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加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2～2000) 第三節從容邁向二十一世紀
一、中共十五大和跨世紀政府的新形象
正當中央籌備召開黨的十五大時，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因病醫治無效，於1997年2月19日與世長辭。當天，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出《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發布了這一消息。2月24日，鄧小平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各地群眾10萬多人在寒風中佇立，靜靜地送別鄧小平。25日，鄧小平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江澤民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偉大光輝的一生，表示我們一定要繼承鄧小平的遺誌，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5月29日，江澤民來到北京西郊中央黨校，在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旗幟問題至關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鄧小平去世後，我們仍然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旗幟不動搖。江澤民的講話，為黨的十五大作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準備。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與會代表2074人，代表全國5800多萬名黨員。大會開幕式由李鵬主持，江澤民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麵推向21世紀》的報告。
報告首先回顧了20世紀的中國曆史，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指出，一個世紀以來，我國經曆了三次曆史性巨變：辛亥革命和君主專製製度結束、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三位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報告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曆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是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即毛澤東思想。第二次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我們稱之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因為它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它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把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水平；它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闊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進行了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判斷。鄧小平理論在總體上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係，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修改後的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行動指南。
第二，報告進一步闡發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明確了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的問題。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提出，反映了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的深化，是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21世紀的行動綱領。
第三，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報告對經濟、政治體製改革和文化建設等進行了係統闡述，具一係列理論創新和發展。在經濟上，報告特別指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現階段一項基本經濟製度。公有製經濟不僅包括國家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含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要努力探索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製實現形式；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製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提倡和鼓勵以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等。在政治上，進一步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在文化上，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致性【《人民日報》1997年9月22日。】。
第四，報告強調要繼續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9月18日，大會通過了江澤民的報告和黨章修正案，選舉產生了由193名委員、15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和由115名委員組成的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日，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員22人，候補委員2人。選舉江澤民、李鵬、朱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張萬年、遲浩田為副主席，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共十五大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續前進的大會。十五大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作出了全麵部署和動員，成為中共帶領全國人民邁向新世紀的政治宣言和行動號角。
為了落實十五大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進行政府換屆工作，1998年3月5日至1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861位代表帶著全國12億人民的重托和心願，共商國家大計。
大會開幕式由八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主持，李鵬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他回顧了過去五年我國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對今後工作的要求，並就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進行了闡述。大會還聽取了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所作的《關於199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執行情況與199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財政部部長劉仲藜所作的《關於199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和1998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所作的《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聽取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所作的《八屆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所作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上述各個報告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大會繼續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胡錦濤為國家副主席，張萬年、遲浩田為國家軍委副主席。選舉李鵬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田紀雲、謝非、薑春雲、鄒家華等19人為副委員長，常務委員會委員134人。選舉任命朱基為國務院總理，李嵐清、錢其琛、吳邦國、溫家寶為國務院副總理。選舉肖揚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韓杼濱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選舉結束後，胡錦濤和榮毅仁、李鵬和喬石、朱基和李鵬相互握手。江澤民對於各位代表再次選舉他為國家主席表示感謝，並說：“時代的召喚，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負的使命和責任崇高而重大。我將忠實地遵守憲法，恪盡職守，竭誠為祖國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1998年3月20日。】
大會閉幕後，新任政府總理朱基和四位副總理召開記者招待會，與中外600多名記者見麵，回答記者提問。朱基將本屆政府的任務概括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即確保1998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低於3%，人民幣不貶值；用三年左右時間，使國企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機構改革到位；同時進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金融投資體製改革、住房製度改革、醫療製度改革、財政稅收製度改革。朱基強調，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的最大任務。他表示絕不辜負全國人民的重托和期望，“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民日報》1998年3月20日。】
3月24日，朱基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國務院機構設置和調整國務院議事協商製度方案》，並對副總理職責進行分工。朱基發表講話，對政府工作人員提出了五項要求和約法三章。五項要求是牢記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恪盡職守，敢於說真話；從嚴治政，敢於得罪人；清正廉潔，懲治腐敗；勤奮學習，刻苦工作。約法三章是在國內考察中要輕車簡從；精減會議，壓縮時間；減少應酬，集中精力研究處理重大問題。他鼓勵政府工作人員要堅定信心，勵精圖治，高效廉政，以良好的精神狀態、旺盛的鬥誌，做好跨世紀一屆政府的工作。朱基的五項要求、約法三章，深得人心，成為新一屆政府勵精圖治的宣言書，高效廉政的動員令，展示了新一屆政府的新形象。
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的同時，3月3日至14日，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八屆政協主席李瑞環主持開幕式，政協副主席葉選平作了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政協工作報告，再次選舉李瑞環為第九屆全國政協主席，選舉葉選平、楊汝岱、王兆國等31人為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共2195人，選舉常務委員會委員323人。
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是動員全國人民和社會各界全麵落實十五大精神的大會，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全麵推向21世紀奠定了基礎。
二、應對世紀之交的挑戰
世紀之交，國際風雲依然詭譎多變。知識經濟悄然而至，新科技革命浪潮不斷高漲，世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明顯增強。但霸權主義仍然興風作浪，地區衝突和局部動蕩此起彼伏，天災和人禍連續不斷。對我國來說，先後遭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洪澇災害、駐南使館被炸、“兩國論”、法輪功、台獨分裂、中美撞機等突發性事件的衝擊，嚴重幹擾和影響了我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良好環境。但是，我國政府和人民堅定信心，趨利避害，從容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的挑戰，終於渡過險灘，贏得勝利。
化解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將固定彙率改為浮動彙率，引起泰銖大幅度貶值。泰國金融危機迅速導致東南亞金融動蕩，亞洲國家和地區紛紛受其影響，形成了幾乎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這次危機說明經濟全球化的加強和東亞對全球經濟的巨大影響，也說明健全金融體製，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必要性。金融風暴給需求不足的中國帶來了外貿出口大幅度回落和利用外資額首次大幅度下降的嚴重損害及貨幣貶值的巨大壓力。
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時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充分認識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頓金融秩序，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會議確定了“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幹，趨利避害”的指導思想，作出了擴大內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保持人民幣彙率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決策。1998年國務院增發了1000億元財政債券，1999年發行1100億長期國債，用於江湖堤防、公路鐵路、農村電網改造等基礎性建設，把居民儲蓄轉化為經濟建設，收到良好的效果。
要化解金融風險，就必須進一步深化金融體製改革，建立金融安全保障體係。1997年11月，全國金融會議同時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金融機構體係、金融市場體係和金融監管調控體係；強化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職能，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步伐；依法治理金融，嚴厲懲治金融犯罪和違法違規活動。1998年5月3日，江澤民再次強調必須依法治理金融，保證安全運行。6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溫家寶為工委書記。同期，中央人民銀行采取了在堅持適度從緊的前提下，通過降低準備金率和利率，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以促進經濟增長，保持國際收支良好平衡，維護人民幣彙率穩定。1998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管理體製改革，裁撤了人民銀行在各省區的分行，建立上海、天津、成都等9個跨省、市、區的大區分行，國務院又向16家國有重點機構派出監事會，強化垂直領導，加強金融監管。
與此同時，我國深入開展打擊走私和騙彙、逃彙、套彙的鬥爭，外彙儲備有所增加。1998年6月30日，我國外彙儲備達1405.1億元，人民幣彙率1美元兌8.2798人民幣，顯示了持續穩定的態勢，在金融危機中，人民幣堅挺。1999年底，我國順利度過亞洲金融危機，並對地區乃至世界的金融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戰勝洪澇災害。我國是一個多災害的國家，其中洪澇和幹旱危害最大。1997年我國因幹旱造成農作物受災麵積0.33億公頃，成災0.2億多公頃，絕收400萬公頃，是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1998年6月中旬到9月上旬，我國南方特別是長江流域和北方的嫩江、鬆花江流域發生了曆史上罕見的特大洪災，也是長江自1954年以來發生的最大的全流域性洪水。截止8月22日，全國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江西、湖南、湖北、黑龍江、內蒙古和吉林等省區受災嚴重。中共中央、國務院緊急動員全國人民，調動抗洪物資，撥出抗洪專款，命令人民解放軍和當地幹部群眾，與洪水展開殊死搏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基、國家防洪抗旱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等多次前往抗洪前線指導搶險，慰問軍民。7月23日，當長江第二次洪峰到達武漢時，江澤民發出要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確保武漢等重要城市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戰鬥號令，從此，“嚴防死守、確保安全”成為長江兩岸、鬆嫩兩江沿岸軍民抗洪搶險的英勇實踐。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頑強作風，在抗洪搶險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國也出現了萬眾一心戰勝洪災的動人場麵。9月上旬，三江洪水終於減退，抗洪搶險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江澤民在江西發表《發揚抗洪精神，重建家園，發展經濟》的講話，災區人民進入了重建家園、恢複生產的時期。
9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抗洪搶險總結表彰大會，江澤民高度評價了全國軍民同洪水搏鬥的精神，提出萬眾一心、眾誌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拚搏、堅韌不拔、敢於勝利的偉大抗洪精神，同我黨一貫倡導的革命精神和新時期的創業精神一樣，都是我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1998年，我國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特大洪澇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00多億元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仍達到7.8%，1999年達到7.1%，的確來之不易。這充分說明改革開放20年後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後勁和中央駕馭經濟能力的增強。
駐南使館被炸事件。1999年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在科索沃問題上的衝突日益升級。3月25日深夜，北約秘書長索拉納宣布，由於“最後外交努力”失敗，北約決定對南聯盟進行大規模空襲。25日，中國外交部聲明，指出科索沃問題是南斯拉夫的內政，反對使用武力威脅和幹涉別國內政。5月8日淩晨(貝爾格萊德時間5月7日午夜)，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公然使用導彈襲擊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新華社常駐南斯拉夫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常駐南斯拉夫記者許杏虎與妻子朱穎光榮犧牲，20餘人受傷，使館館舍嚴重毀壞。當天，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指出北約這一行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也是對維也納外交公約和國際關係準則的肆意踐踏，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示極大憤慨和嚴厲譴責，並對美國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其他國家也紛紛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的行徑。當天下午，首都10餘所大學的學生到美國駐華使館前遊行示威，宣讀抗議書；晚上，廣州、上海、成都等地高校也依法舉行示威遊行。5月9日晚，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發表電視講話，嚴厲譴責北約的野蠻行徑，闡明了我國的嚴正立場。5月10日，江澤民與俄國總統葉利欽通了電話，表示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事件承擔全部責任，並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繞開聯合國，對主權國家南聯盟進行軍事打擊，是徹頭徹尾的炮艦政策。
5月12日，在轟炸中遇難的邵雲環、許杏虎、朱穎三名記者的骨灰、負傷人員及部分使館工作人員，由專機接回北京，國務院批準三名遇難記者為革命烈士。6月10日，北約停止了對南聯盟的打擊。
在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下，美國及其他北約國家的領導人就轟炸事件向中國政府和受害者家屬公開道歉。6月16日，美國特使、副國務卿皮克林到北京向中國政府報告了美國政府的調查結果，認為這是一起由美國政府一些部門的一係列失誤所導致的“悲劇性誤炸”。中方指出，美國對事件原因作出的解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誤炸”說法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7月30日，中美達成協議，美國將向中國支付450萬美元，作為遇難人員家屬和受傷人員的賠償金。12月16日，中美再次達成協議，美國將向中國政府支付2800萬美元，作為中國使館財產損失的賠償。
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的行動，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持正義的無畏精神，有力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揭批“法輪功”。“法輪功”是吉林懷德縣人李洪誌炮製的一個宣揚迷信思想，體係嚴密的非法組織。李洪誌利用他自己拚湊而成的一套所謂“法輪功”功法，教人“練功治病”，詐騙斂財。1992年，他非法成立了“法輪大法研究會”，主要在北方各地發展組織和信徒。1999年4月25日，在李洪誌的策劃下，1萬多名來自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練習者，有組織地到中南海周圍非法聚集，矛頭指向黨中央、國務院，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各地“法輪功”練習者也到所在地黨政機關和新聞單位聚集滋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破壞了社會穩定。
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共產黨員不準修練“法輪大法”的通知》，指出，李洪誌編造的“法輪大法”的歪理邪說，是與現代科學文明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共產黨員要充分認識“法輪功”組織的政治本質和危害，不得修練“法輪大法”。7月22日，民政部作出決定，宣布“法輪大法研究會”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同日，公安部發出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告。新華社播發了《李洪誌其人其事》、《因修練“法輪功”致病、致殘、致死的部分案例》等文章，幫助人們提高認識，看清危害，把握政策，維護穩定。7月29日，公安部公開通緝“法輪功”組織頭目李洪誌，李洪誌逃往國外。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宣布“法輪功”為邪教，嚴加取締和懲治。此後，全國開展了針對“法輪功”問題的學習教育活動，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揭批“法輪功”的鬥爭。
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罪，組織、利用邪教致人死亡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分別判處“法輪功”組織骨幹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姚潔有期徒刑。截至2000年3月25日，全國各級法院審結“法輪功”案件91件，判決發生效力的99人，其中給予刑事處罰的84人。在打擊的同時，黨和政府又著重做好團結、教育、轉化工作，努力使98%的練習者擺脫“法輪功”的精神桎梏，重新回歸社會，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逃往海外的李洪誌一夥並不甘心失敗，他們積極與西方反華勢力相勾結，充當西方敵對勢力的工具。2000年以來，李洪誌策劃了所謂“除夕弘法”、“世界法輪大法日”，並為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的“反華提案”鼓噪。李洪誌一夥還煽動國內的“法輪功”頑固分子到處散發、張貼反動傳單，在互聯網上發布反動言論。2000年10月1日，少數“法輪功”頑固分子在天安門廣場非法聚眾，擾亂國慶秩序。2001年1月23日，七名“法輪功”癡迷者又到天安門廣場鬧事，製造了自焚慘劇。
同“法輪功”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思想政治鬥爭，要深入揭批“法輪功”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邪教本質，及其淪為國內外敵對勢力工具的反動麵目，維護社會秩序，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麵。
中美撞機事件。2001年4月1日，美國海軍EP-3軍用電子偵察機飛抵中國海南島近海海域上空活動。由於美機違反飛行規則，突然轉向，在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與對其進行跟蹤監視的中國解放軍稱殲八戰鬥機相撞，致使中國戰鬥機墜毀，飛行員王偉遇難。事發後，美軍用偵察機未經中方允許，擅自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在海南陵水機場，嚴重侵犯了中國的領空和主權。當天，中國政府就向美國政府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但是，美國不僅不向中國道歉，反而找出種種理由為其辯護，並對中方提出無理要求，蠻橫地說什麼“美國飛機是美國政府財產，享有主權豁免地位，中方不得登臨和檢查”。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4月3日，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談話，指出中美撞機事件的責任完全在美方，他要求美國停止在中國沿海空域的偵察飛行，並向中國人民道歉。4月11日，美國處理撞機事件的全權代表、美國駐華大使普理赫向中國外長唐家璿遞交了致歉信，唐家璿重申了美方必須承擔全部責任的立場。當時，我國政府一直采取冷靜、克製的態度，並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對美機上24名人員予以妥善安置，還安排美駐華使領館人員與他們見麵。鑒於美國已經致歉，中國允許上述人員履行必要的手續後離境回國。7月5日，美國將其偵察機拆卸後裝運回國，中美撞機事件至此結束。
中美撞機事件並非偶然，它是布什自1月出任美國總統以來，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的結果。布什改變克林頓政府確立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而代之以“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加強了與台灣的實質性關係，這些都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肇事機組回國後，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希爾頓竟然向機組全體人員頒發“獎章”，慰勉有加。在處理撞機事件中，中方的立場和態度終於使布什政府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經過7月美國在中國申奧問題上采取中立態度，到“九一一事件”後中美反恐合作，再到10月布什參加上海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九次非正式會議及對華訪問，中美關係又逐漸朝著友好合作的方向發展。
世紀之交，我國戰勝了來自國內外各種風險的挑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扞衛了民族的團結和統一，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終於把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國帶進了21世紀。
三、推動改革深入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
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的過程中，黨中央和新一屆政府知難而進，排除幹擾，開拓創新，繼續推動改革的深入發展和社會的全麵進步。
機構改革的成功進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於1982年、1988年、1998年進行了三次政府機構改革，在打破領導職務終身製、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方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三次機構改革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和“合並—分開—再合並—再分開”的怪圈，效果並不理想。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等弊端依然存在。
1998年3月中旬，國務院按照黨的十五大關於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精神，向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了新的政府機構改革方案，獲得通過。3月下旬，朱基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對機構改革進行部署。6月，正式實施。
這次改革，撤銷了原來15個部委；新組建了4個部委：國防科技工委、信息產業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更名3個部委：國家計委、科委、教委分別更名為發展計劃委員會、科技部、教育部；保留了辦公廳、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等22個部委署行；使國務院組成部門從原來的40個減少到29個。此外，國務院直屬機構17個，有海關總局、稅務總局、質量技術監督局、知識產權局等。國務院辦事機構6個，有僑務辦公室、港澳辦公室等。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9個，有新華通訊社、中國科學院、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等。
這次改革以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係和高素質專業化的行政管理隊伍，完善國家公務員製度為目的，嚴格按照定職能、定機構、定編製的“三定”方案進行，以精簡、統一、效能和權責一致為原則，大幅度調整了政府組織結構，調整了部門間的職責權限，實現了政府機構、職能、編製、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切實使政府職能轉變到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提高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能力，為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做出了表率。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決定進行地方政府機構改革。規定省級政府組成部門應與國務院組成部門相對口，人員編製原則上減一半，逐步、分期進行。省級、市(地)、縣和鄉鎮政府行政編製的精簡比例，由各地提出，報中央批準後實施，以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為目標。此後，各地陸續開始了地方政府機構改革。
6月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黨中央部門機構改革的意見》，黨中央和地方黨委、人大、政協都開始了規模較大的機構改革。
為了配合機構改革，2000年6月23日，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綱要》，對2001～2010年幹部人事製度改革作出具體規定。《綱要》指出，要根據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實行科學的分類管理體係，建立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有效激勵、嚴格監督、競爭擇優、充滿活力的用人機製。《綱要》特別強調要深化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製度的改革，通過民主競爭，更新交替，使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考核、交流、監督等工作規範化，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
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家財政收入的60%以上來自國有企業，有2/3的城鎮職工在國有企業就業，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鞏固社會主義製度，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自1984年經濟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成為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經過80年代的放權讓利、承包經營和90年代初的轉換企業經營機製、股份製試點等探索，我國終於確立了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目標和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調整、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的任務，使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