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四運動與皖、直軍閥政權的更替(1919～1923) 第三節軍閥混戰與直係軍閥的統治
一、華盛頓會議與列強的卷土重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因忙於戰爭而無暇東顧，日、美卻乘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爭奪中國的鬥爭愈來愈激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頁。】。日本為實現獨吞中國的瘋狂野心，“乘歐洲大戰德國落伍、英國不遑他顧之際，立即於中國建築不可拔之根柢”【長野朗：《中國領土內帝國主義者資本戰》，上海聯合書局1928年第2版，第111頁。】，對中國展開了貪婪無恥的政治壓榨和經濟掠奪。美國在大戰期間，經濟實力迅速增強，自然不能容忍日本獨霸中國。英、日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矛盾。這就有可能使英、美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日本。
1918年7月，美國向日、英、法三國提議，合組新四國銀行團，共同承攬中國的一切政治和經濟借款。1920年10月，新四國銀行團的協定書在紐約正式簽字。美國特使史蒂芬對交通係梁士詒的一段談話，最清楚不過地表露了美國組織新銀行團的目的。他說：“日本於1918年曾以金錢資助中國執政者，以博取種種權利，而實行其侵略中國之政策，美國……思有以抵製之，而抵製之法，隻有單獨借款與共同借款之兩途。若美國單獨借款於中國，不特為日本所反對，且招英國之忌，而法國亦必隨英日之後抵製之，是美國必以勢孤而讓步，故反不如請英、法、日加入新銀行團，而共同投資之愈也。”【《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上海聯合書局1946年版，第142-143頁。】雖然美國在新銀行團中占著優勢，美國公使在致北京政府的備忘錄中，也曾提出新銀行團“應得預問”中國財政收支和官吏的任用，並有“查帳之權”，但因中國人民的反對和四國之間，尤其是美日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以致新銀行團幾乎無法工作。因而，美國也就不會放棄另行設法壓製日本在華勢力的努力。
另一方麵，美國國會曾否決批準巴黎和約，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使得美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而英、日之間卻有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日本皇太子裕仁又到倫敦運動，竭力繼續這一盟約。美國要達到限製和削弱日本，建立自己的東方霸權的目的，就必須破壞英日同盟。同時，由於美、日關係緊張，積極備戰，引起了英、美、日三國的海軍軍備大競賽，大大加重了三國的財政負擔。因此，1921年7月，美國總統哈定同中、英、法、日、意各國非正式交換意見，建議召開太平洋會議，討論限製軍備問題及遠東問題。8月，美國對以上五國發出了正式邀請書。
北京政府接受邀請後，派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和大理院院長王寵惠為參加會議的全權代表，於9月底動身赴美。
1921年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正式開幕。參加的有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國。這次會議，實質上是巴黎和會的繼續，是帝國主義各國根據戰後力量對比對遠東和太平洋地區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一次再分割。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英、美、日、法簽訂了《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即四國條約。它規定互相尊重在太平洋上島嶼屬地的權益，廢除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美、英、日、法、意簽訂了《限製海軍軍備條約》，即五國海軍協定，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的噸位比例為5∶5∶3∶1.75∶1.75。
當時，中國是各帝國主義在遠東爭奪的焦點。會議一開始，施肇基即向大會提出了“十項原則”，要求各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同時表示，中國讚成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施之於中國全部。11月23日以後，中國代表又先後向大會提出關稅自主、山東問題、廢止“二十一條”、撤退外國軍警、撤除客郵、撤廢無線電台、尊重中國戰時中立等條，其中山東問題是其關鍵。日本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竭力反對會議討論山東問題，堅持要在會外由中日直接交涉解決。在英美的壓力下，日本最後同意英美代表以觀察員資格參加中日談判。經過36次的會外談判和英美的一再“調停”，1922年2月4日，中日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這個條約規定：日本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由中國全部開為商埠，準許外人在該區域內自由居住、經營工商業及其它職業；日軍撤出山東；膠濟鐵路由中國以5340.614萬金馬克贖回，在路價未償清前，中國須各任用一日人為車務長和會計長。由於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日本不得不同意放棄“二十一條”中的某些條款；會議對關稅自主、領事裁判權、客郵等問題也都做了一些新的規定。
2月6日，參加會議的九國簽訂了《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著名的九國公約。華盛頓會議也在這一天閉幕。公約宣稱：“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但由於中國代表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權等一係列要求並未列入公約，所以它隻能是空洞的原則規定。公約全文貫穿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規定任何一國“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私利”。這實際上是美國擴張其在華侵略勢力的一個勝利。公約打破了日本在中國的獨占狀態，再次確定了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和宰製中國的局麵。
不過，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也並非一無所得。早在9月初，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曾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東善後處置案”八條，希望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解決山東問題。北京政府在10月初的回文中表示拒絕。10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節略，又在11月初被北京政府明文拒絕。此後，日使三番五次勸告北京政府，不要將山東問題提交大會，也未能得逞。從而反映出北京政府對日外交態度，已發生了某些明顯變化。會議期間，中國代表敢於提出十大原則和一係列主權要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山東問題的會外談判，曾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留美學生在華盛頓舉行了示威遊行，北京、上海、天津、漢口、杭州等地學生和各界群眾，都曾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和罷課活動，反對中日變相直接交涉。在這股浪潮的威懾下，中國代表王寵惠及代表團秘書長刁作謙，曾因此向政府提出辭職。中國留美學生、華僑更對中國代表團的行動予以密切監視，迫使北京政府訓令中國代表發表聲明：解決山東問題，決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專就事實而論，與任何條約、協定毫不牽涉。這樣，經過談判鬥爭，盡管沒有完全實現中國人民的要，但畢竟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山東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至於關稅自主等問題，大會雖然采取了避而不談或拖延時日的態度，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新規定，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的讓步。
總的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步步淪入苦難的深淵。自古弱國無外交，作為半殖民地而且衰落的遠東大國，中國的的處境一天天惡化，地位一天天降低。中華民族飽嚐憂患，幾經曲折，在困厄中努力，於屈辱中奮鬥。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關係也在複雜微妙中重新組合和調整。隨著德奧戰敗，英法消弱，俄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中華民族的大覺醒和反帝運動的高漲，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麵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變化，反映出中外關係發生著局部的質變，即帝國主義在中華民族強烈要求所造成的壓力麵前，已多少有所退讓。雖然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仍無重大的改善，但自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以來，尤其是在後來的國民革命時期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國收回了帝國主義攫奪的若幹利權。中國在國際地位方麵一步步沉淪或“滑坡”的趨勢，顯然有了緩和。中國的國際大國地位已開始在緩慢地上升，並最終成為國際事務中有影響力的成員之一。這固然是一個艱難曲折而又漫長的過程，但20年代初期，卻無疑是它的發軔期。
華盛頓會議以後，各帝國主義卷土重來，對中國由原來的“互競侵略”變成了“協同的侵略”。各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變本加厲，中國入口貿易總值激增，貿易入超局麵更趨嚴重。1920年入超2.2億關兩，已超過1913年的水平；1921年更高達3億關兩以上。外籍航運勢力，在1920年已達2400萬噸位，回複到戰前水平；1924年則達到4000萬噸位的高峰【嚴中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46頁。】。許多外國壟斷公司，在原有機構的基礎上，也不斷增加。如英國的卜內門尖堿公司(1920年)，鄧祿普橡皮公司(1921年)，福特汽車公司(1926年)等。外國在華銀行迅速增多，較重要的有英國的大英銀行(1922年)、通濟隆公司(1925年)，美國的大通銀行(1921年)等。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投資，也空前增多。1936年已查明設立年代的這種工業企業(不含日本)共有139個，其中在1921～1930年間設立的為54個，占到總數的38.85%【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40頁。】。在經濟侵略的同時，帝國主義也通過其經濟力量，直接或間接地控製中國政治。他們各自扶植一派軍閥作為自己的代理人，英、美以直係為主，日本則先後以皖係和奉係軍閥為工具。美、日之間的矛盾鬥爭，往往會通過其扶植的軍閥之間的混戰反映出來。
二、直皖戰爭和皖係政權的垮台
五四前後，早已存在的直皖矛盾鬥爭，在新形勢下愈演愈烈。1918年初，段祺瑞為實現“武力統一”計劃，大規模用兵西南。當直係吳佩孚率部奪取嶽陽、長沙後，段祺瑞卻任命皖係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這使欲得湘督之職的吳佩孚大為不滿。3月底，吳借口餉械不足，按兵不動，並私與湘軍議和。6月15日，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8月，吳佩孚更多次通電議和，痛斥皖係“武力統一”政策，“耗資數千萬，糜爛十數省”，“實亡國之政策也”【《吳佩孚主和通電》，《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18年8月7日。】。段祺瑞雖曾發電斥責，但“武力統一”終成泡影。月底，段隻好宣布對南方暫停用兵。10月，又辭去總理職務。
五四運動期間，吳佩孚猛攻安福係，大出風頭，又與滇、桂係私下頻頻接觸。1919年9月，吳與譚延達成休戰協定。11月，又與湘桂粵滇諸係將領譚延、譚浩明、陸榮廷、莫榮新、唐繼堯等在衡陽簽訂《救國同盟軍草約》，以“永息內爭，力謀統一，合力對外”為總綱，其宗旨是反對“武力統一”，保全“一省之主權”，“安內攘外”，“取消非法機關”(指安福國會)【《吳佩孚正傳》第27～29頁。】。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對抗皖係的軍事性攻守同盟。
1920年1～3月，吳佩孚連連致電北京政府，請求“撤防北歸”，且措辭漸趨強烈。5月，他抗命率部從衡陽前線撤軍北返，駐防於鄭州至保定間京漢鐵路沿錢，與保定的曹錕相互呼應。
段祺瑞下台後，專任參戰督辦，編成3師參戰軍，後因大戰結束，改名為“國防軍”、“邊防軍”。1919年6月，他以心腹徐樹錚擔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手握3師4混成旅的強大兵力，又掌有西北各省軍、民、財政大權，勢力已擴充至外蒙及察哈爾地區。這就引起了久把蒙疆視作自己勢力範圍的張作霖的忌恨。直係曹錕趁機與張作霖暗中串聯。秋冬間，直隸、江蘇、湖北、江西四省和東北三省結成七省反皖同盟。該年冬，段祺瑞準備對長江三督(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采取行動，又命吳光新移師河南，圖謀以吳取代動搖不定的豫督趙倜。結果，遭到吳佩孚、長江三督和趙倜的強烈反對。1920年4月，曹錕假追悼在湘陣亡將士之名，在保定召集直係四督(直督曹錕和長江三督)與奉係三督(奉督張作霖、吉督鮑貴聊、黑督孫烈臣)及豫趙倜參加的八省聯盟會議，形成直奉聯合、共同抗皖的局麵。
在內閣問題上，直皖雙方也展開了激烈的爭鬥。五四期間，錢能訓內閣內外交困，一籌莫展。1919年6月13日，錢正式辭職，由龔心湛代理內閣總理。至9月初，龔因不堪安福係壓迫而離職。24日，徐世昌改提陸軍總長靳雲鵬兼代總理；11月初，又正式任命為國務總理。靳雲鵬雖號稱段祺瑞的“四大金剛”之一，但卻與各方關係都不錯，且處事圓滑，又兼與徐樹錚為爭寵而相互傾軋，勢同水火，因而易為各方接受。靳雲鵬上台後，自居為南北、徐(世昌)段、直皖之間的橋梁，一心在直皖奉三係之間取不偏不倚的立場。為對抗按福係的壓製，便同直、奉關係十分密切。開始在內閣人選上，靳雲鵬已和安福係進行了激烈爭奪。後又婉辭拒絕加入安福係組織，反對安福係更換豫督，不同意就山東問題與日本直接交涉，主張南北議和，實現和平統一。所以，安福係視靳如眼中釘，一再發動倒閣運動。八省反皖同盟為打擊安福係，則接連通電，擁護靳內閣，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倒閣護閣之爭。1920年5月初至6月中旬，靳內閣為財政、學潮、外交等問題所困，又加上“閣潮”翻滾，靳雲鵬便四上辭呈，內閣隱入嚴重危機之中。
1920年5月，段祺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先發製人。為此，段火速調西北邊防軍一、三兩師，謊稱入陝西剿匪，實欲防守京漢路南段，截斷直軍歸路。消息傳出，張作霖遂借“拱衛京師”之名，調奉軍漸次入關，以策應直係。6月22日，張作霖以“調解人”名義赴保定，直奉高級將領共商了向皖係挑戰的大計。會後，即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解散安福係；皖係外交、農商、教育三總長退出內閣；撤銷邊防軍，懲辦徐樹錚。7月1日，曹錕、吳佩孚以直軍全體將士名義，發表《宣布徐樹錚六大罪狀》《為驅逐徐樹錚解散安福係致邊防軍西北軍》的聲明。這是對皖係開戰的信號。
在直奉兩係壓力下，7月4日，徐世昌下令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和西北邊防軍總司令等職，邊防軍改由陸軍部接管。次日，段祺瑞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8日，又在北京召開全體閣員與軍政首腦特別聯席會議，發出通電，聲討曹、吳。次日，組成以邊防軍為主體的“定國軍”，段自任總司令，以徐樹錚為總參謀長。隨之兵分三路，由段芝貴、曲同豐、魏宗瀚率領，開赴廊坊、長辛、蘆溝橋、高碑店一帶布防。同日，段又脅迫徐世昌免去曹、吳職務。直係組成“討逆軍”，曹錕自任總司令，委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13日，張作霖在發出助直倒皖聲明後，亦率大批奉軍入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