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加快扶貧開發的步伐，基本消除貧困現象，1994年4月15日，國務院開始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動員社會各界用7年左右的時間，到2000年，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使大多數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達到500元以上。1996年9月23日至25日，國務院召開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式，增強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這是擺脫貧困的根本出路。10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盡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決定》，采取增加扶貧投入，在貧困地區安排大型開發項目，對貧困地區實行優惠政策，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要進行扶貧工作，沿海發達省市要到西部對口扶貧等措施，打好扶貧攻堅戰。
到1998年底，沒有解決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4200萬人，其中屬於生活在偏僻山區需要搬遷才能解決溫飽問題和不能參加生產勞動的殘疾人、社會保障對象約2000多萬人。1999年6月，中央再次召開扶貧工作會議，決定在今明兩年內解決其餘2000萬人的溫飽問題。江澤民強調扶貧工作已進入最後攻堅階段，到20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絕不能動搖。此後，中央加大了扶貧工作力度，扶貧資金從1995年的98.5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億元。到2000年底，我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減少到2600萬左右，占原貧困人口的3%以下，“八七”扶貧攻堅的目標基本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些脫貧地區基礎薄弱，抗禦自然災害能力差，因而返貧現象也相當嚴重【《關注“返貧現象”》，《半月談》2000年第22期。】。2001年5月，國務院進一步製定了《中央扶貧開發工作綱要》(2001～2010)，徹底解決剩餘貧困人口問題。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業和農村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高度評價了農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廢除人民公社，突破計劃經濟模式，初步構築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製框架。會議按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提出了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麵的目標。《決定》強調家庭聯產承包的基礎地位，把水利建設、改善生態環境和科教興農提到突出地位，肯定了村民自治的偉大作用，提出了鄉鎮企業結構調整和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任務。
90年代的農業改革，使我國農業正在經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轉變，這是我國農業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推動了這個根本變革，成為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行動綱領。
三、國民經濟“軟著陸”和跨世紀發展規劃
1992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大潮的再次湧起，我國又出現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嚴重現象。高投資、高貨幣投放、高物價、高進口，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金融秩序混亂、市場秩序混亂的“四高四熱兩亂”現象的存在，導致了社會需求總量失衡，通貨膨脹加劇。1992年10月物價開始大幅度上漲，通貨膨脹加速，到1993年3月突破了兩位數，1994年10月達到25%的最高峰值，嚴重破壞了經濟協調發展的環境，影響了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
1993年4月1日，中央召開經濟情況通報會，江澤民要求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加強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抑製通貨膨脹。但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認識不一和利益驅動，使得中央防止經濟過熱的指示難以落實。
6月初，國務院副總理朱基指示國家計委與財政、銀行等部門就加強宏觀調控的主要措施進行研究，並上報中央討論。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16條，決定加強宏觀調控，加大改革力度，主要采取經濟手段，抑製通貨膨脹，解決深層次問題。把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解決經濟工作中的突出問題，變成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動力。這一文件的發布標誌著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全麵展開。
為了落實宏觀經濟調控的措施，黨中央、國務院在7月間連續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和全國財政稅收工作會議。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朱基指出：前進過程中發生的問題，通過加快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沒有必要實行全麵緊縮，今後也不會采取全麵緊縮政策。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整頓金融秩序中，要貫徹“軟著陸，點刹車”的方針，不能刹車過急。他向銀行係統的幹部約法三章：限期收回違章借款、不得擅自提高存貸款利率、銀行要與自己興辦的經濟實體脫鉤。在全國財政稅收工作會議上，朱基提出“整頓財稅秩序，嚴肅財經紀律，強化稅收征管，加快財稅改革”四句話，宣布從1994年元旦起，在全國推行財稅體製改革；同時也向財稅戰線的職工約法三章：嚴格控製稅收減免、嚴格控製財政赤字、財稅部門不得涉足商業性金融業務並與所辦公司脫鉤。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和嚴格要求下，1994年上半年，我國金融、外彙、財政、物價等一致趨向好轉。再經過兩年的努力，到1996年底，宏觀調控取得重大成就：一是過度投資得到控製。1993年固定投資規模增長幅度為51%，1996年逐步降為18%，進入比較正常的幅度。二是金融秩序好轉，加強了中央銀行的監管力度和金融機構體係的建設。基本上建立了金融法律法規體係。三是物價漲幅降了下來。物價從1994年10月的25.2%的最高漲幅，降到1996年的6.1%，1997年上半年又回落到1.8%。四是經濟增長保持較快速度。1993年到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年平均為11.6%，年度經濟增長率的幅度隻有一兩個百分點。
1996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經濟工作會議，認為經過三年的努力，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基本達到預期目標，我國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既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又有效抑製了通貨膨脹，避免了大起大落，而進入了“高增長，低通脹”的發展時期。
“軟著陸”不同於“硬著陸”。1989年至1991年的調控就是以“硬著陸”結束的。它是以行政手段為主要措施，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現象，但卻導致了經濟增長率的急劇下降和市場的極度疲軟。1996年的“軟著陸”，帶來的是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
“八五”期間，我國經濟的年增長率為12.1%，創曆史新紀錄。199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7600多億元，已提前實現了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95億元人民幣，在世界各國的排位已由1991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7位。全國每天創造的工業財富從5年前的30多億元增加到90.8億元，國家財政收入每天從近10億元增加到20.2億元。糧食產量1996年已超過4800億公斤，鋼產量也突破1億噸。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96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收入達到4377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91年增長了41.6%，年均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92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91年增長28.8%，年均增長5.2%。1992～199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達83665億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年增長11%。5年間，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加29410億元，到1996年末存款餘額已達38520億元。
宏觀調控的成功，“軟著陸”的實現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增強了全黨全國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為製定“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兩年多的調查研究、醞釀討論的基礎上，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五中全會。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指出，經過80年代以來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努力，原定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任務已於1995年提前完成，所以“九五”計劃的奮鬥目標為：全麵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到2000年，在我國人口將比1980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製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2010年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經過15年的努力，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將再上一個大台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製建設將取得明顯進展，為下世紀中葉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
《建議》指出，實現上述奮鬥目標，關鍵是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製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建議》提出要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大局，這是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
9月28日全會閉幕時，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的講話。他集中論述了改革、發展、穩定，速度和效益，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第一、二、三產業，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市場機製和宏觀調控，公有製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個人，擴大開放和堅持獨立自主，中央和地方，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12個重大關係。他特別指出，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貫穿於其他關係之中，處於統領全局的地位。其中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發展和改革必須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所以穩定壓倒一切。三者關係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出代價。江澤民所論述的12個重大關係，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對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1996年3月5日至17日，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提交了根據中共中央《建議》而擬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會議審議批準了這一《綱要》，並指出今後15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綱要》的製定，為我國繪製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跨世紀的宏偉藍圖，增加了全國人民的曆史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開始向更廣的領域和更深的層次推進。
四、實施依法治國、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
市場經濟的新體製呼喚著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係，特別是製定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範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
十四大以後，我國的民主法製建設加速進行。1979年至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之前，我國製定的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306部，其中十四大到十五大之間就製定了96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係初具規模。1994年12月至1999年12月，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先後10次參加法製講座。1996年2月8日，江澤民在法製講座結束時，對依法治國問題進行了論述，認為依法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保障。同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的基本方略。
4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中宣部、司法部關於在公民中開展法製宣傳教育第三個五年規劃》的文件。5月15日，八屆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繼續開展法製宣傳教育的決議》。由此，全國掀起了“三五”普法活動，並逐漸形成學法、用法、依法辦事的社會風尚，從而把我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從依靠政策推動轉向了依靠法製保障的新階段，為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打下基礎。
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離不開科技和教育的智力支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基礎。當代世界的競爭，實際上就是科技和教育的競爭，所以1995年5月，中央明確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人民日報》1993年2月14日。】《綱要》要求貫徹“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方針，改革現行的教育體製、教育結構、教學內容和教育方法，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全麵提高教育質量。
1994年1月，我國開始實施《教師法》。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李鵬作了《動員起來，為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而努力》的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深刻認識教育對現代化建設的決定性意義。1995年3月18日，八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教育法》，使我國教育走上全麵依法治教的軌道。
在強調教育優先發展的同時，中央又提出加速科技進步的任務。1993年5月12日至1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研究和部署90年代科技體製改革和科技發展工作。國務院副總理朱基在會上講話指出：要繼續貫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導思想，堅定不夠地執行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麵向經濟建設的方針，促使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努力攀登科技發展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