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北洋軍閥的統治與人民的新覺醒(1912～1919) 第三節中國人民的新覺醒
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1840年以來，一次次戰敗的屈辱便加在中華民族的頭上。為了雪恥，仁人誌士們不斷地思考、奮鬥、流血、犧牲，終於埋葬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共和國。並在《臨時約法》中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這一切使人們激動興奮，對未來對前途蕩起美好的向往，但現實很快就把它擊得粉碎。早年曾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活動的吳玉章回憶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製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淩、蠶食和鯨吞；【《吳玉章回憶錄》，第103頁。】
播的是龍種，收的卻是跳蚤。宋教仁慘死，袁世凱獨裁，中央權威喪失，社會規範解體，貪官橫行，人欲橫流。頑固派把這一切都歸罪到革命者頭上，使革命派有口難辯。同時，頑固派呼籲回歸過去，挽救道德。繼恢複祀孔、祭天製度之後，袁又於1915年2月通令全國學校，恢複尊孔讀經。通令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為“教育要旨”。一時間，尊孔組織、刊物紛紛出籠，舊思想、舊倫理大肆盛行。在“仁義道德”的遮掩下，袁和官僚政客們窮奢極欲，喪盡天良，把中華民族推向痛苦的深淵。
社會的黑暗，民主政治的失敗，使人們痛感“今之民國其去死即在眉睫，且其死非如尋常之亡國例，僅為統治權之轉移而已，直為四肢潰腫流毒遍身，寸寸糜爛點滴濃血以至全身之不存在”。【丁佛言：《民國社會之大危機》，《中華雜誌》1卷1號。】陳獨秀也萬分悲憤地說道：“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複繁刑苛稅，患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為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CC生：《生機》、《甲寅》1卷2號。】其語悲傖，其心傷感，人們信之能足以救亡的種種措施，“若議院政治，若非議院政治，若內閣製，若總統製，若聯邦國製，若單一國製，若地方分權，若中央集權，若金本位，若銀本位，若一院製，若兩院製，若廢省，若存道，若民選省長，若國有鐵道等類不遑枚舉”，“釋皆未實行，而又皆已實行”。然而，“此實驗之結果，乃不幸竟等於零”。【張東蓀：《三年中國政治經濟之大暗示》，《中華雜誌》1卷11號。】自然人們不由得不問道：“令此種辦法，已盡試驗之而失敗，則原何希望之有耶？”【張東蓀：《新生命之要求》，《中華雜誌》1卷5號。】
拔劍四顧心茫然。在失望、沮喪中，有人看破紅塵削發出家；有人憤而自殺，擺脫折磨。魯迅先生則強迫自己退出社會，讓思維變成一片空白。他說，“我於是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許多年，我便在這屋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就是我唯一的願望。”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麵對危局，此際更是心亂如麻，痛恨交加。孫中山不得不承認：“革命的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尤壞。”【《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26頁。】廖仲愷也說：“中國現在的情形，真是再壞也沒有了”。“全國政局簡直象個死僵屍，動也不動了。”【《三大民權》，《廖仲愷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頁。】而革命黨人自身就出現了腐敗現象，“上天堂的上天堂，落地獄的落地獄，也有倡帝製來懺悔的，也有學官僚來混錢的”。【《繼續革命的工夫》，《廖仲愷集》，第63頁。】無怪乎人民對革命派的好感煙消雲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論戰，為革命大加頌辭，使改良派隻有招架之功；而辛亥革命之後，無情的現實證明了改良派預見的深邃和洞徹。曆史似乎和革命派開了一個大玩笑。
在沉重的時局麵前，人們一籌莫展。著名記者黃遠庸傷歎：“遍國之人，殆無不以為中國將死矣，曰將死猶諱醫之詞也，殆皆以為中國必死矣，曰必死猶客氣之詞也，其實亦即以為已死矣。”【《國人之公毒》，《遠生遺著》卷1，第140～141頁。】章士釗同樣悲感，他說：“政象日焚，人心已死，偕亡之歎，聞諸道路，暮氣之深，淪於無底。”【《國家與我》，《甲寅雜誌存稿》上，第338頁。】怎麼辦？在苦悶中，走出了幾位智者。他們反思著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源，反思著民主共和流失的歧路。他們終於感悟到：辛亥革命前的理論論戰太膚淺，太偏重反滿，太看輕民權，因此必須進行民主主義的補課。這樣，伴隨著對曆史的沉思，湧現了章士釗、陳獨秀等一批激進民主主義者，他們高舉共和旗幟，闡明共和的真諦，喚醒國人的鬥誌。章士釗就明確指出，民主製度決不能以國家的名義取消人民的權利，有人在“愛國”的旗號下“抹殺人民權利舉而奉之一人或一機關，以恣其蹂躪”，隻不過是一種偽國家主義，偽愛國心，“鄙夫利之，以行其政策；獨夫民賊利之，以愚其黔首”【《國家與責任》，《甲寅雜誌存稿》上，第60頁。】。當時袁世凱總是借口中國“民智未開”，宣稱“人民政治知識尚在幼稚時代，欲其運用議院政治，竊恐轉致亂亡”【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22頁。】。對此，章士釗駁斥道，人民民主意識程度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意”【《共和平議》，《甲寅雜誌存稿》上，第213頁。】，世界上永遠不會有絕對成熟的民主意識，民主製度的建立，不可能以“人民全體之程度”為基礎，因為社會轉移的中堅在於“一部聰明俊秀之士”。因此，所謂人民程度不足，民主承受能力不強雲雲，都不過是一種以落後壓迫先進的權術。
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甲寅》雜誌表現出色。它是由章士釗主辦、陳獨秀協助的一份月刊，1914年5月在東京創刊，前後僅發行10期，曆時一年零五個月。
《甲寅》停刊後，陳獨秀回國，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1916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他的思想也日趨深刻與激進。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幼讀“四書”、“五經”，17歲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赴南京應江南鄉試，目睹考場種種怪現狀，即與科舉道路決裂。1879年入浙江求是書院攻讀新學，學的是法文和造船。不久因發表反清言論遭通緝，逃回安慶。後又留學日本，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做了“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家裏所想象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青年雜誌》的出版，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延攬許多有新思想的學者來校任教。這樣一來，北京大學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陳獨秀到北大後，將《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胡適、劉半農、錢玄同、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先後成為《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人，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民主指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製度，反對專製獨裁；同時提倡個性解放，人格獨立，自由自主，擺脫奴隸地位。科學是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科學態度及方法，提倡以科學理性精神對待一切社會問題，反對封建迷信、偶象崇拜和愚昧盲從。陳獨秀對當時少數人把持控製的國會中的黨派政治非常不滿，他說：“憲政實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諸輿論，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則雖由優秀政黨掌握政權，號稱政黨政治則可，號稱立憲政治則猶未可，以其與多數國民無交涉也”。所以，他認為必須通過啟蒙喚醒人民參預政治，並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針對猖獗一時的尊孔複古思潮，新文化的健將們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孔孟之道，響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他們尖銳地指出，孔教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不當存於憲法。並批評儒家的三綱之說，把人當作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實為奴隸之道德。他們還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為二千年來專製政治與家族製度聯結之根幹”，是要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其危害“不減於洪水猛獸”。魯迅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深刻地揭露了儒家“仁義道德”的本質是“吃人”。李大釗聲名：“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陳獨秀則認定：“竊以為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黑暗而入光明。”吳虞更名噪一時，被人稱讚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強調孔學與封建禮教、封建製度的關係是唇齒相依，互為表裏的關係，否則“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製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要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律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還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