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四運動與皖、直軍閥政權的更替(1919～1923) 第四節國共兩黨的建立與合作的醞釀
一、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
前已述及，“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於1914年7月組織了中華革命黨。該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61頁。】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該黨參加了反袁護國鬥爭，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鬥爭，以及護法運動。然而，由於中華革命黨缺乏正確的政治路線，忽視發動和組織群眾，組織上渙散無力，也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因而多次努力都遭到了失敗。
護法失敗後，孫中山“孑然無助”，感到十分苦悶、孤獨，對“外方紛紜，殊不欲過問”【孫中山：《複陳炯明函》，(1919年2月24日)。】，陷入傍徨和困惑之中。可是，他那熾熱的愛國之情和堅強的革命意誌，卻並未消退，其“救國主旨未嚐或息”【孫中山：《通告海外革命黨人書》，《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頁。】。他認真總結了護法失敗的教訓，深感革命黨在組織和宣傳上的重要，準備從根本上整理黨務，以再造新民國。但這時，他“沒有一點實力”，隻好把精力主要放在著書立說上，希望以此“啟發國民”、“喚醒社會”。
十月革命勝利，使彷徨歧路的孫中山感到十分興奮，新時代的曙光給他帶來了希望與信心。十月革命爆發後的第3天，孫中山指導下的《民國日報》即報道了這一消息。此後，又不斷載文介紹俄國革命的情況，對十月革命予以高度評價。為掌握俄國革命真象，孫中派王孰聞到西伯利亞進行調查。王居俄5年，將有關情況及時彙報孫中山，對於孫中山“以俄為師”思想的形成和三大政策的製定起了促進作用【參見《團結報》1985年3月30日。】。1918年元旦，《民國日報》刊登社論，謂“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但它稱道的仍然是俄國“二月革命”，而非十月革命。1918年5月27日，《民國日報》刊文讚揚和支持十月革命，並要求中國應向俄國人學習，令人耳目一新。6月，孫中山致電蘇維埃政府和列寧：“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國際生活》，1955年第11期。】。同年，孫中山又決定派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等訪問蘇俄，後因無法取得護照而作罷。
五四運動又給了孫中山以很大鼓舞。他曾接見全國學聯代表，參加上海學生集會，發表演說，寫信給天津學聯，讚揚學生們的正義行動，熱情支持、鼓勵他們勇敢鬥爭。他還打電報給段祺瑞，營救被捕學生，又從經濟上支持成立全國學聯。從五四運動中，孫中山看到了廣大群眾的力量，開始改變過去那種不信任、不依靠群眾的態度，並隱約覺察到過去的革命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形勢，從而萌生了改組革命黨的想法。
1919年10月，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加上“中國”二字，以示有別於1912年的國民黨)，並廢除了舊總章，采用新規約(共8章32條)，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政綱。中國國民黨設黨部於上海，由孫中山任總理，下設總支部、支部和分部。又由廖仲愷、朱執信等在上海創辦了《建設》雜誌和《民國日報》附刊《星期評論》兩種刊物，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
早在1917年，孫中山已寫成《民權初步》(即《建國方略》之三的“社會建設”)一書；護法失敗後，他在上海閉門著書，又寫了《知難行易的學說》(又名《孫中文學說》，即《建國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設”)、《實業計劃》(即《建國方略》之二的“物質建設”)兩本書，最後完成了《建國方略》這部重要著作。在《民權初步》中。他抨擊了封建專製主義，詳盡論述了集會的原則、條理、習慣及經驗，希望藉此促進“民權之發達”，建設新國家。在《孫文學說》中，孫中山集中闡述其哲學思想，確立了“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新認識，他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等10事為例，證明“行之維艱”的傳統觀點是錯誤的，重申“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觀念。以此為出發點，他積極總結過去革命的經驗教訓，反對因循苟且。《實業計劃》主要闡述開發中國實業的途徑、原則和計劃。他把發展實業、開發資源、促進國家富強看作是“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提出了關於交通、商港、都市、水力、灌溉、工業、農業、造林、移民等方麵龐大的建設計劃。這是一個以國家工業化為中心，使中國全麵走向現代化的大規模建設計劃，包含了孫中山關於經濟建設的一係列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方法步驟。其目的就是要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改造成為富強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雖然孫中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注定是一種行不通的幻想，《建國方略》中也包含有許多不正確的或消極的成分，但它畢竟符合當時中國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也表現了孫中山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和對中國民主化、現代化和強烈願望，因而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二、孫中山的二次護法及失敗
護法運動中，孫中山麵對嚴酷的現實，深感有建立自己軍隊的必要。1917年下半年，他經過巨大努力，從粵督陳炳錕手中爭到了省長公署的20營警衛軍(約800人)。然後委派陳炯明統率，以“護法援閩”名義，開入閩南。該軍後來發展到2萬餘人。這便是粵軍的開始。
直皖戰爭爆發後，孫中山命令陳炯明回師廣東討伐桂係。1920年8月，粵桂戰爭爆發。兩月之後，粵軍占領廣東，桂係莫榮新率殘部逃回廣西，七總裁軍政府隨之瓦解。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再組軍政府，發起二次護法運動。擁護孫中山的部分國會議員，也相繼返粵。
這時，孫中山認識到，僅僅揭起“護法”義幟，“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要達到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鞏固民國基礎，必須建立正式政府”。【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3月8日。】1921年4月7日，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聯合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職。孫中山在廣東第二次建立政權，其主要目的，是要進行北伐，“削平變亂”，統一全國，以實現民主共和。而要達此目的，須先平定桂係，以除內憂。6月27日，孫中山以大總統兼陸軍大元帥名義，命令粵、贛、滇、黔各軍討伐陸榮廷。並任命陳炯明為“援桂”總司令，分兵三路打攻入廣西。9月初，廣西平定，兩廣連為一片。
兩廣既定，孫中山便決定乘勝出師北代。然而此舉卻遭到陳炯明的反對。陳炯明(1877～193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出身清末秀才，曾任廣東省諮議局議員，1909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後，任廣東副都督、代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新加坡組織過“中華水利促成社”，擁岑春煊為首領。1917年，孫中山倡議護法，他表示“竭誠擁護”，南下參加，後擔任援粵軍總司令。孫中山視為“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對之大加扶植，期望甚高。孫就任非常大總統後，任命陳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陸軍部長、內政部長。但是，隨著粵軍的壯大，陳炯明的個人野心也急劇膨脹。第一次粵桂戰爭後，他已成為廣東軍政大權的實際控製者。為鞏固個人權力、實力和地盤，他借口“保境息民”，大談“聯省自治”，阻撓孫中山北伐。10月，非常國會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北伐案。孫中山乘軍艦出巡廣西，由陳炯明主持兩廣。12月，孫中山在桂林設立大本營，計劃取道湖南，大舉北伐。1922年1月，他把北伐軍編製為7個軍團，共約4萬餘人。2月初，孫中山頒布動員令，分兩路出師北伐。這時，孫中山已與奉係張作霖、皖係段祺瑞結成反直三角聯盟，直奉兩派在北方劍拔弩張，形勢對北伐頗為有利。孫在出師前，曾告訴陳炯明，“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無顏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但勿且吾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陳卻陽奉陰違，以“整理兩廣計劃”為名，沒有接濟餉械。3月，陳又派人刺殺了負責北伐軍後勤供應工作的粵軍參謀長鄧鏗。並與湘督趙恒惕結盟，阻撓北伐軍假道湖南北進。
在這種狀況下，1922年4月，孫中山隻好回師廣東，免去陳炯明廣東省長，內務部長、粵軍總司令職務(仍保留陸軍部長一職)，令全部粵軍歸大本營統轄。隨後，孫中山在韶關設大本營，準備改道北伐。5月，孫中山任命李烈鈞為北伐軍總司令，許崇智為總指揮，分三路改道入贛。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督軍陳光遠棄職逃走。之後，北伐軍勢如破竹，攻占吉安，進逼南昌。
這時，陳炯明已與直係軍閥勾結起來，圖謀夾擊北伐軍。陳的親信葉舉，曾率所部50餘營退回廣州，要挾孫中山恢複陳的職務。5月底，因前方激戰正酣，孫中山作出讓步，準允陳以陸軍部長身份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聽其調遣，以換取葉部重新參加北伐。陳雖複電表示效忠，但葉舉卻仍滯留廣州。由於後方不穩，加之奉係已經戰敗，6月初，孫中山返回廣州。6月14日，陳炯明囚禁了廖仲愷。16日淩晨，竟悍然發動了武裝叛亂。陳的部下4000餘人包圍了觀音山麓前的總統府，炮轟孫中山的住所粵秀樓。廣州城內，交通繼絕，槍炮之聲不絕於耳。孫中山於槍林彈雨中，突出叛軍包圍，避難於永豐艦。此後，孫中山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仍率部分軍艦和陸軍討伐叛軍，與敵人對峙50餘天，最後因孤軍無援，隻好於8月9日乘英艦離開廣州，經香港回到上海。第二次護法宣告失敗。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遭到了一次沉重的心理打擊。相從10餘年、精心栽培的部屬竟要置他於死地的慘痛事實，使他心情異常沉重，再度陷入苦悶和傍徨之中。就在這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通過對以往革命的經驗教訓的認真檢討，孫中山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轉變。
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和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曆史產物。
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近代中國山河破碎，國勢阽危，一代代愛國誌士為之殫心竭慮，競相向西方尋求救亡圖存的法寶。在血淚浸泡的漫長歲月裏，為擺脫被奴役、被壓榨、被侮辱的悲慘處境，中國人民前仆後繼，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鬥。然而，卻屢屢遭到令人痛心的失敗。次次熾烈的希望每每化作沉重的失望。曆史已證明：農民和資產階級都無法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如閃電霹靂般劃破了黑暗的長夜，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曙光。經過艱難的探索，中國先進分子在迭經挫折之後，終於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這一正確的結論。這樣，領導中國人民擺脫困境走向現代化的重任，就曆史地落在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長壯大，並以嶄新姿態登上了政治舞台。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階級基礎。五四後湧現出來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滿懷激情地投身到工人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宣傳工作。以他們為橋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便逐漸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而共產國際的幫助，又促進和加快了這一進程。
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魏金斯來到北京，會見了李大釗。4月，魏金斯基南下上海，會見了陳獨秀，積極展開了建黨活動。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施存統、陳望道、沈玄廬、周佛海、沈雁冰等，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上海組成立後，把1920年5月移滬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又在11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係統宣傳馬列主義，指導各地建黨活動。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就建黨問題，不斷與張申府、陳獨秀交換竟見，並積極醞釀在北方創建黨組織。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隨之加入的有黃淩霜、陳德榮、袁明熊、張伯根、華林、王竟林、劉仁靜、羅章龍等。11月，黃淩霜等6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組織；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繆伯英等人則由青年團員轉為黨員。月底，李大釗被推為北京組書記，張國燾、羅章龍分別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
1920年秋，在上海組的幫助下，武漢共產黨小組成立，參加者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包惠僧等。秋冬之間，毛澤東、何叔衡發起成立了長沙共產黨組織，參加者有陳啟民、熊瑾玎、陳子博、彭璜等人。1921年春，山東共產主義小組也宣告成立，主要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用章、王複元、賈石亭等。早在1920年秋，廣州即醞釀共產黨組織，但成員多是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到廣州後，於次年3月重建了廣州共產黨支部，成員有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
在歐洲，1920年秋，陳獨秀委托張申府在巴黎成立旅法共產黨小組。1921年春，旅歐共產黨巴黎小組成立，成員有張申府、陳公培、劉清楊、周恩來、趙世炎等。此後，旅歐學生中黨員人數陸續有增加。1923年冬，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由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等人負責，下設旅法、旅德、旅比3個支部。施存統、周佛海在上海加入黨組織後，卻去日本留學，由他們在東京建立了“日本小組”。
各地共產黨組織成立後，作了大量的工作，開展了許多活動。主要有：①在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批駁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探討建黨思想，為建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從思想上作了準備。各地黨組織利用自己的機關刊物(如上海的《新青年》，廣州的《群報》等)以及進步社團、報刊雜誌、書社等形式，或撰文介紹，或參與辯論，或出版小冊子，廣泛宣傳馬列主義，反駁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為建黨掃清了思想障礙。②組織各種學校、團體、培養革命骨幹。如上海的外國語學社，廣州的宣傳員學校、注音字母教導團、俄語學校等。③普遍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在廣大青年中選拔、培養黨的幹部，組成強大的革命後備力量。④加強對工人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促進馬列主義同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這方麵的工作，主要有：①創辦通俗刊物，出版小冊子，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刊物如上海的《勞動界》周刊(1920.8)，北京的《勞動音》周刊(1920.11)、《工人周刊》(1921.7)，山東的《濟南勞動》周刊(1921.5)，廣州的《勞動者》(1920.10)、《勞動與婦女》(1921.2)等。小冊子如北京《工人的勝利》、《五月一日》等。②開辦夜校、勞動補習學校，提高工人文化素質和階級覺悟。如上海第一勞動補習學校，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鄭州工人夜校，廣州機器工人夜校等。③幫助工人組織工會、俱樂部。如上海的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長辛店的工人俱樂部，濟南的浦津機車廠工人俱樂部，佛山的土木建築工會、理發工會等。僅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6月間，廣東就成立工會30多個，有效地組織團結了工人。④在工人組織起來後，適時地發動他們開展罷工鬥爭。廣州各行業工人半年時間裏曾舉行了10餘次罷工。這些鬥爭有利於提高工人覺悟，鍛練他們的組織和鬥爭能力，也促成了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這樣，成立全國性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臻成熟了。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先後來到上海，同李達、李漢俊建立了工作聯係，並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上海組在李達主持下，進行大會籌備工作。
1921年7月23日～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正式召開(將“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是後來選定的一個象征性日子)。由於會場在30日晚受到法國巡捕的搜查，最後一次會議(31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進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東京)。他們代表著7個地方的53名黨員。此外，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和共產國際代表也出席了大會。
會議期間，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了工作情況，交流了經驗，熱烈討論了黨的綱領(即《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即《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討論中，在黨的性質、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上基本取得了共識，但在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現政府做官，以及對待其它黨派的態度等問題上，卻存在分歧和爭議。經大會議決，通過了黨的綱領和決議，討論了黨的成立宣言，選舉產生了黨中央領導機構。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局書記，李達、張國燾分別擔任宣傳主任和組織主任。
黨的第一個綱領，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其性質為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製”。黨綱明確規定了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組織機構、領導製度等內容。如規定：黨組織“采取蘇維埃的形式”；凡接受黨的綱領、政策、願意忠於黨，不分性別、國籍，由一名黨員介紹，經當地黨組織審查，半數以上黨員同意，再經該地區執委會批準，方可接受其入黨；各地黨員增加後，應根據不同職業，“利用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組織，在黨外進行活動”；“地方委員會的財政、出版和政策都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和指導”；“在公開時機未成熟前，黨的主張以及黨員身份都應保守秘密”；“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征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但士兵、警察、文職雇員不受此限”；黨綱須經全國代表大會2/3代表通過修正案時，方可修改。
黨的第一個決議規定了黨在當前實際工作中的任務，提出了開展工作的原則、方法和要求。它指出：黨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各種產業工會，出版書報刊物，在產業部門組建工人實習學校，喚醒工人覺悟，加強對工會和工運的研究和領導。決議要求對其它政黨，采取獨立、排他的態度，在政治鬥爭中，完全獨立，維護無產階級利益，不同其它黨派建立任何相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