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各地陸續出現一些專門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團體。1920年3月，由李大釗倡導，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劉仁靜、羅章龍等十幾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鬆、沈雁冰等。湖南的新民學會會員，在五四後大多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毛澤東又發起創辦了文化書社，大量銷售馬克思主義書報。其它如湖北的利群書社、天津的覺悟社、濟南的齊魯書社等，都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翻譯出版。翻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原著有：《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自敘》(即初版序言)《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反杜林論》第三編中的一部分)。翻譯出版(發表)的列寧著作有：《民族自決》(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過渡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從破壞曆史的舊製度到創造新製度》《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國家與革命》等。此外，翻譯出版的介紹性論著，有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階級鬥爭》，馬爾西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馬克思經濟學說》，刻卡樸的《社會主義史》，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等。
另外，馬克思主義在學校中占據了一定的講壇。從1920年起，李大釗作為北大教授，在北大史學係、經濟係、政治係、法律係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分別開設過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工人的國際運動、現代政治、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將來、女權運動史等課程。陳啟修在北大也講授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
最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隊伍已初步形成。在上世紀末，隨著興學堂、廢科舉和派遣留學生及新式學校迅速發展而形成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普遍具有愛國熱情、政治敏感，為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作了不懈的努力。在布滿荊棘、坎坷的探索曆程中，一批先進分子，經過五四血與火的洗禮，迅速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社會主義者。他們之中，李大釗是較早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五四後，他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思想。1920年5月前，他發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著重宣傳了唯物史觀。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進步青年很快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五四後，陳獨秀也積極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中，1920年2月，在武漢講學期間，他曾作了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講演，從所講內容上看，已經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同年，他發表了《勞動者的覺悟》《答知非》《談政治》等一係列文章，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理論。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李達、惲代英、瞿秋白、楊匏安等人，也都作了重要貢獻。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時，雖然對十月革命已有了相當的認識，但他讚同的卻是無政府主義主張。五四運動中，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認為改造中國的根本方法，就是要號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起而仿效俄國，組成“民眾的大聯合”。當年底，他率驅張代表團二次來京，閱讀了一些關於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北京創辦了一個平民通訊社，進行社會主義宣傳。到1920年夏，他已由急進的民主派青年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在留學日本時，已接觸到有關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19年6月，他回到天津，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次年1月，在覺悟社領導的一次示威請願鬥爭中，他被捕入獄。在獄中，他係統地給難友們講解了馬克思傳、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宣傳馬克思主義。當年底，他到了法國，鑽研、比較了各種學說後，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此外，楊匏安，鄧中夏、趙世炎、張太雷、向警予等人，也都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
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大都出身於知識分子，或為知識界有名望的學者，或為學生中優秀的青年領袖。在愛國熱情的驅使下，他們投身於五四洪流中，在救亡濟世的旅途中，開始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他們身上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使得他們對十月革命和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大潮，本能地產生興趣和好感。他們成長的軌跡是以徹底愛國主義思想為媒體，通過對民主主義原則理解的加深和擴大，輔之以對廣大工農群眾的深深同情，再以對勞動大眾階級鬥爭的支持和投入為酵素，經曆了兩度的分化和轉變，最終變成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他們的人數固然很少，也未必每一個人都探索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神髓，但畢竟代表了中國進步界的大方向，充當了五四精神的最大傳人。他們以高昂的激情，滿懷信心地喊出了“到民間去”、“到法國去”、“到俄國去”的心聲，迅速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赴法、赴俄勤工儉學熱潮。
赴法勤工儉學的曆史遠可追溯到民初，但真正形成為一場運動卻是在1919年，次年則達最高潮。這兩年中，赴法勤工儉學的人數約在1600人左右，其中以湖南、四川兩省最多，各達300人左右。留法學生具體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和工人群眾中，直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各國經驗，從事各種生產活動。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革命覺悟。如蔡和森赴法後，“猛看猛譯”了多種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有關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深感社會主義乃是改造中國的“對症之方”，提出了建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到1921年，由於赴法人數日益增多，失學、失業的威脅增大，留學生們發動了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的二二八運動，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的鬥爭和進占裏昂中法大學的鬥爭。這對於激發他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和決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隨著俄國局勢的重大變化，中俄交通有了改善，中國先進分子的注意力也逐步轉移到了俄國。毛澤東就曾同李大釗討論過赴俄勤工儉學的事。1920年8月，毛澤東又和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長沙發起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把派人赴俄實地調查和提倡留俄勤工儉學作為其三大會務中的兩項。該會派出的第一批赴俄學生大約不足10人，第二批則較多。不久，許多地方也相繼有了赴俄學習。這對於中國人進一步係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成長，都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三、關於社會改造和國家出路的論爭
五四以後，共產主義的精神靈已在中國大地上遊蕩，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主張也廣為人知，影響在日益擴大。自然，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過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除了統治階級的限製和摧殘之外，新思潮中其它各派學說的衝擊、幹擾，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當人們在對各種學說進行合理篩選時，短期內當然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出現困惑、矛盾、甚至於發生衝突、碰撞，都是不可避免而又合乎情理的事情。
恰在這時，實驗主義也在中國大為流行。
實驗主義(Experimextalism)，原名實用主義(Pragmatism)或譯實際主義。它是19世紀20世紀初，在美國發展起來並頗有影響的一種現代哲學流派。其突出特征是：過分強調人的主體性和主觀意識的能動作用；否認真理的客觀標準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社會改造問題上，它反對社會革命，主張點滴的進化和改良。早在留學美國時，胡適已從資產階級哲學家、教育家社威那兒，接受了實用主義；後來又給各派實用主義起了一個實驗主義的總類名。1919年初，胡適連續發表了《不朽》《實驗主義》等文章，對該派理論作了係統介紹。五四前夕，經胡適和有關機構的邀請，杜威來華講學直到1921年7月離去。在兩年多時間內，杜威曾先後到11個省講演。其講演錄——《杜威五大講演》再版10餘次，《新青年》也刊出過杜威專號。於是實驗主義便在中國風行一時。
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思潮自西向東，“莫之能禦”，中國知識界對之大談特談，以至連臭名昭著的安福俱樂部，也懸起了研究社會主義的招牌。1919年7月8日，在安福俱樂部全體議員大會上，其首領王輯唐又大講了一通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據胡適說，他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了一種感想”，得出了一個教訓：“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要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所以，他對於新分子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現象，“看不過了，忍不住了”，便“發憤要談政治”。【《我的自述》，《胡適文存》第2集(第3卷)，第96～97頁。】從而引發了問題與主義之爭。
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曆數了談主義的種種“教訓”和“危險”，“奉勸”人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在他看來，人力車夫的生計，大總統的權限，賣淫、賣官、賣國等問題，都是應當研究解決的“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他說，如果我們不去研究具體問題，卻高談社會主義，還要得意洋洋地誇口“根本解決”，那實在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文發表後，《國民公報》編輯藍公武以“知非”筆名發了《問題與主義》一文，從多方麵論證了宣傳主義的必要性，逐條反駁了胡適給談主義列舉的三條“教訓”。
李大釗看了胡文後，很快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從強調群眾運動和社會革命方麵論證了宣傳主義的重要性。他指出：問題與主義並不能“十分分離”，研究實際問題與宣傳理想的主義必須結合起來，作到“交相為用”。針對胡適借口談主義易為無恥政客利用的觀點，李大釗指出：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誠然“討厭”、“危險”，會“淆亂真象”，但我們又怎能因此而停止宣傳？正因為假冒牌號的人，我們就更應該一麵宣傳主義，一麵研究問題。他聲稱，自己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認為改造社會必須進行“根本解決”，隻有以階級鬥爭的手段來求得社會經濟製度的改造，隻有實現了經濟的革命，才有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希望。
值得指出，李大釗對胡適的批評，旗幟的是鮮明的，但態度也是民主、平等、誠懇、客觀的，並無劍拔弩張、盛氣淩人的架勢。而胡文的觀點盡管在總體上不合時宜，但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關於這一點，李大釗也是“承認”的。
李文發表後，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極力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並稱李文中的某些觀點“是一種不負責的主義論”【《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在《三論》《四論》中，胡適沒有直接反駁“根本解決”的主張，把原來的“少談些主義”改為“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並表示自己“對輸入學理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讚成的”，也講了許多稱讚馬克思主義的話，但他卻指責階級鬥爭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繼續鼓吹階級調和的思想。他強調輸入主義和學理應取“曆史的態度”，“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隻可以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隻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維的絕對真理”【《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正當問題與主義爭論熱烈進行的時候，《每周評論》於8月底被北京政府封閉，爭論的高潮便迅速減退。
年底，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胡適又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16字主張，認為“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次年1月，李大釗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用唯物史觀分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根源，指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作的”。這兩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延續。
問題與主義之爭引起了當時思想界的共振，許多青年和社團都卷入了爭論之中。雖然其規模不算太大，形成高潮的時間也不長，但其餘波曾流衍各地，綿延很久。1920年底，陳獨秀和瞿秋白還分別寫了《主義與努力》《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等文。直至1923年，方誌敏，袁玉冰等在江西的改造社內部和《新江西》月刊上，還進行過這類討論。
問題與主義之爭，既帶有某種意識形態鬥爭的色彩，也包含有不少學術爭鳴的成分在內。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出現的第一次思想大辯論，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後中國社會思潮的激蕩和衝撞，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對解決中國問題的不同政治取向。雙方爭論的焦點和實質並不在於是高談主義還是研究問題，其真正的分歧是：談什麼主義？用什麼以及如何用西方文明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與其說是問題與主義之爭，還不如說是主義與主義之爭，是胡適的實驗主義與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之爭，是社會改良思潮與社會革命思潮之爭。通過辯論，雙方都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從而使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的主張，旗幟更加鮮明，影響進一步擴大。就當時實際情況來看，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影響，明顯地勝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不過，這場爭論的勝負，也很難簡單地用當時的社會影響來判斷。爭論之後，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其更為深刻的意義在於：它揭示了改造中國社會的一條重要規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根本的解決。
問題與主義爭論之後，各地共產主義者除在工人群眾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外，也在積極醞釀建立工人階級政黨。這種形勢，引起了一些不讚成或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優慮。另外，中國先進分子對各種社會主義的辨別能力，也已大大提高。所以，當研究係的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以“社會主義”名義來宣揚改良主義的時候，就不能不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辯論。
五四前，研究係因受安福係的排擠而失勢，其主要成員梁啟超等紛紛出國考察。當國人大談社會主義的時候，留在國內從事學術研究的張東蓀等人，在《晨報》《時事新報》上也“順乎潮流”地刊登了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1919年9月，他們又創辦了《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從1920年9月第3卷起更名為《改造》)，先後由張東蓀、梁啟超任主編。在該雜誌上，他們除了介紹一些俄國革命情況和列寧著作以作為“思想研究之助”外，著力宣揚的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流派，以及各種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1920年3月，梁啟超歐遊歸國，創辦了講學社。9月，由講學社與北大聯合聘請英國學者羅素(B.Russell)來華講學。到次年7月，羅素先後到過江蘇、北京、湖南等地。他在講演和文章中，批評十月革命和蘇俄政府，鼓吹西方的世界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並勸告中國“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開發中國資源，……應該從教育入手”【《1920年在“新學會”歡迎會上的答詞》，《羅素月刊》第1期附錄，第6～7頁。】。他雖然宣揚基爾特(Guild即行會)社會主義，但不希望中國立即實行，說它“隻適用實業已發達的國家，而不適用於實業未發達的國家”。所以，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發展實業、興辦教育。
1920年10月，張東蓀、吳稚暉、楊端六、李石曾等人陪羅素到湖南講演。回到上海後，11月6日，張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時評，宣傳並發揮了羅素的觀點，聲稱“救中國隻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張文發表後，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成員紛紛進行評論和質疑。陳望道的《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李達的《張東蓀現原形》，邵力子的《再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都批駁了張的觀點；陳獨秀則直接給羅素和張東蓀寫了公開信，反駁他們的觀點。繼張文之後，楊端六發表了《與羅素的談話》，同張的主張相呼應，認為“資本家必定要經過”，甚至說“世界上並沒有不經過此階級而看到社會主義的。”陳獨秀在《複張東蓀底信》中，對此也進行了駁斥。不久，陳彙集了雙方的有關通信、文章，以《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為題，刊登在《新青年》8卷4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