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國民革命與北洋軍閥的潰敗 (1924～1927) 第一節國共合作的形成和國民革命的勃興
一、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大會代表196人，出席開幕式的165人。這些代表，一部分由孫中山指派，一部分由各省區黨員推選。其中，包括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李大釗、陳獨秀、(未出席大會)林伯渠、王盡美、夏曦等人。孫中山以總理的身份擔任大會主席，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組成主席團。
這次大會貫徹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國民黨章程》等重要文件；並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大會最重要的成果是討論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中國之現狀”，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後“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劇的情況，指出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是中國惟一的生路。第二部分為“國民黨之主義”，它重新解釋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有兩方麵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民權主義以“五權分立”為原則，主張實行直接、普遍、革命的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製、複決、罷官諸權”；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凡賣國罔民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的原則，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製資本。所謂平均地權，即由國家製定土地法和地價稅法，“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以防止“土地權為少數人所操縱”。“農民缺乏土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土地，資其耕作”。所謂節製資本，即凡具有獨占性質或規模過大之企業，“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人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為之謀救濟之道”。第三部分為“國民黨之政綱”，包括對外政策7條和對內政策15條。明確規定：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實行中央及地方的“均權主義”；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製定勞工法，改善勞動者之生活狀況，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推動女權之發展等等。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通過，標誌著孫中山從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它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以三大政策為靈魂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已剔除了狹隘的大漢族主義的成分，增加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新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雖然仍然固守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但是提出了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的原則。當然，所謂“一般平民”，首先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其次才是工農與小資產階級，但它畢竟對歐美式的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專政的政治製度有所否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工農與小資產階級在未來國家政權中的地位，較為明確地轉向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方向。新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除對舊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的內容有所充實以外，又增加了“節製資本”的新內容，並提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改善工人生活的問題。雖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仍是改良主義的，但它標誌著孫中山開始把社會問題的解決與扶助農工的政策聯係在一起。總之，新三民主義是改組後的國民黨的政治綱領。由於受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特別是在國內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影響，因而具有新民主主義的因素。
新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基本相同，二者都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為目標，又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因此，新三民主義就是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但是，中國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還有其不同的地方。第一，民主革命階段一部分綱領不同。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製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而三民主義則沒有。第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中國共產黨除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而新三民主義則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第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而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
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基本相同，決定了國共兩黨能夠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不同的部分，則決定國共兩黨的合作必然存在矛盾和鬥爭。
大會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時，少數代表以反對黨員跨黨為借口，主張應明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其實質就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反對采用黨內合作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李大釗在會上嚴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崇的舉動。”【《黨史研究資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105頁。】廖仲愷等支持李大釗的發言。經過辨論，大會否決了少數人提出的國民黨員不得跨黨的提案。通過了新的黨章。
新黨章第一次規定了國民黨從中央到基層完整的組織係統。在保留“總理”的名義下，改個人集權製的領導體製為民主集中製的委員會製。新黨章還規定了一係列黨內紀律。
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推胡漢民、汪精衛、張靜江、廖仲愷、戴季陶、林森、鄒魯、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等24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邵元衝、鄧家彥、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等17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時，選舉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推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5人為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許崇智等5人為侯補中央監察委員。
1月31日，孫中山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組織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央黨部)，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3人為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下設秘書處和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軍事等部，後來又增設了海外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還決定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地方執行部。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工作的基本完成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以及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國民黨性質由此發生了重要變化，即由原來的資產階級政黨改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革命聯盟。此後，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掀起了國民革命的高潮。
二、國民革命的勃興
“國民革命”這個概念，最早提出於辛亥革命的準備階段，一般通用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早在1906年秋冬，孫中山在《軍政府宣言》中，開始將太平天國以前和以後的革命區別開來。他認為，以前的革命隻以驅除異族、光複中華自任，而“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因此，他指出：“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這說明，“國民革命”這個概念，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一致的，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到了1922年9月，陳獨秀發表了《造國論》一文，重新使用了“國民革命”這個概念【《造國論》，《向導》第2期，1922年9月出版。】。他後來解釋使用這個概念的理由說：“我們以為真正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18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向導》第128期，1925年9月出版。】於是，“國民革命”的口號就成了各革命階級共同使用的口號。
國民黨改組以後，孫中山總結了曆史的經驗教訓，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創辦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1926年2月改稱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培養軍事幹部，作為建立革命武裝的基礎。因軍校校址在廣州市郊珠江中的黃埔島上，所以簡稱為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於1924年5月正式建立，6月16日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親臨講話，勉勵學生：“從今天起，立一個誌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隻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
軍校的最高領導機關為校本部，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孫中山親自兼任校本部總理，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校本部下設政治、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六部，後又增設教育長、軍法處和參謀部。從1924年5月至1926年北伐戰爭前，軍校共招收學生五期，約7400人。1924年10月、12月，軍校以畢業生為骨幹建立兩個教導團，後又擴充為師。軍校學生是國民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戰爭的重要力量。後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軍校又在潮州、南京、武漢、長沙等地設立分校，其中武漢分校影響最大。
黃埔軍校是以蘇聯紅軍為榜樣建立的我國第一所培養革命軍事人才的學校。早在1923年秋，以蔣介石為團長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期間，代表團不但在莫斯科拜謁了蘇軍教練總督彼得祿夫斯克，“知俄國軍隊組織之內容”，而且參觀了化學學校、高級射擊學校、海軍大學和海軍機器學院等多所軍事院校，學習了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及其寶貴經驗。黃埔軍校仿照蘇聯紅軍軍事學校的建製，設立政治部，實行黨代表工作製度，把軍校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把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作為軍校工作的重要內容。在課程設置上，除軍事課以外，還設有政治課。政治課多達26門，主要講授三民主義、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等。
黃埔軍校從籌備到建立，得到蘇聯的大力授助。蘇聯不僅為軍校提供大量的經費、設備和武器，而且派遣以加侖將軍為首的40多名軍事、政治顧問，這些人對軍校規章製度的製定及教學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黃埔軍校又是國共合作的產物，是革命統一戰線的學校。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共同參加軍校的籌備，並擔任過軍校的領導工作和教學工作。先後擔任政治部主任的，不但有國民黨人戴季陶、邵元衝、而且有共產黨人周恩來、邵力子和熊雄；教授部主任為國民黨人王柏齡，副主任則為共產黨人葉劍英；軍事總教官為國民黨人何應欽，政治總教官則為共產黨人惲代英。政治課教學基本由惲代英、肖楚女、熊雄、聶榮臻、張秋人、魯易、金佛莊、安體誠、包惠僧、高語罕等共產黨人擔任。各省招生工作由國共兩黨共同進行。招收的學生有國民黨籍的，也有共產黨籍的。軍校第一期學生約500人，其中由中國共產黨選派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約有50～60人。軍校對國共兩黨的信仰“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采取兼收並蓄的方針”【轉引自肖效欽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40頁。】兩種主義均可在校內公開宣傳。校黨代表在訓令中規定：除閱讀三民主義的書籍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本校學生皆可購讀【《汪黨代表訓令》，《黃埔軍校史料》，第79頁。】。”
統一戰線內部的激烈鬥爭在黃埔軍校有深刻的反映。這種鬥爭集中表現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簡稱“青軍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鬥爭。“青軍會”是周恩來為了團結教育廣大師生、發展革命勢力而建立的革命組織，其成員主要是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和左派學生。孫文主義學會的主要成員則是國民黨右派分子和反共學生。這兩個組織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日益尖銳，後來竟形同水火，勢不兩立。蔣介石表麵上不偏不倚，暗中卻支持孫文主義學會，壓製打擊“青軍會”。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宣布同時解散“青軍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另組“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黃埔同學會的骨幹其實是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蔣介石利用他們控製軍隊，為日後奪權準備軍事力量。
黃埔軍校建立之後，廣州革命政府還於1924年11月成立了“建國陸海軍大元帥政府鐵甲車隊”，由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1925年11月，以鐵甲車隊和從黃埔軍校抽調出來的一部分人員為骨幹，組成一個約2000人的獨立團，以葉挺為團長。
黃埔軍校和革命武裝的建立，使廣州政府開始有了自己的軍隊。隨之，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發動組織下，“二七”慘案後一直處於消沉狀態的工農運動迅速恢複和發展起來。
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中央及華中和北方各省市的地方黨部，都設立了工人部或工人農民部。著名國民黨左派廖仲愷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部長。廖仲愷不但主張大力扶助工農運動，而且非常重視共產黨人在發展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各級工人部的秘書和幹事大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他們以合法和半合法的身份，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為恢複和發展工人運動而努力。
1924年7月中國共產黨首先成功地領導了廣州沙麵工人大罷工。沙麵是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界和領事館所在地。1924年6月30日，英、法帝國主義者頒布所謂的《發行通行證條例》(簡稱“新警律”)，規定自同年8月1日起，沙麵華工出入均須攜帶貼有本人照片的通行證，而外國人卻不在此例。顯然，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的歧視和侮辱。因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於是在中共廣東區委的領導下，沙麵華工於7月15日宣布罷工，華籍巡捕也於次日宣布罷崗。罷工實現後，中共組織“各界聯合反抗苛例大會”，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工人部則動員各界組織“沙麵反苛例罷工後援會”，聲援罷工。經過一個多月的鬥爭，英、法當局被迫取消了“新警律”，罷工取得了勝利。沙麵罷工是“為民族爭人格，爭自由的運動”【《向導》第76期。】，是工人運動開始複興的信號。
在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北方的工人運動複蘇。1924年2月7日，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在北京秘密召開，並正式成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北京政變後，中共北方區委利用馮玉祥的國民軍傾向於革命的有利條件，設法營救出了“二七”慘案以來被捕的工人領袖和骨幹。京漢、京津、京奉、京綏、正太、隴海等鐵路的工會組織也得到了恢複。次年2月7日，全國鐵路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鄭州召開。在此前後，膠濟鐵路和北京、武漢、廣東、唐山、沈陽等地都相繼爆發了罷工。
在工人運動恢複發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通過國民黨這一統一戰線組織，繼續發展農民運動。國民黨“一大”後，共產黨員林伯渠、彭湃分別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和秘書，共產黨員阮嘯仙、周其鑒也積極參加農民部的工作。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把工作的重點放在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廣東。1924年3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39次會議，決定派出農民運動特派員20人，選擇地理位置重要、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的廣寧、順德、鶴山、東莞、佛山、香山及廣州郊區，開展農民運動。中共廣東區委也派出一批幹部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到1925年5月，廣東全省已有22個縣建立了農會組織，會員達21萬多人。5月1日，廣東省召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廣東省農民協會。從此，廣東農民運動進入有統一組織領導的新時期。廣東農民運動的發展，為廣東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準備了條件，並且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