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複職後，吳佩孚為控製顏內閣，推薦自己同鄉親信高恩洪、董康、孫丹林分任交通總長、財政總長和公府副秘書兼內務部次長。顏惠慶不堪其壓製，被迫於8月1日辭職。9月，由王寵惠重新組閣。王內閣核心人物，為吳氏心腹高恩洪(交通)、孫丹林(內務)；內閣總理(王寵惠)、外交總長(顧維鈞)、財政總長(羅文幹)、教育總長(湯爾和)四人屬英美派，當時被稱為無黨無派的“好人”。其中王、羅、湯三人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署名，故有“好人政府”之稱。其實，這些“好人”，事事聽命於“吳大帥”，整天忙於為軍閥張羅款項、任免官員，因而又被稱為“洛派政府”、“英美派政府”。就這樣，曹錕的保派骨幹對王閣仍不滿意，一再要求撤換。全國人民紛紛斥責其奴仆行為。王、顧、羅、湯等被逼得一再辭職。11月18日，國會眾議院正副議長、借口羅文幹在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中有納賄行為，逼迫黎元洪下令拘捕羅氏，送交地方檢查廳。“好人政府”曇花一現，終於在11月25日被迫宣布集體辭職。
在獨掌北京政權期間，直係內部發生了明顯的分化，突出地體現在津、保、洛三派的形成和吳、馮(玉祥)的不和上。曹錕與吳佩孚雖同為直係首領，但兩人在政治、軍事才能和對時局的理解上，明顯有高下之別。曹錕夢寐以求的是總統寶座，而吳佩孚卻搞了一出“法統重光”的戲法，雖然在讓曹錕當總統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措施上有所不同。所以，在迎黎複職上，兩人之間就存在著分歧。黎元洪上台後，提出“廢督裁兵”的主張，更激起曹錕的滿腔怒火。再加上曹氏左右的挑撥，曹錕便逐漸感到：“子玉雖親，不及總統親！”顏愚慶組閣時，吳佩孚大量安插自己親信，甚至與曹錕爭奪交通總長一職。高恩洪、董康處處稟承吳氏旨意，視“曹老帥”若無物。曹錕自然火冒三丈。而吳佩孚在處理事務上多有獨自專斷之處，也深為曹錕所嫉忌。吳氏本人又一向恃才傲物，“自信心和誇大狂幾乎達到令人驚奇的程度。”這種頤指氣使、目空一切的作風，使得直係諸將和直係勢力下的各省軍閥，大多對他又忌又恨。隨著曹錕對吳佩孚不滿、猜忌的日益加深，曹氏的親信、幕僚逐漸聯絡了一批親曹直係將領，並以曹錕使署衙門所在地保定為基地，暗中組成了一個反吳聯合戰線。而這一時期，吳佩孚巡閱使署所在地洛陽，竟成為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達官要人奔走於其門下者，絡繹不絕。這樣，保定派與洛陽派的矛盾，便逐步公開化。
曹錕的總統欲與日俱增，而吳佩孚一直不讚成曹過早當總統，企圖以黎元洪為傀儡促成南北統一，造成他一手控製全國的新局麵。這一計劃與保派迅速擁曹上台的願望相矛盾，保、洛衝突也就必然逐步升級。王內閣既在吳一手控製之下，又得到吳的有力支持，保派骨幹便拚命與之為難。他們以羅文幹事件為突破口，對洛吳展開反擊，一時聲勢洶洶。吳見勢頭不利，急忙表示對曹錕“始終服從”，“好人政府”也由此而垮台。
直係內部，除曹、吳不和外，以王承斌為首之天津派，也對吳氏極為不滿。在曹錕嫡係中，王的資望、地位僅次於吳。王一直凱覦直督之位，但因無力與曹錕競爭，勉強就任直隸省長。加之吳佩孚又提有交換條件，致使二人反目成仇。當保、洛不和時，王極力巴結保曹，在天津形成又一反吳勢力。在羅文幹事件中，王承斌更以部屬身份，通電譴責吳佩孚，大有取而代之勢頭。津王基本觀點上與保曹無二，主張先選曹錕為總統，且越快越好。再加上王與奉張鄉誼較厚(王乃奉天興城人)，故力主化敵為友，以擴大反吳勢力。為此，津派軍帥邊守靖竟不惜與皖係、安福係及交通係結盟。
吳佩孚權力膨脹後，與馮玉祥的矛盾也步步激化。馮玉祥(1882～1948)，字煥章，安徽巢縣人。他以行伍出身，逐步升至第十六混成旅旅長，皖係當權時，受到徐樹錚的排擠。直皖戰爭後，他投靠曹錕，旋升為第十一師師長、陝西督軍。直奉大戰前，吳佩孚為對付心懷敵意的豫督趙倜，以穩定後方，令馮率部開至洛陽。馮在製服趙倜後，卻挾嫌處死了吳氏極力籠絡的河南第一師師長寶德全，已在兩人關係上投下一道陰影。馮的治軍作風與眾不同，其部隊的數量與戰鬥力，在直係中僅次於吳。吳佩孚對馮玉祥，輕視和猜忌之心兼而有之，馮亦不肯俯首聽命於吳氏。二人在擴編隊伍、催索軍餉等問題上，時常發生矛盾衝突。吳佩孚對此難以容忍，便一再設法削弱馮的力量。直奉戰爭結束後，在吳佩孚的授意下，北京政府於10月底，改任馮玉祥為徒有虛名又無地盤的陸軍檢閱使。馮對此頗為不滿，深知在吳大帥飛揚跋扈的直係中，自己決難再上層樓，必須另辟蹊徑，自謀發展。他率部離豫後，即在南苑埋頭練頭，並暗中與各方廣泛結納，為以後的聯奉倒直埋下了伏線
當吳佩孚勢力達到鼎盛時，也正是他走向衰敗的開始。擊敗奉係後，曹、吳高揭“武力統一”破旗，依靠英美的軍火和貸款，以黃河流域為依托，四處伸手，八方點火，掀起了一重重軍閥混戰的逆潮。為對付奉係，吳佩孚在山海關、喜峰口調集大軍設防阻禦，並侍機出擊。在南方，則勾結陳炯明，以兵變驅逐孫中山出粵。1923年，孫中山重回廣州後，吳佩孚又勾結沈鴻英，進行牽製。對浙滬的盧永祥，吳則調兵包圍，予以牽製。在西南，吳佩孚以軍事威脅和政治分化相結合，壓迫湖南取消省憲。又支持鄂西楊森回攻四川，指使川軍劉湘攻滇，策動黔軍袁祖銘奪權，扶植陸榮廷取桂。一時間，南方八省戰火彌漫。
為保住自己地盤，地方軍閥便掀起“聯省自治”運動，與“武力統一”政策相抗衡。鼓吹“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大體有兩類人，一是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改良派，一為軍閥政客。前者企圖通過這種形式來改良政治，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他們認為，中國戰亂的原因是軍閥權力太大，中央無力製裁，民眾無權，地方無權。所以，救國求治之法在於實行“省民自決主義”，各省製定憲法，實行自治，在此基礎上，建立一“聯省自治的共和國”。雖其主張不見得能有切實效果，但畢竟還不失為一種改良社會的探索。至於後者的“聯省自治”，則早已喪失民主國家聯邦製的意義，其內容也僅限於毫無真正民主意義的省憲運動，隻不過是地方軍閥鞏固地盤、以求自保的一種手段罷了。
因湖南地當要衝，民初以來飽受兵災之害，在驅張(敬堯)成功後，即樹起了自治的旗幟。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通電宣布了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滬之湖南名流，群起響應。繼任的趙恒惕正式宣布自治，選舉省長，並於1922年1月製定、通過了省憲。年底，依省憲成立了“新”政府。受湖南影響，各省紛紛效法。1920年6月，浙督盧永祥通電主張實行省憲，9月9日公布了由省憲起草委員會製定的“九九憲法”和憲法實施法。四川、廣東也製定了省憲。雲南、廣西、貴州、陝西、江蘇、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均有類似舉動。1920～1923年間，規模甚大的“聯省自治”浪潮，雖然其背景、內容、影響等非常複雜，但無疑卻透露出一種共同訊息：“武力統一”迷夢已喪盡人心，必然破產！
1923年初，曹錕認為直係統治依然穩定，便策劃驅黎下台，以越俎代庖。6月，津保派通過製造內閣危機、“市民請願”、軍警索餉乃至圍困黎宅等手段，逼黎下台。13日，黎元洪出走天津，被王承斌扣留，在交出印信、發表辭職通電後始獲放行。“逼宮”成功後，曹錕又以40萬元收買了國會議長，以每張選票5000～10000元的高價賄買了500多個議員。1923年10月5日，在直係將領和軍警的壓迫下，國會“選舉”總統。當天，津保派調軍警、憲兵在京戒嚴，對議員進行人身搜查。在高價收買和武力脅迫下，曹錕“當選”為總統。隨後，製定、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憲法”。曹錕則被人們蔑稱為“賄選總統”，被收買參加賄選的議員被稱為“豬仔議員”。曹錕賄選使辛亥革命留下的一點資產階級民主殘餘，也煙消雲散，因而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在大選之日，上海各商店懸掛白旗，門貼“否認國會”、“反對非法賄選總統”等白紙紅字招帖，以求抗議。曹錕“當選”後，許多省聲討本省“豬仔議員”，否認其代表身份，甚至開除其省籍。上海、杭州、南京、太原、蕪湖等地學生、市民，舉行了反賄選示威大遊行。10月10日，曹錕就職時，許多中小城市集會反對曹錕非法上台。孫中山在廣東大元帥府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並警告列強，不得承認曹錕“僭竊”政權。
在直係獨掌北京政權的兩年半間，它統治著中國大部分地區，最多時擁兵25萬，勢力不可謂不盛。然而，曹、吳的“武力統一”，使得全國各地狼煙四起，烽火連天。曹錕的逼宮、賄選醜劇，遭到進步界的廣泛譴責。曹錕上台後，為換取帝國主義支持，作出種種殘民媚外之舉。在處理臨城劫車案、辦理金法郎案時，奴顏卑膝，喪權辱國，更使直係聲名狼藉。隨著直係軍閥反動麵目的徹底暴露，直係統治也由盛而衰，走上了不可逆轉的敗亡之路。
五、國民經濟的停滯衰落和人民生活的每況愈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中國民族工業迅速發展的“黃金時代”。戰後，帝國主義在“回到市場”的口號下，卷土重來，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民族工業在遭到沉重打擊後，便由暫時的“繁榮”景況轉入戰後蕭條階級。
大戰一結束，帝國主義的對華貿易馬上激增起來，傾瀉而入的外國商品，迅速奪去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賴以發展的商品市場。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也迅速增加。他們在中國設立的大批銀行，為軍閥政府提供貸款，投資於鐵路、礦山，發行紙幣，吸收存款，獨占外彙，控製著中國的金融財政，使中國的金融事業和工業資本完全變成了外國壟斷資本的附屬品。帝國主義在華開辦的企業迅速增多，1895～1920年為56家，年均2家；1921～1930年，為54家，年均5家。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投資，既財力雄厚，又帶有壟斷性，更享受著種種特權，得到封建軍閥政府的保護和官僚資本的合作。列強除單獨開辦企業外，多以“中外合辦”形式，滲入民族資本企業，在華的商店、公司數目大增，嚴重威脅著民族工商業的生存。因此，在1922年以後，中國民族工業便由蕭條冷落階段陷於停滯和危機狀態中。
首先，民族工業的國內外市場迅速縮小。鐵廠則“積貨如山，無人過問”，以至於停爐停機。“紗廠結帳大多無利”。油廠，如上海之三大油廠，竟同年倒閉。“其他工業亦皆消沉，因歐戰致富之實業家，營業失敗重入漩渦者，乃時有所聞。”【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
其次，民族工業利潤減少以至虧本。1919年每包紗售價299.72元，利潤達70.56元；到1921年，利潤降至10.21元，次年每包反虧損20.63元。真正是：“歐戰既終，禍象即生，(民國)九、十兩年，實為中國工業恐慌時代。”【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
再次，大戰期間興起的民族資本建廠熱潮，從1921年起，迅速消退。向北京政府農商部注冊的新廠，1920年為70個，1921年還有61個，1922年降至46個，1923年猛降至14個，1924年僅剩11個。
最後，不少民族資本企業遭到破產和兼並，勉強維持下來的也常停工減產。如在紡織業中，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以借款、合辦、收買、無限墊款、委托經營等方式，兼並了許多紗廠。僅就已查知者而論，1917～1927年間，就有21個中國紗廠被兼並。
當然，中國民族工業的個別部門和企業，在個別年份，也曾或多或少地有所發展。至少在1920年前後，仍有餘勢。紡織、卷煙、麵粉等行業，甚至在1922年、1923年仍在繼續發展。但這種發展與大戰時期的盛況相比，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發展，既微弱又極不穩定，更不可能改變整個民族工業停滯和危機的衰落全貌。
戰後，帝國主義向中國農村大量傾銷日用消費品，掠奪原料，使農村自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生產萎縮，經濟作物種植麵積上升，農民與市場聯係更為緊密，農產品日益商品化，農村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也受到進一步打擊。農村經濟的商品化、殖民地化，使廣大農民更多地受到帝國主義壟斷組織的操縱、奴役和壓榨。當時，國內政局混亂，軍閥混戰不休。軍閥、官僚、商人、地主、高利貸者及資本家大肆兼並土地，再加上高額的地租剝削，日增的商業剝削和高利貸剝削，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中央、地方大量濫發公債，濫鑄硬幣，濫發紙幣，以及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等等，這一切，使中國農村遭到嚴重的掠奪和破壞，加速了農民的破產。辛亥革命後，年年不斷的天災造成的危害日益嚴重。農村經濟便呈現出一片衰敗、凋敝的景象。
上述情況，使中國人民的處境更加惡化，工人大量失業，農民紛紛破產，其它各階層人民生活也愈來愈難。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要求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展開猛烈的反抗，他們一旦獲得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組織和堅強領導，就必然會形成洶湧澎湃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