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期間，馮玉祥為了“更新時局”，曾於10月25日電邀孫中山共商國是。段、張為了欺騙輿論，粉飾時局，也先後電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決定應邀北上，以擴大革命宣傳，謀求全國統一。11月10日，孫發表《北上宣言》，明確表示對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立場，闡明國民革命之目的，並提出對時局的主張。《宣言》指出：目前應“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的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提出以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度代替封建君主專製製度。辛亥革命後，1913年4月，國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但是，作為資產階級民主製度重要象征的國會，在袁世凱執掌政權以後，就成為軍閥手中的玩物。人民並未獲得民主和自由。因此，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7月發表的《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了國民會議的主張，指出：“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以解決時局。並指出：“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為封建軍閥之傀儡，國民否認其代表資格，隻有國民會議才能代表國民，才能夠製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先驅》第24號，1923年8月6日出版。】中共的主張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共關於國民會議的主張，並將召開國民會議作為北上的目的。這是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的重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支持孫中山北上，並於1924年11月發表了《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對孫中山的主張作了重要補充，指出在全國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應該是號令全國的總機關，“即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向導》第92期。】。
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對於時局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於是國民會議運動彙合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風起雲湧地開展起來。上海、南京、廣州、北京、天津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發表宣言、通電，擁護中共和孫中山的主張，支持孫中山北上，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並分別成立國民會議促進會，參加促進會的會員達幾十萬人。
在國民會議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孫於1924年11月13日動身北上。為了擴大宣傳，孫經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輾轉一月有餘，直到12月31日才風塵仆仆地到達北京。北京各界10多萬人冒著嚴寒，熱烈歡迎孫中山的到來。
為了抵製國民會議運動，段祺瑞於11月24日搶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後，即積極籌備召開善後會議，企圖通過善後會議產生國民代表會議，再通過國民代表會議製定憲法，組織正式政府，使其統治合法化。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後會議條例》。《條例》規定參加會議人員的資格：①有大勳勞於國家者；②討伐賄選及製止內戰各軍最高首領；③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④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2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頁。】。顯然，有資格參加善後會議的代表，除孫中山等國民黨方麵的人士外，絕大部分是各地有名的軍閥、官僚和政客。這些人員參加的善後會議，隻能是一個代表軍閥、官僚利益和進行政治分贓的會議。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12月26日，國民黨中央通電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中共的機關刊物《向導》《政治生活》等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揭露段祺瑞破壞國民會議的陰謀。孫中山1925年1月17日發出《複段祺瑞闡述善後會議主張電》指出：他在1924年11月發表的《時局宣言》中，“主張以國民會議為和平統一方法，而以預備會議謀國民會議之產生。”但“善後會議於誕生國民會議之外，尚兼及財政、軍事之整理，其權限自較預備會議為寬，而構成分子則預備會議所列人民團體無一得與。”【《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991-993頁。】因此，他提出兩條補充意見，作為國民黨參加善後會議的條件：①善後會議應兼納人民團體的代表；②會議討論範圍雖可涉及軍政、財政，而最後決定之權必須屬於國民會議。20日，正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支持孫中山的意見。但段卻悍然拒絕了孫中山的意見。這就越發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於是，孫中山於31日決定國民黨員不參加善後會議。
段祺瑞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於2月1日正式召開善後會議。但由於國民黨籍會員的抵製，黎元洪、唐紹儀、章炳麟、梁啟超、朱啟鈐等人的拒絕參加，奉係及西南各省會員尚未到達，因而到會人數僅為法定人數的2/3。後經段多方拉攏，至2月13日善後會議第一次會議時才湊足法定人數。會議期間，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爭權奪利，爭吵不休。經過近兩個月的爭吵，最終通過《軍事善後委員會條例》《國民代表會議條例》和《財政善後委員會條例》三個議案。這三個議案不過是官樣文章，其實善後會議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4月21日，會議草草收場。
為善後會議吵吵嚷嚷進行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所倡導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於1925年3月1日在北京正式開幕。大會開了一個多月，到代表100多人，列席代表100多人，代表全國20多個省區、120多個地方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大會揭露了善後會議的反人民的性質，堅決反對以國民代表會議代替國民會議。會議還製定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條例6章30條，為國民會議預備會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國民會議運動是國共合作的產物，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人民群眾，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奪取解決國事權利的鬥爭。當然，不通過暴力，單純依靠和平手段迫使軍閥交出政權是不可能的。所以，國民會議的直接目的沒有達到。但是，這場人民運動的曆史意義是不容忽視的。運動不但廣泛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宣傳，而且把城市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初步組織起來，給段祺瑞等軍閥勢力以沉重的打擊。
五卅運動爆發後，國民會議運動就彙合到全國人民大革命的巨流中去了。
正當國民會議促進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傳來了孫中山先生因患肝癌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孫中山先生臨終時留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囑咐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實行三大政策，堅持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將革命進行到底。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他的逝世，引起了國內外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深切哀悼。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追悼孫中山的活動中，大張旗鼓地宣傳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從而使追悼活動成為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宣傳活動。
四、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與中共的對策
改組前的國民黨，基本上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許多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土豪劣紳亦混跡其中。改組後的國民黨，雖然吸收了新鮮血液，出現了生機，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但由於對原有的墮落、妥協、反革命的分子並未進行徹底的清除，因而依舊成分複雜，人格不齊。因為各個階級的經濟背景不同，所以他們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態度，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就決定了國民黨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分化，形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主要由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的三民主義者組成(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當時稱為共產派。進入國民革命中期後，中共中央為避“包辦”之嫌，主動將共產派劃出左派之外)。左派恪守新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忠實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地推動革命形勢發展。中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其經濟地位是不固定的，其政治態度也是動搖的，所以具有兩麵性。右派是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由於曆史的原因，他們在國民黨內處於重要的地位。當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妨礙了他們利用國民黨以獵取高官厚祿和實現其政治野心時，就明目張膽地反對三大政策，甚至分裂國民黨。
早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上海國民黨本部和國民黨廣東支部的一些負責人，便極力反對國共合作。1923年10月，孫中山向上海國民黨本部發出改組令後，上海國民黨本部進行了兩次討論，大多數人不讚成國共合作，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表示懷疑。孫中山為了平息上海的反對意見，曾派廖仲愷去上海說服他們，國民黨上海臨時執行委員會才得以成立，實行改組。11月29日，國民黨廣東支部的負責人鄧澤如、林直勉等11人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他們認為國民黨的黨綱、黨章是共產黨所議定，是共產黨企圖在國際國內孤立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他們還對黨章草案中選舉總理的條款表示擔心，認為“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鄧澤如等呈總理檢舉共產黨文》，《革命文獻》第9輯，第66頁。】孫中山不為所動，在信上批道：“此稿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民生主義與共產黨實無別也。”“民權主義發端於選舉，若因噎廢食，豈不自反其主義乎？”【《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58-459頁。】孫中山的勸說和批評並沒有完全打消他們的疑慮，改變他們的觀點，但他們不能不稍作收斂。
當然，孫中山畢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他雖然努力維護國共合作，但卻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權當然屬於國民黨。他在鄧澤如等的信上批道：陳獨秀等“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鄧澤如等呈總理檢舉共產黨文》，《革命文獻》第9輯，第66頁。】。此批語後來被國民黨右派加以利用，成為他們的對無產階級爭取統一戰線領導權的借口。
接著，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國民黨章程草案時，右派分子又乘機發難，以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為借口，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的聲明和廖仲愷的發言使會場的氣氛為之一變，結果大會否決了右派分子的提案，通過了新的章程。
1924年6月，國民黨右派又掀起一場更大的反共風波。18日，鄧澤如、張繼、謝持三人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以查得的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三個文件為據，攻擊“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希即從速嚴重處分”，“絕對不宜黨中有黨”【《革命文獻》第9輯，第72頁。】。《彈劾案》提出以後，右派分子紛起呼應。他們或聯名上書，或致電孫中山，要求孫中山親自主持解決此案，“命令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並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製裁”【上海《時報》1924年8月4日。】。針對喧囂一時的《彈劾共產黨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7月7日發表《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重申國民黨容納共產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鄭重宣布：“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依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7月20日。】8月15日，國民黨召開一屆二中全會，重點討論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會議期間，孫中山20日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政治委員會通過《國民黨之共產派問題》《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個草案，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經過討論，全會決定以兩個草案為原則，解決共產派問題。全會又根據兩個草案，發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肯定了國民黨容納共產黨的政策，並對其作了理論上的說明，維護了國共合作。但《訓令》對鄧澤如等人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並未進行深入的批判，僅指責其“意氣用事”。所以二中全會雖暫時平息了彈劾共產黨案事件，卻未能徹底製止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迎接全國大革命運動的到來，中國共產黨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20人，代表黨員994人。
這次大會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提出了曆次大會所沒有提出過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和農民同盟軍問題。會議指出：“最受壓迫而最有集合力的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由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了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轉引自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主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二)，第75頁。】。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與農民同盟軍問題是民主革命中的兩個關鍵問題。中共四大首次明確提出這兩個問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方式與特點並未有充分的認識。也就是說，中共四大並未認識到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隻有同資產階級進行激烈的爭奪才能取得，以致國民革命中期以後，國民黨新右派同無產階級爭奪統一戰線領導權，而中國共產黨卻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方針路線上出現了失誤。再則，中共四大也沒有明確提出農民的土地問題。
另外，中共四大肯定了黨內合作形式的正確性，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外所作的大量的工作，初步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批評了“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並且強烈指出右傾錯誤“更危險”、“更普遍”。右傾錯誤的主要表現是：主張放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工作，反對革命的階級鬥爭，反對支持國民黨左派對右派進行鬥爭。大會又分析了國民黨改組以來已形成左、中、右三派的情況，確定了今後對待國民黨各派的不同政策，對代表工農和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左派，采取幫助和擴大的政策；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派，一方麵批評和糾正其右傾政策，“指摘中派之遊移”，使其離開右派；另一方麵，當中派結合左派不妥協地革命時，應當讚助，與他們合作；對於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右派，則加以反對，而且應當堅決地將他們清除出國民黨。此外，大會還對發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作了具體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