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四運動與皖、直軍閥政權的更替(1919～1923) 第二節新文化運動的嶄新風貌
一、文化思想界的百家爭鳴
由於五四運動的發生，新文化的運動就很自然地以它為分界線而形成前後兩個時期。在前期，啟蒙者們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以進化論和近代人本主義思想為武器，對封建專製主義、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形成了一場震古鑠今的思想變革運動。
不過在前期，啟蒙者從辛亥革命流產的嚴酷現實中，看到的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艱難曆程及所暴露出來的大量的文化與倫理弊瑞。因此，他們以為，“倫理的覺悟”，思想的啟蒙，才是中國變革的關鍵所在；沒有對傳統文化價值的批判，沒有國民性格的改造，沒有現代主體人格的確立，要實現所謂的國民政治，隻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即說：“蓋改革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通訊》，《青年》第1卷第1號。】。又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憲法與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號。】。這種注重文化思想啟蒙而忽視政治鬥爭的傾向，在當時的啟蒙者身上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著。
然而，啟蒙運動是在內憂外患的嚴峻動蕩歲月裏進行的。曆史沒有給啟蒙者們留下充裕的時間和安定的環境去作深邃的思考，文化啟蒙實在也不可能真正脫離政治運動而獨立存在。所以，曾發願辦10年雜誌以改造國人思想的陳獨秀，很快便改變了不談政治的初衷；立誓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也不得不承認：“以前我們不談政治的，結果政治逼人來談”【《胡適言論集》乙編，第98頁。】。尤其是五四運動的迸發，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催促著他們不得不更多地轉向於政治運動。隨著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逐漸展開，政治作為社會生活重心的地位便愈加突出，在啟蒙之外，救亡便成了又一時代強音。也隻有五四以後，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才更好地結合起來，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文化運動為愛國政治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政治運動又進一步推動了文化運動的發展，並使原來的民主主義文化運動，轉變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
相應地，後期新文化運動，雖然仍包含著前期啟蒙者倡導的資產階級新文化，但已不占主導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國人民的大覺醒，這一切，使得關心祖國前途和命運的先進分子，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去重新觀察世界，去探索和研究世界局勢的新變化及其產生的新問題。資本主義製度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使部分的中國人逐漸拋棄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舊理想、舊觀念。《新青年宣言》中即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即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即資本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新青年》第7卷第1號。】這時，公開讚美“法蘭西文明”，鼓吹走資本主義老路的論調，已極難找到，相反，大都是對它的揭露、譴責和唾棄，如認為資本主義“已到末日”，已無“存在的餘地”一類觀點，在各刊物上比比皆是。許多人“都不再相信18世紀法國式革命能夠挽救中國”，而認為十月革命代表著“20世紀的世界新潮”的觀念，則普遍流行。
五四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並沒有使中國人民，尤其是先進的知識分子感到滿足，他們在經過五四洗禮後，麵對著十月革命以來的世界新潮，再對照中國的社會現實，心情實在難以平靜。許多人感到，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裏，“覺著四周的種種環境、層層空氣，沒有一樣不是黑暗、惡濁、悲觀、厭煩，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獄裏似的。”於是，不滿求變之心油然而生：“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麼還成一種人類的社會嗎？”許多人“不安於現在的生活想著另創一種新社會”【《曙光》第1卷第1號，1919年11月1日。】。這樣，改造社會的呼聲，便迅速高漲起來。進步刊物和社團，也如雨後春筍一般大量湧現。僅在五四後的第一年中，“新出版品驟然增至四百餘種之多”【《新潮》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1日。】。進步社團大約也有三四百個。絕大多數社團、刊物都宣稱，以介紹新思潮和改造社會作為自己的重要“旨趣”。“本現代思潮的精神，謀社會之改造”一類話，在許多刊物的發刊詞中，一再出現。廣大進步青年，以飽滿的激情，主人翁的恣態，立足於改造社會，積極迎接新思潮。
當時人們必說的新思潮，在內容上具有相當大的廣泛性和複雜性。以眾所公認的、最時髦的思潮——社會主義來說，其內容除科學社會主義外，還包括施蒂納(M·stirner)的“無政府個人主義”，蒲魯東(P.J.Proudhon)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巴枯寧(M.A.Бокуиии)的“團體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ЛАКроологкии)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及其“互助論”(互助主義)，或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R.Owen)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Л.Н.Толстой)的“泛勞動主義”，柯爾(G.D.Howard
Cole)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斯坦(Е.Вernstein)、考茨基(К.Кautsdy)的“議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等。除了名目繁多的社會主義流派，新思潮包括18世紀西方啟蒙學者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真、善、美”，天賦人權，人道主義等思想原則，以及許多現代資產階級的哲學流派和社會改良學說，如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羅素(B.Uuss11)的新實證論及社會改良主義，本格森(H.Bergson)、倭鏗(R.Eucken)、尼采(F.W.Nietzsche)、杜裏舒(H.A.Driesch)等人的哲學思想和社會學說。當然，在五四以後，18世紀那些西方啟蒙思想的實際內容，已發生了若幹變化，都被人們做了某種新的解釋，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
當時的中國社會，思想空前解放，各種學說紛然雜陳。生活在這一氛圍中的人們，既同時受到各種新學、新思想的影響，有觀察某種問題的大體一致的眼光；又由於各人世界觀所屬思想體係及各自代表的階級、階層利益與選擇的政治立場不同，使得每個人對同一事物的理解出現差異，所偏愛或信仰的學說也就五花八門。前者既是新思潮大量湧入的結果，也是產生於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背景，代表不同文化傳統、不同階級階層的願望和要求的各種思潮能為世人容忍，並在中國廣泛流行的原因。也正是由於後者，當人們對各種新思潮的階級、屬性和適用性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後，便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分歧和爭論。在良莠競生的思想百花園中，打著“變革”招牌的各種“主義”，都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爭得一席之地，互相討論辯駁，從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各種學說，其思想本質自然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在當時的中國，它們相對於封建文化而言，都屬於新的思想，它們的廣泛傳播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而新思潮的鼓吹者們都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都有改造社會的善良願望，都在為貧窮、落後、混亂的中國尋找出路。雖然在思想體係和根本主張上不盡相同，但各派學說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都不無可取之處。
對於撲麵而來的新思潮，即各派學說，絕大多數進步青年，本無成見，隻是急於尋求現成武器，以滿足改造社會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需要對比、分析、研究、探討，一般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勇氣去把某一派學說當作自己惟一的信仰，即使有人對某一學說更偏愛一些，也總希望作到盡可能地兼收並蓄。因而，他們總喜歡標榜涵義比較寬泛的“科學的精神”、“創造的精神”、“人道的精神”或“批評的精神”，而不願，也很難聲明單純以某一學派作為指導思想。其改造社會的方案，也就不能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當時，有人主張“工讀互助”和“新村主義”，有人高喊“教育萬能”、“科學救國”，有人提出“兒童公育”及“工人儲金”，有人則主張“批評至上”、“改造人種”……這些“救世”方案，普遍存在著鄙視、厭惡政治的傾向，而注重研究的多是社會問題。
其實，熱情進步的知識分子們，自身正處於尋覓和改造社會理論的重要時刻，名目繁多的新思潮，為他們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論。以此為基礎，他們構製出各人心目中新社會的理想藍圖。顯然，西方工業社會的製度模式和價值觀念已失去了吸引知識分子的魅力，人們的興奮點已發生了轉移，出於救亡圖存和改造社會的直接目的，伴隨著西方文化危機而來的理性的失重和烏托邦情緒的高漲，他們設計的種種新社會藍圖，隻是憑著所謂“真理恒久的標準”而構築起來的“最善最美最新”的“理性的王國”！而不是立足於對中國國情進行曆史唯物主義分析所得出的結論。雖然，它們的出現是當時曆史環境的具體產物，並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戰鬥精神，但畢竟帶有大量天真幼稚和浪漫的成分在內。因而，新思潮的鼓吹者們所提出的種種改造社會的方案，大多存在著理論上的失誤和實踐中的不可行性，許多人在實質上並未找到改造社會的正確途徑。這一曆史任務的完成，有待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廣泛傳播。隻有科學社會主義為進步的中國人所認同、所接受的時候，中國的先進分子也才最後找到了奮鬥的方向和實施理想的正確理論。
二、社會主義思潮的澎湃及走向
對於五四運動前夕的中國知識界而言，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也擴大了社會主義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李大釗：《新紀元》，《生周評論》第3號，1919年1月5日。】從而對社會主義學說產生了初步的好感和了解的興趣。1919年4月6日，《每周評論》在第16號上，刊登上《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結束部分的譯文，介紹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1919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該號為第6卷第5號，刊首標明為1919年5月，實際出版日期晚於5月，但有些文章的寫成卻早於5月。】，並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係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並指出：“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五四運動使中國人民獲得了新的覺醒，很快形成了一個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熱潮。數以百計的進步刊物，絕大多數都不同程度地對社會主義表示了好感和向往。社會主義被譽為“人類的福星”，“共同的思想”。許多人宣稱，中國如果要建設，“必定要依著社會主義的原則”。當然，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還隻是一種朦朧的向往，談論者也各色各樣，介紹社會主義的學說流派，也是五花八門。瞿秋白談到當時的情況，他說：“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如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青年的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頁。】。人們一時還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和其它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把直接從國外輸入和國內衍生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都當作新思潮來介紹和宣傳。雖然，能接近、堅信並比較係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仍然很少，但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卻顯然已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在研究宣傳之外，許多熱心青年開始將自己信奉的“社會主義”理論付諸實踐。1919年12月，王光祈和左舜生等人首先在北京組織了以部分北大學生為主的“工讀互助團”。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都表示支持，並為捐款。北京工讀互助團以“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為其宗旨，具體規定了團員每日作工的時間，所得收入的分配辦法，團員的衣、食、住，教育費、醫療費、書籍費等。
該團共分四組，主要從事食堂、印刷、洗衣、電影、販賣書報、辦學、縫紉及小工藝品、小商品零售等工作。它的出現在知識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許多刊物報道了它的活動，且多有褒獎之辭。在其影響下，許多地區群起仿效，天津、南京、武漢、上海、廣州、長沙、揚州等地都有類似的組織成立或計劃籌辦。然而，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不久，即弊端叢生，經濟困難，團員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日益困繞著它的發起人和組內成員。1920年3月，第一組宣告解散，其餘三組曾維持了一段時間，也以失敗告終。揚州、上海等地的工讀互助團，後來也相繼瓦解。
五四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對法國的“鷹山共產村”和美國的“藍路共產村”作過介紹，但影響不大。五四前後，周作人在《新青年》《新潮》及《晨報》副刊發表的文章上，或在京、滬等地的演說，熱情介紹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不無誇張地描述了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組織的“新村”，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開展工讀互助的同時，公開以新村旗幟進行活動者，也不乏其人。1920年2月，周作人組織了“新村北京支部”。之後，上海、北京又出現了“新人社”和“批評社”，鼓吹“新村主義”。也有少數青年曾嚐試建立新村。但是，由於組織新村必須要有土地，而宣傳新村的知識分子都在城市，對農村生活既不熟悉，也難適應，所以新村的設想也隻能是紙上談兵而已。
工讀互助和新村試驗的失敗，宣告了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破產。許多從中獲得了有益的教訓：“社會是不能零碎改造的”，“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第7張，1920年5月1日。】。在改造社會的方法上，此時的進步青年，向往著社會主義，但又怕流血鬥爭，他們“不主張大擾亂”，希望實行“呼聲革命”和“無血革命”，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去實現其理想。工讀互助和新村試驗的失敗，也證明了和平漸進方式的天真幼稚。許多人由衷感到，“改造社會要用急進的激烈的方法！”因而他們大聲疾呼：“腐肉不去、新肉不生……糞土上決計不能蓋一所花園”；“翻天覆地，唯鐵是血”。他們已覺察到，隻有先“毀滅舊社會，”然後才能談到建設理想的新社會。
當然，並不是人人都能很快拋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繼續堅持者，卻已寥寥可數，其銳氣也一落千丈。通過實踐的檢驗，經過反複的比較和篩選，中國先進分子在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以互助為核心的烏托邦思潮既然已經破產，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又被先進分子所拋棄，那麼，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走俄國人的路，也就成了最合理的選擇。曆史不會偏愛任何一種主義或思想。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選中，不僅因其具有任何西學所不可能具有的凝聚民眾、變革社會、振興民族的現實功能，而且具有既超越資本主義文化，又契合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新型價值理想；當然，最本質的還在於它是最先進的革命理論。大量先進分子向科學社會主義的急速邁進，使得原來混沌龐雜的思想大潮和在介紹新思潮、改造舊社會這一大旗下形成的新文化陣線，發生了明顯的分化。原來那種對種種主義、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的現象，那種“兼容並包”、“胸無定見”狀態，隨之迅速消失。每一位文化人都麵臨著抉擇的考驗，都必須在文化思想的坐標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一大分化、大轉變和大組合的浪潮中，許多不同經曆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走上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既是他們主觀上努力追求真理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場不可抗拒的曆史性選擇。
這樣一來，便迅速出現了一股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到1920年，形勢的變化，更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則蘇俄政府在上年7月，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蘇聯第一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廢除帝俄時代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無條件地全部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掠奪的一切權利，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這在中國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廣大人民除“表示無限量的歡迎”外，也從中獲得了巨大鼓舞，二則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廣泛的五一紀念活動，這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都起了促進作用。因此，馬列主義在中國得到迅速傳播，宣傳的陣地和範圍也在不斷擴大。
首先，出現了一批或多或少宣傳馬列主義和蘇俄狀況的進步刊物。除《新青年》之外，《每周評論》、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湘江評論》《新社會》旬刊、天津《覺悟》雜誌、武漢《互助》、北京《少年》半月刊、上海《星期評論》、杭州《浙江新潮》《教育潮》、南京《少年世界》等，都不斷刊文介紹蘇俄憲法、土地法、婚姻法及建設情況，討論、宣傳勞動及社會改造問題，研討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