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古耕虞：人情“送匹馬”生意“不讓針” 赤誠
早在抗戰初期，古耕虞就從國民黨的腐敗，共產黨的深得人心中看準了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大局。因而有意結納共產黨，真誠地與一些黨的幹部接觸。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重慶，兼領導南方局。曾家岩五十號的“周公館”，常邀請並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務猖狂，許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連對親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則有請必到，從不猶豫。此間與周恩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堅定了投效共產黨的決心。
古耕虞說：“豬鬃既象征我的財富，也象征我的事業。”他有極強烈的生財欲，卻決無對財產的占有欲。買賣中他“不讓一根針”，生活中可隨時“送一匹馬”；絕不奢靡，不亂花一文，卻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給人。他曾經是典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力求通過改良實現縮小貧富懸殊的距離，真正地實現福特的“利潤分享”，自稱是“改良到頂的人”。他公司中的職員，甚至廚師、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東，工資分配一再從優，且照顧年齡，考慮人口增加所產生的結婚、住房、子女等費用。他的高級職員，甚至一般職員，解放後從國外彙得的存款，總數以百萬計，連中下級職員都富於舊中國的一般中小資本家，以致被群眾看成資本家，還得他出麵費了很大力氣去解釋。一般的資本家都是在1956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國剛剛開國三天，於接受周恩來委以全權負責中國豬鬃公司時，就毅然提出，將他家三代慘淡經營，他本人艱苦壯大，與官僚資本多次拚鬥贏得的企業連同職員全部無償地交給國家，雖經國家一再堅持，定了收購價，然而收購價很低。然而，他不但不計較，而且很欣慰：他為國盡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從事他愛之如命的事業！
古耕虞強調“我愛我的事業，就必須熱愛生長豬鬃的故土，祖國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國，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古耕虞完全可以像有些資本家那樣去美國做寓公，他的資金已足夠頤養，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發大財，就是坐吃幾世也吃不空這座“山”！可是他沒有走！連香港也不去，更莫說台灣，並下令分公司照常營業，等待解放，留給共產黨，並千方百計為新中國挽留人才。他不但獻出了企業，而且在他尚在國外為新中國效力時，就將在外國留學的子女打發回國，不留絲毫後退的餘地。
1948年濟南解放後，古耕虞已與共產黨的經濟幹部議妥，由他在香港設立公司，主要銷售解放區豬鬃，這才發生了與杜邦公司的遭遇戰，古耕虞經過精心調查與適當措施仍操了勝券，為解放區豬鬃的出口盡了很大的力。
1950年的舊曆臘月二十三，由於政府急需一筆外彙，經貿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國內的一切業務，先到香港為政府墊付五百萬美元。當時，國家困難，五百萬美元，於公於私都是個很大的數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應，而且第二天就動身赴港，毫不猶豫地將這筆巨額外彙如數地存入香港的中國銀行，為政府做了墊付。
1950年6月，古耕虞依前約到美國去推銷豬鬃，名義上仍是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老板，實際上公司已交給國家，他的員工們已成了國家職工。然而，這是絕不可外泄的。深謀遠慮、算無遺策的古耕虞，為了保密與穩妥，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說服了慣居重慶、已安排好一切後事準備安然在故鄉度罷殘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才放心地動身赴美。他用的護照還是台灣當局的，身份自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有人用他一個朋友的玩笑話說：通體都是白的，隻有心是紅的，正是“心裏美”（一種蘿卜的名稱）！一路上難免受到聯邦調查局的一再考問，可他有護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長與海洋公司法人的身份，又有與美商的前約，考問者也不得不放行。他抵達美國不久，6月25日就爆發了朝鮮戰爭，從各種跡象中看出美國的戰備豬鬃必然上漲，他就抓準這一時機，積極推銷，而且利用美國海陸空軍的急切心理第一個投標，並表示：無論是到岸的，還是運途的，一律賣給美國政府。賺錢是小，為國家換回更多的戰略物資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數甚至不惜自己賠錢的努力下，1950年我國豬鬃出口額高達10萬箱，價值8000萬美元，創了曆史最高紀錄（直到1976年才突破這個紀錄）。到了12月下旬，古耕虞從一個細微的跡象裏覺察了國內必有大的舉措，便故意以電話張揚，說老母重病，須趕回香港探視。實際上是歸國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歸國途中，杜魯門就下令凍結了大陸資金，不久，又以“特別凍結戶”凍結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戶名存放的美國銀行的資金，這裏麵的百分之九十是國家的，數量之大，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美資金總額的數倍，而中美已在朝鮮戰場上兵刃相見，倘一泄露，勢必全部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