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一大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但它畢竟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使命。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目就換然一新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頁。】
1921年9月，陳獨秀返回上海。在其主持下，中央局在秘密條件下積極謹慎地展開了工作。並在“一大”《綱領》和《決議》的基礎上，對黨的各項實際工作，擬定了更為具體的實施計劃和新要求，11月，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的形式，由陳獨秀簽署，發往各地。《通告》要求積極大膽地擴大黨、團隊伍，提請各地區切實注意青年、婦女團體的建立與運動的開展。對工人運動作了進一步部署，“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立全國性的鐵路工會，以帶動和促進各行各業工會的成立”。《通告》還要求在宣傳工作上要有切實措施。“一大”《決議》及《通告》製訂了全國性工作計劃，對於黨的工作的迅速開展、工人運動的新發展，都起了指導和推動的作用。
“一大”以後，全黨有計劃地大力從事工人運動。在組織發展、宣傳、青年、婦女、農民等工作方麵，都取得了一定成就。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正確認識國情，並進而製定出適合革命要求的當前綱領，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的一項迫切任務了。早在1920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羅易起草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補充提綱》。列寧在會上還作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這些文件闡述了馬列主義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其基本思想是：①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反帝民族解放運動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有著共同的敵人，應當建立起聯盟。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性質，應當是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③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同廣大的農民和一切被剝削者結成緊密的聯盟，必須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結盟，但須無條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④這些國家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再經過一定的步驟過渡到共產主義。然而在當時，列寧的這一革命學說未能及時傳入中國。
1922年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遠東人民代表會議)。出席大會的有表決權的中國代表共39人，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各團體。其中共產黨員占14名，包括張國燾、鄧培、瞿秋白、王盡美、鄧恩銘等。大會分析了國際形勢，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罪惡陰謀，號召遠東被壓迫民族在蘇俄及西方無產階級援助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會指出，中國及遠東被壓迫國家當前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向帝國主義和軍閥宣戰，“爭取自由、平等和獨立”。大會號召建立國際和國內統一戰線，也強調無產階級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樣，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開始係統傳入中國。
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認真討論了民主革命的問題。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明確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是造成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無產階級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聯絡民主派，肅清軍閥，建設民主政治，並為此提出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11項鬥爭目標。它表明，中國共產黨關於民主革命綱領的基本原則，已經初步形成。
1922年7月16-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項英、鄧中夏、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施存統等12人，代表黨員195人。“二大”中心討論了中國革命的綱領問題。此外，討論通過了關於世界形勢與中國共產黨，關於工人運動、少年運動、婦女運動，關於加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組織章程等決議案，並製定了比一大更為完備的黨章。
大會通過並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它指出：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必須同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打敗共同的敵人。宣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闡明了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動力。它指出：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前革命的性質隻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包括“領袖軍”的工人階級，“最大要素”的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即後來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宣言提出了革命的政策與策略，主張建立廣泛的反帝反封建聯合戰線，認為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革命，是結束封建製度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重要步驟。民主革命成功後，資產階級將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那時，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手段，建立勞農專政，鏟除私有製度，實現共產主義。這是黨的最高綱領和最終奮鬥目標。但在現階段，黨的奮鬥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的階段的綱領。
大會調整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決定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5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鄧中夏、向警予當選為候被中央委員。大會還決定出版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由蔡和森擔任主編。
黨的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納領，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確了革命的性質、對象、形式、動力和目標，初步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這對於當時的革命鬥爭有著重要現實指導意義。“二大”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沒有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在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要求。同時它也沒有提出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
盡管如此，“二大”的曆史功績是巨大的。民主革命綱領的製定，顯示了黨在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上，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這為以後中共繼續深入探討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獨特發展道路及基本規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如果說“一大”從組織上完成了建黨任務，但因沒有製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所以從嚴格意義上還不能算是一個完整形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話，那麼，二大的召開，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製定，則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創立工作的圓滿完成。
四、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於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專門領導工人運動的公開機關。其總部設在上海，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等地建有分部，並創辦了機關刊物《勞動周刊》。二大以後，黨進一步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在各地辦夜校、建工會，進行宣傳教育工作，領導工人進行罷工鬥爭。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罷工鬥爭遍及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總數達187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從而形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這次工運高潮，以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1922年1月，香港海員為增加工資，在中華海員工會領導下，舉行了有2萬多人參加的大罷工。到3月初，發展成有10萬人參加的全市工人總同盟罷工。4日，罷工工人步行回廣州，至九龍附近沙田時，英國軍警竟開槍掃射，製造了死6人、傷數百人的“沙田慘案”。
香港海員罷工，得到了全國工人階級和海外華僑的聲援與資助。罷工堅持了8個星期，迫使港英當局取消了封閉工會的命令，答應增加工資15～30%，優恤沙田慘案死難工人，釋放了被捕工人。罷工的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鬥爭信心。之後，上海海員、上海日華紗廠人、上海郵務工人相繼罷工並都取得了勝利。
為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1922年五一節，由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討論了工人參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國總工會、對工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通過了八小時工作製、《罷工援助案》《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等決議案，並發表了宣言。這次大會承認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促進了工人階級的相互團結，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七八月間，勞動組合書記部又發動了勞動立法運動。中國共產黨通過勞動組合書記部，提出了勞動法大綱19條，主要內容為：承認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締結團體契約、進行國際聯合等權利；實行八小時工作製；保障工人最低工資；工人參加管理等。它實際上成為罷工高潮中的鬥爭綱領，得到各地工人的熱烈響應。
此後，工人運動洶湧澎湃，罷工高潮在各地普遍掀起。1922年下半年至次年下半年，上海、武漢、長辛店、安源、山海關、唐山、開灤、石家莊、鄭州等許多地區不同行業的工人紛紛舉行罷工。其中以安源路礦、開灤五礦、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規模和影響最大。
安源路礦(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是日本帝國主義控製下的官僚買辦資本企業，共有工人1.7萬餘人。1921年秋，毛澤東親至安源，調查工人狀況。11月，又派李立三、蔣先雲、毛澤東等到安源，開辦工人夜校，建立黨、團組織。次年五一節，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同年秋，路礦兩局拖欠工人工資，又陰謀解散俱樂部，引起工人強烈不滿。9月初，毛澤東再到安源，認為罷工時機已成熟。湖南黨組織即派劉少奇前往安源以加強領導。9月14日，在李立三、劉少奇直接領導下，路礦工人舉行了大罷工。由於工人們團結一致，迫使路礦當局接受了工人要求，達成了增加工資、改善福利等13項協議，罷工取得了勝利。
開灤五礦(唐山、林西、趙各莊，唐家莊、馬家溝)屬中英合辦企業，年產煤400萬噸，占全國煤產量的1/5，有工人5萬餘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來，對開灤五礦工人運動就非常關注，鄧中夏等人曾在唐山工人中進行過宣傳、組織工作。1922年10月16日，開灤礦工向礦方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等6項要求。19日，成立了五礦工人俱樂部。23日，舉行總同盟罷工。英帝國主義和礦局資本家、直隸警務處長楊以德，調動了大批中外反動武裝，鎮壓罷工，製造流血慘案，封閉工人俱樂部，解散工人糾察隊，逮捕了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特派員彭禮和。但工人仍堅持鬥爭。後經當地軍閥與灤縣知事出麵“調停”，礦局答應了工人部分要求。11月16日，罷工結束。
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把第一次工運高潮推到了頂峰。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幫助下，到1922年底，京漢路各站已成立工會組織16個，有組織的工人達3萬多人。1923年1月，總工會籌委會決定於2月1日在鄭州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卻遭到吳佩孚禁止。2月1日，代表們衝破軍警阻攔，如期在鄭州普樂園劇場召開了成立大會。會後，反動軍警占據並搗毀了總工會會所。當晚，總工會決定全路總罷工，以反抗軍閥壓迫，號召工人為爭回人權與自由而戰，並提出查辦肇事者和賠償損失等5項要求。2月4日，全路工人在3小時內實現了總同盟罷工。客、貨、軍車一律停駛。總工會發表了罷工宣言，組織工人糾察隊、調查隊。
大罷工使帝國主義和軍閥極其恐慌，他們互相勾結，密謀策劃。2月7日，由吳佩孚下令，在漢口、鄭州、長辛店等地，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壓。結果，有52人慘死，300多人受傷，40餘人被捕入獄，1000多人被開除，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慘遭殺害。
二七慘案發生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號召、推動下，全國各地工人和各階層人民，紛紛發表宣言、通電、開追悼會、舉行示威遊行和同情罷工，憤怒聲討軍閥吳佩孚的血腥罪行，聲援京漢路工人的英勇鬥爭。海外僑胞、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人民，也都表示了積極的聲援。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繼續采用高壓手段，為保存革命力量，2月9日，京漢路工會和武漢工團聯合會下令工人忍痛複工。此後，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同時，血的事實也說明，中國工人階級的孤軍奮戰，難以戰勝強大的敵人，隻有結成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進行武裝鬥爭，中國革命才有取勝的可能。
這次工運高潮，也產生了另外兩種影響因素：一則，孫中山從中深刻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強大；再則，吳佩孚製造二七慘案後，其偽裝進步的真麵目暴露無遺，這對於以後時局的變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和蘇俄政府一直迫切希望在東方找到同盟力量。當時，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勢力中，奉、皖兩係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自然不在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結盟的考慮之列。西南軍閥偏處一偶，對中國局勢影響不大。更主要的，他們大都是些典型的封建軍閥，顯然也不是蘇俄所需要的同盟者；由於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對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的實情所知有限，且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錯誤，因而，也未能把孫中山當作盟友看待。當時，蘇俄正急於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式關係，而吳佩孚不但勢力較大，且在擊敗奉係後，控製了“中央”政權，聯吳即可以建交；再加上吳氏自五四以來政治上高喊“保護勞工”、“勞動立法”，擺出一付“開明軍閥”駕勢，表麵上似乎有些民主思想的傾向，因而在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看來，吳乃“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第23頁。】。直到二七慘案發生之前，《真理報》發表的《俄中談判的前景》一文，還在為吳氏大唱讚歌。
但是，曆史的發展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1921年7月，蘇俄紅軍未經北京政府同意即開入外蒙。在下半年的中俄建交談判中，優林使團又一再堅持蘇俄和遠東共和國在中東路的權益，使得蘇俄與北京政府關係急劇惡化。馬林來華後，經詳細考察，認為孫中山與吳佩孚、陳炯明(蘇俄在北方聯吳的同時，亦希望在南方聯陳)有本質的不同，孫中山才是蘇俄在中國的盟友；經過他的書麵彙報，共產國際，蘇俄政府才對孫中山有了正確的認識。於是，共產國際和蘇俄拋棄了聯吳的幻想，堅定了全力聯絡、支持孫中山的立場，加速促成了中共與國民黨的合作，加快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步伐，從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積極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從事農民運動。1921年4月，《共產黨》月刊發表《告中國農民》一文。這是中共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集中論述農民問題的第一個文獻。隨後，上海組成員沈玄廬(定一)，即返回故鄉——浙江蕭山縣衙前村，指導農民運動。1921年9月27日，衙前農民協會成立，並製定、通過《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協會章程》。農民成立後，領導農民開展了減租、反奸商壟斷米價，取消地主苛例等鬥爭。這“實為全國農民運動的曆史上最先發起者”。蕭山、紹興等地農民紛紛效法，有80餘村成立了農會組織。年底，這裏的農民運動遭到了反動軍警的殘酷鎮壓。
接著，農民運動在廣東興起。1922年7月，在彭湃領導下，廣東海豐縣赤山農會誕生。次年元旦，海豐縣總農會成立，隨之陸豐、惠陽兩縣也建立了農會。7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農會(會扯設於海豐)，彭湃任執行委員長。1924年2月，由於陳炯明下令解散，農會被迫轉入地入鬥爭。
繼之而起的是湖南農民運動的勃興。1923年初，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區委員會領導下，湖南水口山鉛礦的工人、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嶽北一帶開展農民運動。這是湖南農民的第一個農會，即嶽北農工會。同時發表了宣言，通過了改良農民生活等4項決議。不久，會員發展到10餘萬人，開展了平糶、嚴禁地主外運穀米、棉花出境等鬥爭，並開始醞釀減租減息。這一年底，湖南軍閥趙恒惕兩次派兵鎮壓，農民運動暫時受挫。
此外，湖北、江西也較早地開展了農民運動。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江西等省，還發生過自發的農民鬥爭。早期農民運動，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顯得十分脆弱，經不起反動勢力的摧殘和襲擊，但卻為後來中共領導農民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它也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許多農民擺脫了舊傳統的羈絆，開始有了新的覺醒。隨著鬥爭經驗的積累和形勢的變化，必將出現一個新的農民運動高潮。
五、國共合作的醞釀
二次護法的失敗，使孫中山深刻認識到，要取得革命勝利，不能“單獨依靠兵力”，而要依靠黨的力量。而這時的國民黨，成分複雜，多數黨員把人黨當成“做官的終南捷徑”。【《孫中山》下卷，第460頁。】國民黨的指導思想、政治綱領、組織紀律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此，孫中山痛感這個黨有徹底改造的必要。
在孫中山的奮鬥史上，“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頁。】十月革命勝利後，孫中山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希望革命後的俄國能成為中國革命的真誠盟友。為此，他曾想方設法同蘇俄政府取得聯係，1920年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魏金斯基，提出了與蘇俄建立聯係的要求。次年8月，在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複信中，孫中山表示：“我非常注重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底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底組織”【《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6頁。】。年底，孫中山在桂林會見以馬林，討論了中俄聯盟的可能性。馬林向孫中山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要有一個聯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農大眾的好的政黨，二是辦軍官學校，形成革命的武裝核心。孫中山對此非常讚同。1922年初，孫中山已認識到，“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唯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國”【《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8頁。】。4月，孫中山又在廣州會見了少共國際代表達林，再次表達了蘇俄建立聯係的願望。1923年1月26日，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發表了聯合宣言，雙方都做了重大讓步。如孫中山“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越飛表示“完全同意”；同時，孫中山也同意“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並“以為現在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隻能維持現狀”【《孫中山與越飛聯合宣言》，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冊，第553頁。】。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曾讚揚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革命的民主派，提出了與國民黨民主派及其它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主張。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通過李大釗、林伯渠等人與孫中山商談了國共合作問題。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決定以黨外合作的方式，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在此前後，孫中山拒絕兩黨對等的黨外聯合方式，但同意接受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則反對馬林關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為此，馬林於7月間返回莫斯科，征得共產國際對他的建議的讚同，然後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中國貫徹。8月，根據馬林的建議，中共中央在抗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統一戰線形式。會後，馬林、陳獨秀、李大釗會見了孫中山，說明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主張；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讚成改組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