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從美國回到香港隻住了一夜，不顧老母的抱怨與責備，借口忙，偷偷轉道澳門到北京接受新指示），並立即投入爭取解凍活動，這是國家急需的錢，他更是“根針不讓”。首先通過朋友向香港的美國大通銀行打招呼，大通的經理與古耕虞談了一天，做出備忘錄轉交給了美國駐港的總領事館，古耕虞應要求提供了相應的文件，證明內地公司已賣給了中共；證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員不在大陸供職。前者有政府證明與英國駐上海、重慶總領事館的出證；後者是張華聯巧妙地做了手腳。主要是將留在大陸上的袁衝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爭取到將文件全部譯成英文程序，張華聯也譯得非常巧妙。可杜魯門仍不放心，仍不放手，比如在調查中發現了大陸上的袁衝霄，就一再叮問，張華聯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強調漢語的同音不同字；老練的總領事又布下一個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續，但你仍得做個補充，宣誓不做假證。你把國內公司賣給中共，作價很低，估計隻有實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債。現在我請你回答：‘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
關於法律問題，古耕虞早已與精通法律的王君韌研究透徹，總領事的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韌的意料之中，且已謀下對策。所以古耕虞當下從容而嚴肅地回答說：“你向我提這種問題，是違犯你們美國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冊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權拒絕回答你的問題，也拒絕宣誓！”總領事驚詫地問：“我違背了什麼法律？”古耕虞說：“美國法律禁止以剝奪申訴人申訴權力的方式進行審問，如同我們中國的不準陷人入罪。對你的問題，我無法申辯；如果我說是自願的，你會說我與中共合作；說被迫的，你又會要我拿出證明，證明中共的脅迫方式是動手槍還是關監獄。你問問你的法律顧問，這樣是不是違法？”
陷阱無用，反複查去，果然是1948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沒見證明他回過大陸，而一個兄弟在美國，長男長女在美讀書，另兩個兒子與老母、妻子都在香港。杜魯門無奈，隻好宣布解凍，卻提出一個條件：必須把豬鬃優先賣給美國政府。殊不知這正是中國政府希望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