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國務院下發《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轉換企業經營機製，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以落實企業自主權為重點，把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並承擔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條例》賦予了企業勞動、工資、人事等方麵的14項權力，但由於沒有健全的企業製度，政企分開難以實現，14項權力難以落實。
根據黨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現有全國性行業總公司要逐步改組為股份公司，對一般國有小型企業則放開放活。
現代企業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公司製，即以產權主體多元化、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承擔責任有限化為特征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國有企業借助股份製進行公司製改造，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規範國有企業的公司製改造，1994年7月1日，我國開始實施《公司法》。11月，國務院確定了100戶國有大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點，同時國務院還選擇了中國石化總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公司進行國家控股公司試點，各地各部門也分別選擇了一批企業進行試點，使全國進行建立現代企業製度試點的企業達到2000多家。1996年底，全國共有股份製試點企業近4萬家。到1997年底，國務院試點的百家企業除一家解體、兩家被兼並外，其他都分別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製改造。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又決定抓大放小，對國有企業實行戰略性改組。國家重點扶持1000戶大型企業，對全國24萬多戶絕大多數由市縣管理的國有小型企業，則通過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改組為股份合作製、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等多種形式，全麵放開放活。
從1994年開始，國務院還在全國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試點，鼓勵兼並、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1996年試點城市增加到58個，1997年增加到111個。
以上試點工作和改革的進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但就客觀實際而言，國企改革10多年過去，效果並不理想：國有企業依然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市場競爭能力差，虧損麵擴大。1996年底，我國共有32.2萬戶國有企業，但虧損麵高達71%，遠遠高於非國有企業虧損的比例，給銀行造成了1萬多億元的不良資產，冗員在3000萬以上。1997年一季度，國企盈虧相抵利潤為負；頭兩個季度，45%的國企明虧，30%的國企暗虧。我國500家特大型國有企業向國家繳納稅收和利潤占全國稅收和利潤的85%，不過它們多為壟斷性和專營性企業，而且其中的虧損麵仍有10%。據1999年3月的統計，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共7600多家，其中虧損企業2340戶，占總數的30%左右。我國國有經濟耗用了全社會70%的資源，產出卻隻有30%左右。因此，國有企業改革亟待深入，尤其是大中型企業扭虧為盈的問題，已成為國企改革的首要問題。
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的原因是複雜的，既有政企不分、權責不明、管理不善、經營不力、貪汙腐敗的問題，也有設備老化、技術落後、產品陳舊、包袱過重、資金不足、轉產困難的問題。困難大、虧損多的企業，大部分集中在紡織、煤炭、機械製造、森林工業、軍事工業等行業。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決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改善企業經營狀況。1998年3月，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建立起現代企業製度。為此，中央要求繼續推進政企分開，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的有效形式，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製改造，放開放活國有中小型企業，麵向市場切實轉換企業經營機製。
為了給國有企業改革提供組織保證，1997年3月，中組部發出通知，對國有企業領導班子進行考核建設。一年後，共有13萬國有企業的56萬名領導人接受了考核；對問題和矛盾較多、長期經營不善的企業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共調整領導班子44351個，調整領導人員86169人，其中被免職的有31385人。2000年4月，朱基在國有重點骨幹企業領導人培訓班座談會上講話，要求突出抓好財務成本管理和質量管理，嚴肅查處各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
1998年11月8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在年底以前，中央各級黨政機關必須與所辦的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徹底脫鉤，各地黨政機關也必須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為徹底實現政企分開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經過規範的公司製，改造後國有企業可分為三種形式，極少數由國家獨資，少數由國家控股，多數實行國家參股。中央強調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製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同時加強國家對企業的稽察和監督。1998年，國家決定向1000家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派出稽察特派員，檢查企業賬目，評估領導人的業績。2000年，國務院又向國有大型企業派出監事會，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實施監督。
為了實現三年脫困目標，國家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完善出口退稅，嚴厲打擊走私，降低銀行貸款利率。同時，國家財政每年給國企的明補在1500億元左右(而以銀行貨款方式的暗補尚不在內)，以加強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力度。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著力培養實力雄厚、生產力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加強對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如國家安全、自然壟斷、公益事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控製力。對中小型企業，仍然采取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製、出售等形式，放開放活。對重點虧損的企業實行關停，如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小鋼鐵等。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對負債過重的企業實行債轉股，進行公司製改造。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把企業所辦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移交給地方政府統籌管理。
由於國有企業富餘人員過多，因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由於國有企業的破產、轉產、兼並、聯合、重組等，造成職工大量失業和下崗。截止1996年6月底，全國破產企業達4.6萬戶。1993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口420萬，1997年為570萬，1998年為620萬；全國下崗職工1993年為360萬，1996年為892萬，1997年增加到1500萬，1998年發展到1800萬人。失業下崗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從一開始就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1994年10月，國務院在若幹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製度的文件中，即提出下崗職工再就業及生活保障問題。1997年4月，國務院又發出《在若幹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要求妥善安排破產企業職工生活，保持社會穩定。從1997年開始，國有企業出現了下崗高潮。1998年5月，中央召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江澤民、朱基都到會講話，要求各級黨政一把手要切實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組織領導，要把這項工作當作一項全局性的任務來完成。6月，中央就此問題專門發出了通知。1998年，全國共有609萬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占下崗職工總數的50%。1999年1月，國務院再次召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朱基再次強調做好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對實行國企改革的重要性，強調各地下崗職工都要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服務中心要為下崗職工發放基本生活費、為下崗職工繳納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為下崗職工提供再就業培訓。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實行三三製，即企業、社會、政府各負擔1/3，虧損企業負擔的經費，由政府給予解決，確保下崗職工的生活不受影響。
為了配合國企改革，國家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係。1997年7月1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的決定》，要求到20世紀末，基本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要求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體係，確保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保險金和失業人員失業救濟金的發放。1998年8月，國務院又決定將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統籌工作移交地方政府管理。2000年7月，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和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根據會議精神，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製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分擔機製，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流通體製改革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製，使醫院成為自主管理的法人實體。從此，我國基本建立了職工養老保險製度、醫療保險製度和失業保險製度“三條線”的社會保障體係。2000年12月，全國社會保障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決定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係，保證改革的深入進行和社會生活的健康發展。
1998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把1994年《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的決定》再向前推進一步，從1998年起，全國停止住房的實物分配製度，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全麵推進和完善住房公積金製度，對不同收入的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價格，充分考慮廣大職工的承受能力。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到201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是，適應經濟體製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戰略性調整和改組，形成比較合理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製度，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科技開發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禦風險能力明顯增強，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圍繞這一目標，《決定》提出了十條方針，為打好國企改革和發展攻堅戰提供了重要保證。
經過多方努力，到200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三年脫困目標基本實現。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製度，特別是一批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按照國際慣例進行了兼並重組，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成功上市。通過改組、聯合、兼並等多種形式，促進了國有小企業經營機製的轉換和經營狀況的改善。全國31個省區直轄市的國有工業都實現了整體扭虧或盈利增加，國家重點監測的14個主要行業到2000年底已有12個行業實現了整體扭虧或繼續增盈。1997年底虧損的6599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到2000年底已減少到30%以下。同時，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利潤明顯增加，1999年達900億元，2000年突破2000億元大關，2001年更達到創記錄的2330億元。在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指導下，國企改革攻堅戰繼續向深度和廣度推進。
實施西部大開發。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全國經濟協調發展和西部建設問題。1988年9月，鄧小平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改革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發展到一定程度，沿海地區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內地和沿海都要顧全、服從這兩個大局【《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頁。】。1992年初，他進一步指出，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1999年，黨中央在充分研究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正式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戰略決策。
西部地區是指我國西北五省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西南五省市(四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但國家確認的西部開發的範圍還包括內蒙古和廣西。據國家統計資料分析，東部沿海地區經過20年超常規發展，經濟已進入工業化的起飛階段，形成了強大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和向外擴張能力。1998年東部沿海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483元，折合1143美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799美元的43%。而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052元，折合488美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4%。再加上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民族團結和邊疆安全等問題，使實施戰略西移勢在必行。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舉行的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江澤民正式發出了開發西部的號召。他指出：“我們正處在世紀之交，應該向全黨全國人民明確提出，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特別是抓緊研究西部地區大開發。”【《人民日報》1999年6月19日。】為此，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專門研究、指導西部開發工作。
2000年1月19日至22日，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在京召開西部開發會議，認為西部開發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要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開發的基礎，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作為開發的根本，把抓好產業結構調整作為開發的關鍵，把發展科技教育作為開發的重要條件，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開發的強大動力，力爭用5年到10年時間，使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
為了落實這一戰略，國家增加了對西部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2000年，國家計劃把國債投資和國家撥款的70%，把外國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70%投向中西部建設，並在西部計劃進行十大基礎工程建設。鐵道部表示“十五”期間向西部投資1000億元用於鐵路建設，交通部計劃重點建設8條公路大通道，科技部啟動5000萬元用於“西部大開發科技專項行動”，經貿部批準西安、成都、昆明、貴陽四市開發區為國家級開發區，中組部人事部表示為西部提供幹部人才支持。同時，西部地區也利用自己的優勢和市場機製吸引多種資本開發，東部地區也積極幫助支持中西部建設，形成了東西部聯動協調發展格局。不久，西電東送工程、西氣東輸工程、南水北調工程、青藏鐵路建設、退耕還林和退耕還草的山川秀美工程等陸續動啟動。
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統攬全局，麵向新世紀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步驟。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是194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中國是關貿總協定23個創始成員國之一，新中國成立後，台灣國民黨當局為了阻止中國大陸獲得出口商品關稅減讓的各種利益，遂在美國授意下，於1950年3月6日以“中華民國”名義聲明退出關貿總協定。此後，中國一直被排除在關貿總協定之外。
改革開放後，我國逐漸認識到加強同關貿總協定聯係的重要性。1981年，關貿總協定組織了一個“多種纖維協定”談判，討論世界範圍的紡織品配額問題。當時，我國紡織品出口額為66億美元，已占我國出口額的1/3，因此我國也申請加入談判。結果，五年後我國紡織品出口額快速增長，1992年更達到180億美元，成功的經驗促使我國決定加入關貿總協定。1986年7月10日，我國正式向關貿總協定總幹事鄧克爾提出恢複我國締約國地位的申請，並將關稅減讓作為入門費。
1987年3月，關貿總協定成立了中國工作組，負責中國複關談判事宜。10月，工作組在日內瓦舉行會議，確定了工作日程，開始對中國的關稅製度等進行審議，工作進展較為順利。
1989年政治風波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製裁，停止了與中國的複關談判，直到1992年才出現轉機。1992年10月，中國工作組開始起草中國“複關”的法律文件《議定書》，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
就在中國提出“複關”時，以政府補貼、數量限製、市場瓜分等非關稅措施為特征的世界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為了避免貿易損失，建立更加開放、持久的多邊貿易體製，1986年9月，美、歐、日等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開始談判。這次談判是關貿總協定成立以來的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故稱“烏拉圭回合”。參加“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國家，從最初的103個最後增加到117個，中國代表團全程參加了這一談判。
“烏拉圭回合”曆時8年，在貨物貿易的關稅減讓和規則製定方麵、服務貿易方麵、知識產權方麵達成協定。由於這些內容衝破了關貿總協定隻處理貨物貿易的框架，歐共體提出了建立一個多邊貿易的國際組織的倡議，得到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支持。1994年4月5日，“烏拉圭回合”參加各方在摩洛哥喀什通過了《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以代替原來的關貿總協定。1995年1月1日，“烏拉圭回合”的所有協定正式生效，世界貿易組織也在日內瓦宣告成立。世貿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成為維護世界經濟運行的三大支柱。
1994年，我國擬趕在世貿組織成立前成為其創始成員國，進行了一年的衝刺，但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意刁難，要價過高而未能如願。從此，中國“複關”談判改名“入世”談判。1998年6月17日，江澤民提出了我國“入世”三原則：世貿組織沒有中國參加是不完整的；中國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中國“入世”是以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為原則。堅持這三條原則，就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國利益。
中國“複關”或“入世”要進行兩類談判，一是雙邊市場準入談判，二是圍繞起草“複關”或“入世”法律文件的多邊談判。在雙邊市場準入談判中，有37個成員國提出談判要求，其中主要是美國和歐盟。中美談判從1986年11月開始，不斷受到各種因素的幹擾，進展十分艱難。直到13年後，才於1999年11月15日，在北京達成了雙邊協議，中美談判結束，中國掃除了“入世”的最大障礙。2000年5月，中國又與歐盟達成雙邊協議。一度因反傾銷過渡期問題僵持不下的中國與墨西哥的談判，也於2001年9月13日達成協議。至此，中國結束了所有雙邊準入談判。
2001年9月11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在日內瓦舉行非正式會議，討論中國“入世”的法律文件，中國世貿談判代表團團長、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出席會議。但這時卻突然傳來美國遭到恐怖襲擊的消息，會議被迫延期至14日繼續進行。9月17日，中國工作組召開第18次正式會議，逐項通過了“中國工作組報告書”、“中國入世議定書”等文件，多邊談判正式結束，中國取得了入世的決定性勝利。
11月11日，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多哈舉行。會議通過投票表決後，世貿組織總幹事穆爾宣布，正式接納中國為世貿組織成員。經中國人大批準後，12月11日，中國正式進入世貿組織。
“入世”的成功，是我國15年不懈努力的結果，也是我國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加入世貿組織，標誌著我國社會全麵對外開放，我國將麵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全方位衝擊和影響。這給我國經濟改革和社會進步帶來更多的機遇，同時也帶來更大的挑戰。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從此進入第三個發展時期。
“十五”計劃的製定。就在我國“入世”取得實質性進展時，我國又完成了“九五”計劃的各項任務。
“九五”期間，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到200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89404億元，按當時彙率計算，已突破1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8.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任務已超額完成。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達13380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6.5%。對外開放成果顯著。200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4743億美元，其中出口2492億美元，分別比1995年增長69%和67%。五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894億美元，比“八五”期間增長79.6%。國家外彙儲備到2000年年底達1656億美元，比1995年年底增加了920億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253元和6280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和5.7%。居民儲蓄五年實際增長一倍多。2000年底，全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為12.38萬億元，其中企業存款餘額4.4萬億元，城鄉居民存款餘額6.43萬億元。此外，科技和教育加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麵進步，祖國統一大業取得實質進展。
“九五”計劃的完成，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大台階，市場供求關係、體製環境和對外經濟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為製定“十五”計劃，實施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為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2000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五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建議》指出，今後5到10年，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時期，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製定“十五”計劃，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建議》同時提出了進入新世紀我國三大任務，即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根據《建議》精神，國務院認真聽取各方麵意見，製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2001年3月，來自全國各地近3000名人大代表和2000多名政協委員聚集北京，為未來中國的建設建言獻策，參政議政。
3月5日至15日，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李鵬委員長主持了開幕式，朱基總理作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3月3日至12日，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也在北京召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一起，共商未來建設大計。3月15日，人大會議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
《綱要》確定了“十五”期間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國民經濟保持較好發展，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價格計算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5萬億元左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400元，為到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堅實基礎。五年中，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取得明顯成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際競爭力增強，社會信息化水平明顯提高，地區差異擴大得到控製，城鎮化水平有所提高。五年中，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取得重大進展，社會保障製度比較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邁出實質性步伐，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序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五年中，就業渠道不斷拓寬，城鎮登記失業率控製在5%左右，人口自然增長率控製在9‰以內，2005年全國總人口控製在13.3億以內。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加，物質文化生活有較大改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得到加強；科技教育加快發展，國民素質進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製建設取得明顯進展。
“十五”計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計劃，38個主要計劃指標除了傳統的經濟指標外，還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指標，關係到人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麵麵，反映著人民生活的素質和國家持續發展的潛力。“十五”計劃把國家的發展目標和群眾的根本利益緊緊結合在一起，使全體人民都能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十五”計劃是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我們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初步建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十五”計劃的實施為標誌，我國開始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四、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
新時期祖國的統一大業，是按照鄧小平“一國兩製，和平統一”的構想進行的。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正式宣布了和平統一的方針。此後，鄧小平一直探求和平統一的方式。到1984年10月，終於形成了“一國兩製”的構想。
“一國兩製”是指在承認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製度，並長期不變，這一構想是從解決台灣問題開始的，但卻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首先取得了成果。
香港位於珠江口以東，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自古就是中國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割占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南端。1890年英國又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大片土地和附近200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滿。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一直不承認上述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的時候解決香港問題。隨著1997年的臨近，英國不斷探尋中國的態度，而中國也決心收回香港主權。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來華訪問，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就香港問題進行了會談。撒切爾夫人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企圖以承認中國主權而換取英國對香港的繼續管治權。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無論如何，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
經過兩年的談判，1984年9月18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12月19日，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中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在同日將香港交還中國。1985年5月，中英在北京互換了兩國立法機關對《聯合聲明》的批準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進入過渡時期。
經過四年多的起草工作，1990年4月，七屆人大三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體現了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不僅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創造了條件，而且為解決澳門、台灣問題提供了範例。
澳門位於珠江以西，包括澳門半島、●仔島和路環島。1553年，葡萄牙人騙取了在澳門半島的居留權。鴉片戰爭後相繼占領了澳門半島、●仔島和路環島。1887年，在《中葡北京條約》中，葡萄牙取得了永久居住管理澳門地位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