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培養農運幹部，進一步推動全國的農民運動，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農講所”)。各屆“農講所”的主辦人和大部分教員都是共產黨員。從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廣州“農講所”共舉辦了6屆。第一至第五屆的主任分別是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彭湃，第六屆改主任製為所長製，毛澤東任所長。“農講所”的大部分學員是由共產黨的地方組織選送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廣州“農講所”共培養了772名畢業生和25名旁聽生。這些學生畢業後，一部分作為特派員被派往廣東各地指導農民運動，大部分回原籍從事農民運動工作。“農講所”的開辦為全國農民運動的高漲準備了骨幹力量。
1922年10月，國共兩黨合作創辦了著名的上海大學。於右任和邵力子先後任校長，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等均擔任具體領導及授課任務。學校除教授三民主義理論與一般社會科學外，還設置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課。教學采取教師講授與學生自學相結合的方法，並引導學生參加各項社會活動。上海大學在創辦的5年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幹部和社會科學人才。
正當以廣東中心的國民革命運動不斷向前發展的時候，廣東商團發動了反革命叛亂。廣東商團原是1912年成立起來的廣東商人的自衛組織，後來被英帝國主義和買辦、地主階級所操縱，以英國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陳廉伯、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首領，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數千人的反動武裝。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工農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恐慌。為了破壞革命，英帝國主義一麵以金錢、武器授助陳炯明“反攻”廣州，一麵慫恿商團推翻以孫中山為首的大元帥府，建立所謂的商人政府。
孫中山獲悉陳廉伯“欲借商團之力，以傾政府”的陰謀之後，立即采取斷然措施，於1924年8月10日下令扣留了商團私自向外商訂購的大批槍械。陳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團罷市“抗爭”。8月下旬，全省罷市商埠達100多處。英帝國主義集中9艘炮艦在白鵝潭為商團助威，並於29日由駐廣州的英國領事向廣州革命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進行武力恫嚇。孫中山於9月1日發表了《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向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但孫中山的革命措施遭到駐廣州的滇係軍閥及國民黨右派的抵製，他們主張與商團妥協。此時，江浙戰爭爆發後，孫中山決計另謀出路，於5月組織北伐軍。三天之後，親自率北伐軍北上韶關，由胡漢民以廣東省長身份代理大元帥職務。
孫中山離粵北伐後，胡漢民與商團進行妥協，發還被扣槍械的一部分。商團見革命政府步步退讓，軟弱無力，氣焰頓時囂張起來，決定於“雙十節”舉行第二次罷市，並發動武裝叛亂。10月10日晚，鎮壓商團叛亂的組織機構——革命委員會成立。13月，孫中山率領參加北伐軍的全部警衛軍和湘粵軍的一部分，回師廣州平叛。15日晨，政府軍分五路向商團軍發起總攻擊，經過幾小時戰鬥，擊潰了廣州城內的商團軍。接著，駐防佛山的政府軍又消滅了佛山的商團軍，摧毀了廣東商團的基地。
廣東商團叛亂的平定，打擊了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階級的囂張氣焰，使廣州革命政權得到初步穩定，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全國政局的演變與兩大人民運動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以後，工農運動迅速恢複和發展，廣州革命政權初步穩定，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口號不斷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國共兩黨進一步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由南方向全國擴展，由此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並對全國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1923年9月，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代表蘇聯政府發表第三次對華宣言，重申蘇聯政府1919年和1920年對華宣言的原則，表示願意就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問題和建立兩國正式關係問題與北京政府進行談判。通過談判，兩國政府於1924年5月31日正式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①帝俄政府與中國政府所訂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概行廢止，重訂平等條約。②蘇聯政府聲明：帝俄政府與第三國所訂立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為無效。③蘇聯政府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境內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權及特許。④蘇聯政府放棄庚子賠款。⑤蘇聯政府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⑥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概由中國政府辦理。隨之，加拉罕成為蘇聯駐中國的第一任大使。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樹立起一麵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旗幟，直接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由此掀起。6月28日，上海閘北市民外交協會在慶祝中蘇複交的通電中指出：“我們當此中俄邦交恢複之時，一麵固然要一致地慶祝中俄萬歲，一麵也要一致地向列強收回治外法權及庚子賠款，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7月13日，國會參眾兩院、北京學聯、華僑實業協會等50多個團體的代表及各界人士230餘人在北京中央公園集會，成立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其宗旨的第一項即為“撲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廢除壓迫中國弱小民族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宣言》，《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會刊》第1期。】。此後，上海、湖北、湖南、山東、天津等地各界人士紛紛組織反帝聯盟，開展反帝廢約的宣傳活動。北京反帝大同盟向全國發出倡議，以9月3日至9月9日為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周。這一倡議得到全國響應。在運動周內，各地反帝聯盟舉行群眾集會。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投身於這場運動，而且給予及時正確的指導。運動開始後，中共就注意到一些社會上層分子所表現出的反帝軟弱性和隻反帝不反軍閥的傾向，努力把運動引向徹底的民主革命的軌道，要求必須把反帝廢約運動與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聯係起來。中共還及時指出運動的性質是“民族獨立運動”，而“民族獨立運動不是向列強和平請願可以成功的”，“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隻有人民組織起來”，“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既得的權利與勢力。”【《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的主張》(1924年9月10日)，《向導》第82期。】國民黨對廢約運動也予以支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致函北京反帝大同盟，讚揚其在“軍閥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壓迫環境中，有此反抗決心之大同盟，不獨今為虎作倀之徒喪其魂魄亦足令磨牙吮血者知吾國尚有人在。”
1924年底，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與國民會議運動(詳見後文)彙合到一起，成為對外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對內要求成立民主共和政權、結束軍閥統治的兩大人民運動。兩大人民運動是國民革命開始高漲的標誌。
1924年9月，北洋軍閥內部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這次戰爭使中國政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哨戰是江浙戰爭。
1920年7月直皖戰爭後，直係軍閥控製著北京的中央政府權。由於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不承認曹錕的賄選總統地位，所以一些反直係的政客和未參加賄選的議員一時麇集於盧永祥的領地杭州、上海。浙、滬一帶儼然成為反直的中心。而且盧永祥又和奉天的張天霖、廣東的孫中山結成反直的三角同盟。因此，直係軍閥除在北方以重兵嚴防奉軍入關以外，在南方則派孫傳芳進入福建，與陳炯明勾結起來壓製孫中山，並從閩、贛、皖三麵包圍浙盧。1924年5月，直係為謀犯廣東，任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另以周蔭人代孫為福建督理。但廣東一時不易伸入，而福建一省也難以容納孫、周兩個軍閥，所以孫傳芳打算向浙江擴張勢力。江蘇督軍齊燮元為了爭奪淞滬與盧永祥積怨甚深，經曹錕、吳佩孚同意，孫傳芳便與齊燮元合謀進攻浙江。9月3日，浙江戰爭爆發。雙方軍隊在嘉定、黃渡、太倉、瀏陽一帶相持不下。後因孫傳芳離兵入浙，浙江警務處長夏超起為內應，盧永祥被迫放棄浙江，將所部集中於淞滬一帶。接著，聯軍進攻淞滬，盧永祥兵敗，於10月12日通電下野，逃往日本。浙江戰爭遂造結束。
江浙戰爭爆發後，第二次直奉戰爭立即發動。
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後，厲兵秣馬，矢誌報複，企圖再度問鼎中原。早在1923年，張就與盧永祥、孫中山結成反直三角同盟。江浙戰爭爆發後，張便以反對攻浙為借口，對直係宣戰。
9月17日，曹錕下令討伐張作霖，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直係總兵力約25萬人，分兵三路，並設十路援軍，總司令為吳佩孚；奉係總兵力約17萬人，分為六個軍，總司令為張作霖。雙方都把作戰的著眼點放在熱河和山海關。在山海關方麵，奉軍防線十分堅固。直軍攻勢受挫，吳佩孚親自上前線督戰，也未能挽回頹勢，而奉軍則接連攻戰九門口、石門寨、山海關，於10月7日，進入長城。吳佩孚退至秦皇島碼頭，由於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吉岡令吉岡顯作通告直軍不得使用秦皇島碼頭，於是，吳佩孚不得已退往天津。在熱河方麵，奉軍攻勢淩厲，先後攻占了朝陽、開魯、建平、淩原、赤峰，直軍死傷慘重。正在這時，直軍後院起火，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
如前所述，在直係內部，馮玉祥與吳佩孚早有裂痕。與此同時，不斷高漲的革命形勢也對馮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推動馮傾向於南方革命政府。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夕，馮就一方麵秘結奉張、皖段，一方麵與國民黨人徐謙及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黃郛保持聯係。戰爭爆發後，便於10月21日晚星夜回師。第二天，馮軍占領北京要地，並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23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聯名發表主和通電。24日，迫使曹錕下令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25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王承斌、黃郛等在北苑召開軍事政治會議，決定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挽留顏惠慶內閣，以維持過渡期局勢的穩定。同時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國民軍”，下轄三軍。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嶽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26日，為了促成山東軍閥鄭士琦出兵阻截直係援軍北上，馮、胡、孫又聯名通電擁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
11月3日，在奉軍和國民軍的夾擊下，吳佩孚不得不率殘部2000人乘軍艦由海路南逃，到英美勢力控製的長江流域徐圖再起。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係的慘敗宣告結束。
北京政變的發生，不僅使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而且給中國政局以重大影響。
起初，馮玉祥為了穩定局勢，並未立即廢棄賄選總統曹錕，亦未廢除舊法統，而是通過曹錕，號令一切。10月31日，曹錕批準顏惠慶內閣總辭職，任命黃郛代理國務總理。次日，黃郛內閣成立。11月2日，曹錕被迫宣布退位，將大總統印信移交國務院，由黃郛攝行總統職務。至此，直係軍閥控製的北京中央政權告終。黃郛內閣是以國民軍為背景的臨時攝政內閣。它既不為奉係支持，尤為直係各督所反對，帝國主義各國也不承認。攝政內閣成立後，以馮玉祥通電公布的《建國大綱》作為施政綱領。《建國大綱》的主要內容是：①打破雇傭式體製，建設極清廉政府：②用人以賢能為準，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務；③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務求民隱；④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⑤“信賞必罰，財政公開。”【李泰：《國民軍史稿》，第116-117頁。】這個綱領既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也沒有從根本上否定軍閥專政的舊體製，隻是要求改變用人製度和整頓吏治。顯然，這隻是一個改良性質的政治綱領。黃郛內閣在其存在的23天中，完成了一件具有進步意義的大事，這就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並將清末遜帝溥儀驅逐出宮。4日，攝政內閣會議決定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5日，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向清室宣布修正後的條件：“大清宣統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權利”；令清室“即日移出宮禁”【《北洋政府公報》1924年11月6日。】等。從此，結束了辛亥革命後仍保留封建小朝廷的現象。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為了爭取山東督理鄭士琦截阻直係援軍北上，決定請段祺瑞出山。奉係在政變前與馮玉祥有共同推翻曹、吳的盟約，而且許諾事後請孫中山北上，奉軍不入關。但是政變後，奉張卻背棄前盟，派大批奉軍入關，搶占地盤。在奉張與國民軍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張作霖決定采取聯段製馮的策略，與盧永祥等聯名通電擁段為反直聯軍統帥。直係南方各督也寧願讓失去軍事實力的段祺瑞上台，以便保存自己的勢力，因而紛紛通電請段主政。11月10日，馮、段、張在天津舉行會議，商討成立新政府事宜。張作霖建議暫組臨時執政府，由段出任臨時執政。馮表示同意，並於15日與張作霖、盧永祥、胡景翼、孫嶽聯名通電，公推段為臨時執政。於是，段在北京政變後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因利乘便，重掌政權。23日，黃郛內閣通電於24日解職。次日，段宣布就任臨時執政，並發表就職言，同時公布臨時政府條例及各部人選。這樣，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便宣告成立了。
段祺瑞執政府產生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從組織、職權到人選均由各派軍閥協商確定。12月13日，臨時執政府決定取消國會機關，宣告《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憲法》一律無效。臨時執政府由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相當於國家元首兼行政首腦，並集立法、行政、軍事等大權於一身，“係一種獨裁體製”【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下冊，上海1947年版，第172頁。】。但段已失去軍事實力，臨時執政府及臨時執政本人都在軍閥(主要是奉係軍閥)的支配下。臨時執政府對外軟弱無能，段就職之日，即宣布“內謀更新，外崇國信”。所謂“外崇國信”，即尊重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由於執政府處於皖係、奉係的控製之下，而皖係、奉係均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所以日本打算援助執政府“統一”中國。大阪《朝日新聞》曾發表社論，要求中國各派軍閥服從“中央”，召開善後會議【《民國日報》1924年12月23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段祺瑞“外崇國信”也頗表好感，均有默認之意，但他們都以孫中山北上入京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慮。因此，執政府一再向帝國主義表示“尊重條約”。12月初，梁鴻誌代表段答日記者：“此次臨時政府成立，對外條約不論何國均遵守不變；如有特別關係者，亦從特別條約而履行之。”【《向導》第94期。】9日，荷、日、英、美、法、意、比七國公使還照會臨時政府外交部，聲明承認臨時政府，惟要求尊重“條約”【《東方雜誌》1924年大事誌；《申報》1924年12月10、11日。】。於是，18日臨時政府閣議，決定由外交部答複荷蘭等七國公使照會，聲明以前所訂“條約”，概當履行，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