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四運動與皖、直軍閥政權的更替(1919～1923) 第一節五四愛國運動
一、幻想的破滅：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獲勝而告終。當德國投降的消息傳來時，國人欣喜若狂，均以戰勝國而自豪。北京政府為此作了三日大慶，並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了大型閱兵典禮。北京各學校亦放假三天，以示慶賀。北京商民“聞此佳信，笑逐顏開，鼓掌歡舞，遂紛紛高揭國旗，張燈結彩，五光十色，輝煌耀目，全城街市頓呈一種興高采烈之景況。”【《順天時報》1918年11月13日。】東交民巷和天安門一帶更是一片歡騰，“遊人擁擠不堪。”【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全國民眾在這種節日的氣氛中簡直陶醉了。
中國人民之所以熱烈慶賀協約國的勝利，主要是企望中國能在戰後和平會議上有一番作為，盼望著能以戰勝國的資格去擺脫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的危機局麵。蔡元培滿懷信心地說：“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替他”。【《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6頁。】早在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J.W.Wilson)在國會演說中，曾提出“和平條款十四條”，主張各國在外交事務中“均須開誠布公”，“以國際之公意”為準則，“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十四條”提出後，頗轟動一時，許多國家又大肆宣揚、戰後的和平會議，將以“十四條”為準。許多中國人受其華麗辭藻的迷惑，形成一種“公理戰勝強權”的錯覺和幻想。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就說過：“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了”。甚至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上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每周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
那麼，果真“公理戰勝”了嗎？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正式開幕。中國社會輿論中充滿了更多的幻想，許多人懷著善良的願望，認為中國可“於和平大會時稍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甚至“能與英、法、美並駕齊驅”。【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5日。】和會似乎成了國人“瀝訴身受之苦”的“千載一時之遇”【上海《時事新報》1919年2月11日。】，成了“國人仰首伸眉，理直氣壯，求公判於世界各國之會”。【《民國日報》1919年2月4日。】許多人撰文吹呼：“公理戰勝強權，將來的世界上，弱國小國可以出頭了”，從此以後，“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每周評論》第1號，第3號。】
為此，北京政府組成了多達52人(包括專家17人，外籍顧問5人)的龐大代表團，以外長陸征祥為首席代表。代表還有駐美、英、比三國公使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和南方軍政府外交次長王正廷，而實際列席最高會議的經常是顧、王二人。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曾提出廢除列強在華特權的七項希望條件：廢棄勢範圍；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等。根據留歐學生的強烈要求，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條”的提案。然而，巴黎和會不過是帝國主義掠奪戰敗國和瓜分殖民地的分贓會議，英、法、美、意、日“五大國各傾其私，唯強是逞”【史俊民：《中日國際史》，北京鳴報社1919年版，第324頁。】哪會把中國的要求放在心上！對於中國代表的兩項提案，最高會議竟借口不在和會權限之內，拒絕予以討論。那麼剩下的希望就是解決山東問題了。1月28日，顧維鈞以精彩的演說，駁倒了日本代表提出的日本應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的無理要求。顧氏的雄辯，使整個會場為之折服，日本代表則“神沮氣喪，啞口無言”【項衡方編：《太平洋會議之參考資料》前編乙，上海申報館1921年版，第197頁。】。2月2日，日駐華公使小幡奉命到中國外交部無理質詢，並以日本的強大軍力進行“隱蔽的威脅”。此舉激起了中國輿論界的一片譴責之聲。2月15日，中國代表不畏強暴，斷然將山東問題說帖及附件多種(包括“二十一條”、濟順高徐鐵路合同及解決山東問題換文等)送交和會。此後，中國代表在會下又作了若幹努力，但均無成效。
4月16日，“五人會議”(由英、法、美、意四國外長和日本代表組成)討論山東問題時，中國代表被禁止參加。美方代表曾提出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益由和會暫收並由五國共管的建議，但遭日本拒絕。4月30日，英、法、美、日等議定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以《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第156、157、158條規定的形式，把大戰期間日本奪去的德國在山東強占的領土、鐵路、礦山及其它一切特權，全部確定下來。中國代表得悉此情後，於5月1日致電外交部請示對策，並提出三點建議：①全體離會回國；②不簽字；③簽字而不承認有關山東條款。在未收到北京答複前，5月4日，代表團又向英、法、美三國提出正式抗議，指責他們“承認侵犯手段為正當”，卻將中國當作“各大國之商議品與抵押品”。5月6日，中國代表在全體會議上發表宣言，“對於三國會議所擬關於膠州及山東問題之辦法不得不表示深切之失望”，並對該條款持保留意見【《秘笈錄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頁。】。中國代表在和會上不畏強權，據理力爭，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膽略和氣魄，但已無法挽回外交努力徹底失敗的結局。
巴黎和會開會期間，中國各界各團體的人士，都在密切注視著它的進展。當中國代表的兩項提案遭到拒絕後，人們已不能不感到困惑，不能不產生懷疑。《每周評論》就提出質疑：“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每周評論》第7號，1919年2月2日；第8號，1919年2月9日。】當小幡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壓力時，全國各界紛紛通電抗議。北京大學學生召開了全體大會，抗議日使的蠻橫無理，並致電巴黎專使，“堅持前議，不要讓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懷疑在增長，不祥的預感已產生。《每周評論》指出：“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並再次質問：“公理何在？”【《每周評論》第7號，1919年2月2日；第8號，1919年2月9日。】
在國人的質問聲中，原來的幻想正逐步破滅：對賣國賊的痛恨，亦隨之加深。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也越來越多地受到輿論的攻擊。不過，大多數人對和會尚未徹底絕望。當美國關於五國共管的建議提出後，許多人還不相信真有其事，“多望該消息為不確”。及至中國外交徹底失敗的噩耗傳來，人們簡直驚呆了！發狂了！殷切的願望頓成極度的失望，幻想已徹底破滅：“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隻眼(陳獨秀)：《兩上和會都無用》、《每周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
然而，北京政府竟考慮在這一“曆史所罕見”的條約上簽字。早已悲憤不已的各界人民，勢難再坐等下去，他們隻好自己起來，挽救民族危亡。
5月3日，北京一些政界人士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召開了全體職員會議，作出決議：①5月7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②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條”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③如和會中不得伸明我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④向英法美意各駐華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同一天晚上，北大校園便沸騰起來。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內，舉行了有千餘名北大學生及高等師範、中國大學等十幾所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的學生大會。在“一種淒涼悲壯之氣象”中，大會作出決定：①聯合各界一致力爭；②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③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④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這樣，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為導火線，長期積壓在中國人民心頭上的義憤，便如同火山爆發一般，噴湧而出。
二、五四運動的爆發和各地的響應
5月4日，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爆發了。下午1時許，北京12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從四麵八方彙集天安門前。他們手持小旗，上書“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誓死力爭，保我主權”、“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爭回青島方罷休”、“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等字樣；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拒絕和約簽字”、“抵製日貨”等口號。在廣場上，學生們舉行了短暫的集會，宣讀了《北京學生界宣言》，進行演講，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爭回青島和膠濟路主權。
學生們的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其愛國行動得到了各界市民的支持，不少人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出中華門，一路散發傳單，高呼口號，浩浩蕩蕩，直奔東交民巷使館區。
在東交民巷西口鐵柵欄外，遊行隊伍遭到中國巡捕的阻攔，理由是：“須得大總統之同意，始準入內遊行”。在學生要求下，巡捕總統府電話磋商兩小時，竟不得要領。學生們即推舉四名代表，去謁見美國公使，遞交《陳詞》。在謁見英法公使時，使館人員以公使不在相敷衍，並拒絕接受學生代表呈遞的意見書。日本使館的衛兵，更強阻學生代表入內。這時，北京政府又派來大批軍警，虎視眈眈。學生們感到，中國還沒有亡，就已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果至亡後，屈辱痛苦，又將如何？”他們怒火滿腔，齊聲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裏去！”
使館區既無法通過，遊行隊伍乃折而往北。改道前往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找賣國賊算賬。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上海人。早年留學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1913年，出任外交部次長。1915年，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談判“二十一條”問題，於5月9日親自擬稿複文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承認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次年，任交通總長、財政總長。當遊行隊伍呼聲震天湧至曹宅時，隻見曹宅內外，警察林立，門窗緊閉。學生們將手中小旗競相拋入院內，高呼：“賣國賊曹汝霖快出來見我！”幾個勇敢的學生，趁機跳牆而入，找開大門，“如鯽如鱗的群眾就一擁而入。”【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近代史資料》1959年第2期。】曹汝霖見狀倉猝躲入一小房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未及逃脫，即被怒火萬丈的學生們痛打一頓，學生們將廳內的名貴家具拋出室外，將牆外懸掛的日本天皇像摔於地下，卻到處找不到曹汝霖，一怒之下，即放火燒了曹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