶，號天仇。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早年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參加過反清、反袁鬥爭，1912年9月擔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五四前後與沈玄廬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後又兼營交易所投機生意。國共合作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部長、大元帥府法製委員會委員等職。他一貫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後，他無所顧忌，於1925年3月至4月，從北京到廣州，發表了幾十次宣傳反對國共合作的講演。5月，他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以所謂“純正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最高原則”。隨之離穗赴滬，專門從事反共著述。六七月間，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以闡述三民主義為名，提出一套比較係統的反對容共政策的理論。這兩本小冊子的發表，標誌著戴季陶主義的形成。
在思想上、政治上，戴季陶宣揚“純正的三民主義”，閹割三民主義的革命內容，攻擊馬克思主義。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民生哲學，而仁愛則是“民生哲學之基礎”【《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0頁。】，因此，孫中山的“基本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第602頁。】，“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戴季陶一方麵歪曲三民主義，另一方麵直接攻擊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認為“中國沒有明顯的強大的階級區分”，“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因此“擁護工農群眾利益，不需要采取階級鬥爭的形式……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本家，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戴季陶閹割新三民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學說，其目的就在於企圖按照中產階級的願望，把正在迅猛發展的國民革命，重新拉回舊民主主義的軌道。
在組織上，戴季陶宣揚“單純的國民革命”，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他認為團體之間是有排拒性的，並說“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則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導言》，1925年7月。】。他強調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一定要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才能與國民黨人建立“共信”。他詆毀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是“寄生政策”，是“隻借中國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自己本身組織”【《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5卷，第587頁。】，影響了國民黨的生存，阻止了“中華民國唯一救主中國國民黨的自然成長”【《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第588、586頁。】，或者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把三民主義，認為唯一的理論，把國民黨認為唯一救國的政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第588、586頁。】，或者是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排斥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