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張東蓀又寫了《現在與將來》的長文，就三個問題，係統闡述了他的觀點。梁啟超則發表了《複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的長篇論文，支持、補充和發揮了張的觀點。他們把中國現狀概括為四種病，即無知病、貧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在中國的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關係上，他們看到的隻是兩對難兄難弟，而看不到階級矛盾，因而認為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開發實業增加富力。這樣，發展資本主義就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趨勢”。他們雖然指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終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將來”，但卻一再強調，這是不可越過的“必然的階段”，因為社會主義運動“不能不以勞動階級為運動之主體，……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恒心與資產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借。”所以，在目前中國勞動階級尚未“完成與自覺”的時候，“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因此，隻有“在靜待中擇幾個基礎事來做”，即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進行切實的研究和實行協社。
張、梁長文發表後，《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就連續刊文，係統地批駁其偽社會主義理論。其中重要的有：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社會革命的商榷》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李大釗的《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何孟雄的《發展中國的實業究竟要采取什麼方法》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指出，談論社會主義的人，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為很有必要開發實業，增加富力。問題的關鍵在於“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他們從理論和事實上論述了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合理性與腐朽性，認為在今日中國，要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針對張、梁宣揚的中國沒有大工業製度、沒有真正勞動階級、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便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論調，他們指出，中國同歐美在產業發達程度上雖有不同，“但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因此，中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講社會主義。陳獨秀、李達等更明確指出，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采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權力”，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其實質仍是經由什麼途徑、采用什麼方法——社會革命或社會改良——來改造中國的爭論。張、梁等人以“社會主義者”的麵目出現，高唱“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卻公開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是這次爭論中的一個明顯特征。在當時，像這種言論並非張、梁所獨具，在相當數量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著，但像張、梁那樣，敢於明目張膽地鼓吹資本主義，也隻能被認為是不識時務。經過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人的反駁，張、梁的聲望迅速下降。此後，他們逐漸側重於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1921年9月，他們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開辟了《社會主義研究》(旬刊)專欄，作為其講壇。《新青年》《先驅》等刊物又連續載文，予以痛斥，隨著研究係在政治上的失勢和時代潮流所趨，基爾特社會主義終歸消沉。
盡管如此，張、梁等人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仍有其獨到之處。從宏觀上看，無論是當時理論較量還是後來的實踐驗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張、梁等人的認識和觀點，也並非一無是處。且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能肯定在當時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明確表示不同意“現在中國就實行社會主義”，就包含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始終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中共成立前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還居於次要地位，這已是實踐證明了的事實。張、梁等將著眼點放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係問題上，從視線上首先對準國內資產階級還是國外帝國主義這個角度，來論證中國不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他們貶低工人階級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觀點固然不對，但他們所說中國勞動階級還不足以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揆諸當時實情，在某種程度上有其真實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張、梁等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必須要經過既發展實業又遏製資本主義弊病的階級，並提出了“對於資本家當持何種態度”的問題。實踐已證明，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確實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之一。張、梁能在20年代初注意到多數人還不曾留意的民族資本問題，可見是經過深刻思考的。盡管他們的大方向不對，所主張的道路也行不通，但仍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探索。無論是得是失，其精神應當說是可貴的。更何況20年代，本來就是中國道路的再探索時期。
在討論中，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點。他們主張走十月革命之路，卻無法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和目標，隻是籠統地講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帶著一種急燥情緒，完全否定了資本主義在當時中國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及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似乎馬上就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暴露了其自身在理論認識的不足和漏洞，也表明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還不善於把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國情作統一理解。由於早期共產主義者主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思想戰線上把自己的主要矛頭，對準了資產階級，相對地就輕視反封建鬥爭的意義，使得五四以後，這方麵的鬥爭未能及時、深入、廣泛地開展起來。當然，這一切都掩蓋不了辯論的重大意義。辯論中，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已不僅僅局限在一般地否定資本主義和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上，而是同批判改良主義結合在一起，從而對五四以來知識界中普遍存在的“溫和的社會主義”思潮作了一次大清洗。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以及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運動，都創造了有利條件。
隨著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日漸結合，隨著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對立便日益尖銳起來。
20世紀初，經過一些旅法、留日知識分子和同盟會會員的介紹，無政府主義開始傳入中國。無政府主義主張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強權，幻想通過宣傳、破壞、暗殺等手段，建立一個生活平等、工作自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互助互愛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這在無產階級革命高漲的歐洲，無疑是一股反動的思潮。但在當時的中國，要“無政府”，首先就必須反對現存反動政府的黑暗統治，反對封建專製和封建禮教，這一點卻正反映了中國社會中所有不滿因素的意向。在小生產者如汪洋大海的中國，無政府主義有著天然的廣泛基礎和市場。所以，作為人類政治思想史上一朵不結果實的花，無政府主義在五四前後的中國卻倍受青睞，流傳極廣，影響頗大。但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性和破壞性也就逐漸暴露出來。
1919年2月，無政府主義者的《進步》月刊已在咒罵布爾什維克黨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同日，黃淩霜寫了《評“新潮雜誌”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5月，他發表了《馬克思學說的批評》，根據克魯泡特金的觀點，對馬克思主義肆意歪曲，大加指責。次年2月，易家發表了《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4月，朱謙之發表了《為什麼反對布爾雪維克》，公開打出了反對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旗號。9月，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實際上成為共產主義者開始回擊無政府主義的信號。
11月，《共產黨》月刊出版，其1～5號“短言”欄中，連續刊文批駁無政府主義觀點。年底，陳獨秀與區聲白互相通訊辯論，雙方來往信件達6次之多。馬克思主義者發表的反駁文章，比較重要的有：李達的《社會革命底商榷》《無政府主義的解剖》，周佛海的《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奪取政權》，施存統的《我們要怎樣幹社會革命》，李大釗的《自由與秩序》，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等。
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一切國家，尤其集中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宣稱：“我們不承認資本家的強權，我們不承認政治家的特權，我們一樣不承認勞動者的強權”。【A·D：《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奮鬥》第2號，1920年2月。】他們要求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製度、紀律、法律。主張將一切社會生產“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要求在社會革命之後立即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強調了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認為在階級沒有消滅之前，馬克思主義者隻能“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CT：《我們要怎麼樣幹社會革命》，《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馬克思主義者批判了“個人絕對自由”的觀點，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隻能是相對的；在階級社會裏，隻有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人民群眾才能獲得自由。若按無政府主義者提倡的“任何事人人同意”了才能去辦，社會必將出現極大混亂，生產也會無法進行。關於生產和分配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社會主義必須實行集中的有計劃有領導的現代化大生產，才能高速發展生產力。在生產力不發達時期，立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隻能是一種幻想，也勢必破壞生產秩序，阻礙生產的發展。
這次論爭，持續一年多，涉及範圍亦較廣泛。無政府主義者由於理論上的貧乏和粗糙，顯得誌力不逮，難張其軍，所以未經幾個回合即敗下陣來。論爭使部分先進分子辨別了真偽，經過自我清理和自我轉化，許多人擺脫了無政府主義，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駁斥於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這就為以後確立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打下了牢固的理論基礎。也由於駁斥了絕對自由論，肯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紀律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必要性，這對於建成有嚴格組織和鐵的紀律的中國共產黨，也有很大的幫助。
五四後的三次論爭，其實質都是改造中國社會的不同理論、學說之間，在主體的比較與篩選過程中，發生的碰撞與衝突。論爭的結果，使得中國先進分子的認識在一步步深化，並終於找到了救國的真理，摸索到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和途徑。闖入古老中國大門的馬克思主義，也由滴滴活水發展成潺潺細流，並最終彙聚成遊蕩澎湃的時代流潮。原來龐蕪混雜的新思潮的旋流，自然也在慢慢地澄清、分離。振撼人心的新文化運動也發生了不可避免的離散與分化，分野日益明顯。一度曾追逐時代潮頭的先進分子們，在分化之後，也各自找到了適合於自己的曆史位置。
四、新文學革命的豐碩成果
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五四以後，白話文創作(或翻譯)的作品、白話文刊物大量出現，白話文學成了文學的“正宗”。在純文學範圍之外，白話文更席卷了一切文化領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隻好承認白話為“國語”；3月底，又通告國民學校，分期廢除文言教科書，逐漸改用語體文。
在文學語言形式解放的同時，社會改革、婦女解放、勞工神聖等思想，成了新文學的重要內容。許多新文學作品，已充滿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相應地，文學主張和文學觀念便發生了新變化，具有了新內容。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學“為人生”和“表現人生”的主張。1920年1月，李大釗發表了《什麼是新文學》，明確提出，僅僅使用白話文、僅僅介紹些新學說，新事實，新人物，新名字，“也算不得新文學”；新文學應當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它必須“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作為土壤根基”。這就初步觸及了新文學運動應沿著什麼道路發展的重要問題。
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高漲，新文學革命的主流也逐步向“革命文學”前進。這即表現在共產主義文化思想對新文學運動的指導作用的進一步加強上，也表現在文學主張中無產階級思想因素的增加上。這就在創作原則、語言形式和創作實踐等方麵確立了新文學的發展方向，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理論基礎。
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詩歌在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方麵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新詩完全突破了舊詩的格律限製，“平民化”傾向在不斷增強。郭沫若的詩集《女神》(1921年)堪稱奠基之作。詩集中充滿了詩人強烈的叛逆精神和對大自然的熱情頌讚，充滿了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革新創造的磅礴氣勢。人們從詩中那些浪漫主義的大膽想象、奇特的比擬和極度的誇張所構成的詩的意境和形象中，不難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奔騰的力量。《女神》所顯示的鮮明的時代色彩、獨特的藝術風格、澎湃的感人力量，開啟了一代詩風，對新詩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胡適的《嚐試集》(1920年)，則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新詩集。在新詩的萌芽時候，它對於打破舊詩的格律束縛，提倡用白話寫詩等方麵，發生過極大的影響，其內容以宣揚個性主義和個人自由的思想為主，也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劉半農曾出版了《揚鞭集》卷上(1926年)，在詩的寫“真”，即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方麵、詩的形式改革方麵，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其他詩人，如劉大白、聞一多、徐誌摩等也有一定成就。
小說方麵，突出的有魯訊的《狂人日記》(1918年)、《孔乙己》(1919年)、《藥》、《阿Q正傳》(1921年)、《祝福》(1924年)等。《狂人日記》是魯訊在五四前的一篇力作，也標誌著新文學革命的偉大開端。它借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人吃人”的悲慘事實，體現了廣大人民反封建的正義要求。《阿Q正傳》則塑造了一個在封建勢力壓迫下的落後農民形象。阿Q習慣於用自尊自慰自卑自欺的“精神勝利法”來排解所受到的痛苦，聊以滿足其反抗報複的心理。當革命來臨時，阿Q始而革命，繼而不準“革命，最終不明不白地送了命，《阿Q正傳》深刻反映了舊中國農村的階級關係及整個社會麵貌，揭示了革命所造成的影響及其失敗的原因，批判了中國國民性的某些共同弱點及其在中國社會前進中的消極影響。
散文方麵，除魯訊和周作人做出了巨大成就外，瞿秋白的蘇俄遊記也值得一提。1921年1月，瞿秋白以《晨報》通訊員身份抵達莫斯科，通過實地考察，他寫出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本通訊集和許多篇專題報道，以飽滿的熱情，歌頌了十月革命，客觀地介紹了蘇俄各方麵的情況，在新文學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五四後，純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並產生了新的文學流派。1921～1925年間，出現的文學團體和刊物各達100多個，幾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成績較顯著的有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文學研究會是由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等12人發起，於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代表刊物有革新後的《小說月報》《文學周報》《文學旬刊》《詩刊》等。該團體的組織和思想比較散漫，無統一意見。但總的傾向則主張現實主義，認為文學“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文學要“為人生”，要寫實。沈雁冰等進步會員，要求文學反映現實，反對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對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和“海派”文人，反對流行的頹廢主義、唯美主義和傷感主義。同時在文學思想和創作方法上，也提出了一些比較切實、具體的主張。
創造社是由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留日學生於1921年7月成立的。曾先後出版過《創造社叢書》《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等。該社提倡浪漫主義，主張“為藝術的藝術”，認為“藝術的本身無所謂目的”。他們尊崇自我，推崇天才，認為文學是作家的自我表現，“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反對功利主義，認為“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他們有時流露出一點逃避現實的思想，但沒有多久，也強調文學的“時代的使命”，主張藝術的“社會意義”，宣揚對不合理現實的抗爭和叛逆。該社成員的文學主張也很不統一。1923年，郭沫若發表了《我們的文學新運動》，要求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發出了“文學革命”的呼聲，代表了某些進步成員的激進要求。
戲劇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五四時期開始萌芽生長的話劇(新劇)運動，主要工作是否定中國舊劇和介紹西洋戲劇，戲劇理論的探討頗為熱烈，但劇本創作則很少。1921年5月，沈雁冰、鄭振鐸、陳大悲、歐陽予倩等發起組織了民眾戲劇社，出版了《戲劇月刊》，努力介紹新的戲劇理論和藝術，對於戲劇運動的開展，劇本創作數量、質量的提高，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