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在廣東海麵所取得的輝煌勝利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因為這場中國人第一次與西方國家相遇，並將他們打得丟盔棄甲的偉大戰役，與明朝中後期聲威遠震的“萬曆三大征”相比，在規模和影響力上相比確實是顯得小了一點，但是，它的曆史意義卻絕不應該被忽略。
中國人曾經苦苦地尋找過西方，並持續了千年之久，可惜被一幫愚蠢而無知的統治者所中途遏止，但是盡管如此，當西方勢力第一次找到中國，踏上中國的土地，並以極其惡劣的態度來麵對這個東方古國的時候，從西歐、非洲和印度，他們在這塊土地上遭遇到了最為嚴厲地反擊，並狼狽逃回。這是中國屈指可數的輝煌之一，而且是遠在400多年前，雙方第一次相遇的時候。這場戰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在那個早已遠離我們的1525年，中國人在世界上其實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威懾力，因為她可以給試圖冒犯中國的西方勢力以迎頭痛擊，並讓他們銘心刻骨，好不了傷疤，也不敢忘了痛。
“中國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中國人，是非常麻煩的。”毛澤東的這句話，可以說完全能夠作為這一場戰爭的最好注解！
但是，這一場戰爭也是非常慘痛的，他所產生的影響，並不一定值得去慶幸！因為中國所取得的勝利，更進一步地讓明朝的最高統治者，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沉迷於自己的國力強大，沉迷於自己的“體製優越”，而放棄了與西方融合，互相學習，互相趕超的機會。是的，西方國家在踏上中國的領土後，曾經留有劣跡，但是，中國也必須給西方勢力以承認錯誤、進行和平交流的機會，而不是一看到他們露頭，就不分青紅皂白，而舉起刀槍給予痛擊。“不打不相識”，既然打了，也就相識了，沒必要下次一看見就二話不說，先衝上前去痛毆一頓再說，起碼也要問個原因吧！俗話說得好：“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嘛。”
可是還是打了，打了也就打了，反正中國是贏了！應該慶賀才是，可是，這場戰役的全權指揮者汪鋐，臉上卻並沒有浮現出笑容，相反，他更沉默、更憂鬱了！
西方殖民者打跑了，但這場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戰爭，卻給這位卓越的指揮官留下了極深的震撼！那些金發碧眼的家夥們，開著橫衝直撞、堅不可摧的葡萄牙戰船，以及那些噴著火焰、聲若驚雷，一轟就死一大片的火炮，讓這位明朝軍官和他的同事們詫異不已。與北京城裏接到捷報後喜不自禁的嘉靖皇帝相比，汪鋐的心情卻異常地灰暗，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威風八麵的大明朝，雖然贏得了這場戰爭，但是其實在與這些來自西洋的對手們相比，她已經喪失了太多的優勢，好像一個50歲的老人好不容易打敗了一個10多歲的小孩一樣，這場戰爭的勝利，留給汪鋐的，更多的其實是一種對大難臨頭的深深不安。中國與西方的國防技術差距已經明顯的顯現出來，並逐漸拉開，大明，你的明天會是怎樣？
為了防患於未然，為了讓大明重新獲得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引進西方軍事技術，研發新一代的軍事裝備，成為了參與這次戰爭的一部分軍隊中有識之士的共識。而其中，收起了軍功章、已經深深感受到危機來臨，開始又一場新的征程的汪鋐，起了極大的推動和帶頭作用。
憑借兩次抗擊葡萄牙人入侵的光輝戰績，戰鬥英雄汪鋐，受到中央政府一再的嘉獎鼓勵，在鮮花和美酒的慰問中，這位傑出的軍事將領被召回大明的首都北京，到大明的心髒——中央機構裏去當官。
居住在垂柳依依、安寧平和的北京城裏，在一杯茶、一份文件的中央衙門裏當高級公務員，遠離戰火，朝九晚五，吃香的，喝辣的，無憂無慮，按理來說是可以愜意悠閑的享受生活，等待退休了，可是昨日東南海麵上炮聲連天、血肉相搏的疆場，親眼目睹自己的將士們被西方侵略者一炮又一炮炸成碎屑的慘烈場景，讓此時身在北京的高官汪鋐始終無法忘卻，他除了痛切緬懷那些在自己麾下衝鋒陷陣、在強敵的炮火下粉身碎骨的英勇將士外，大明朝相比西方侵略勢力而言，已經明顯顯得落後的軍事裝備和國防技術，更是讓汪鋐對大明的萬裏海疆憂心忡忡。
在生命將近的風燭殘年，我還能做些什麼，才能算是對那些戰死疆場的大明健兒們最好的告慰？
抗敵英雄、第一個代表中華民族打退西方侵略勢力的傑出代表汪鋐，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執著的意誌。利用在北京中央的便利，這位白發老翁雖然已經不再負責海戰事宜，但還是頻頻向嘉靖皇帝遞交報告，詳細介紹和推薦葡萄牙人的軍事裝備和國防技術，提出“師夷製夷”的口號，以希望能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視，趕快采取措施，提高大明的國防實力和保衛海疆安全，這比後來滿清在鴉片戰爭後，由林則徐提出這一主張足足早了300多年。
依照在曆史上的表現，大明朝的嘉靖皇帝好像很難說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多少也算是明白一點道理，和後來麵臨更惡劣情形的滿清酋長道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對衛國英雄汪鋐的意見，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
在汪鋐和朝野有識之士的爭取下，也是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大明中央政府對軍事改革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正式成立了專門機構，組織人員搜集葡萄牙戰船和火炮、火槍情報，加以研究、仿製和改進，並向全軍推廣使用，明朝的國防技術，從此艱難的開始了麵向西方的超越。
雖然在推廣西方軍事裝備和國防技術時，汪鋐也遇見了個別守舊派官員和整天鼓吹和平的孔老二門徒的不理解、不支持。這些整天泡在四書五經裏，一提起孔老二就精神亢奮，出口成章，滔滔不絕，對孔老二以外的任何事物卻兩眼發黑，一知半解的官僚集團成員們，義正詞嚴地認為，熱心推動軍事變革的汪鋐，實在有些小題大做，華夏民族沒有那些拿在手裏冒煙的家夥，照舊不是存在了幾千年了嗎？難道現在這些一刀把人可以劈成兩半、用槍一紮一個窟窿的兵器，怎麼突然就沒用了？不就是國外的那些破槍破炮，有必要下這麼大力氣，勞民傷財地去大搞特搞嗎？再說了，先師孔子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要以仁服人，以德服人，怎麼能靠這些殺人的凶器來服人呢？
麵對這些坐井觀天，成天唱高調的酒囊飯袋和腐儒勢力，汪鋐總是據理力爭。他利用自己在戰場上親身體會到的中外軍事差距，和那麼多本可以避免，卻因為武器裝備落後而慘死在西方炮火下的英勇的將士，來說明大明切實麵臨的國防危機。
好在這個時候的大明，明白人還是不少。在汪鋐的努力推動下，尤其是明朝軍方在實際的軍事演習中，充分認識到了新型軍事裝備在作戰中的優越性能，因此邊疆駐軍紛紛支持汪鋐推行的軍事改革，要求給自己所在的軍隊大力配備這些新型武器裝備。
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進軍工技術和促進國防發展的大潮席卷了整個大明。汪鋐作為領頭人，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他同時擔任了吏部和兵部的一把手——尚書，也就是說，出於對這位民族英雄的無比信任，明朝中央把有關官員任免和軍隊建設的事情都交給了他，這在整個大明曆史上，完全是獨一無二的。
捍衛祖國海疆的這位老英雄在嶄新的事業中充分的發揮著他的光和熱，直到垂垂暮年。
1535年，這位憂國憂民，為古代中國的軍事和國防現代化做出傑出貢獻的老英雄，終於因為年事已高，而向嘉靖皇帝申請退休，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第二年，這位勤奮耿直、功勳卓著，將西方侵略者打得丟盔棄甲，首次提倡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強國富民的愛國英雄，在黃山腳下，風景秀麗的家鄉，平靜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他曾經打退西方侵略者，冒死激戰的廣東海濱，當地人民為了紀念他守衛海疆，維護沿海和平的功績，在他當年的戰場修建了一座紀念祠堂，命名為“都憲汪公遺愛祠”，雖然曆經風雨，但現在仍然還保存在深圳。
汪鋐走了，這個當時唯一具有國際戰略意識，保持頭腦清醒的大明高官離開了大明朝廷，而這個時候的許多其他明朝臣民，包括皇帝在內，都不知道，雖然在實力上中國仍然排在世界前列，但是自身已經呈現出停滯局麵，而歐洲雖然單個國家實力跟明朝比和羊羔比駱駝差不多，可是他們的膨脹速度卻日益加快，尤其是在科學技術的個別領域，歐洲已經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
但就總體而言，整個明朝還是同西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肯定有人不信，我試著舉上幾個例子吧！
1．天文方麵。
1384年，也就是明朝歡度自己的第17個國慶慶典前後，大明朝創辦人朱元璋同誌就在南京雞鳴山設觀象台，台內設有天體儀、渾儀、簡儀等，算是領先世界的高科技產品。50年後，又複製了一套渾儀、簡儀置於北京齊化門。雖然這這兩件儀器後來被八國聯軍搶走，但是最後於1921年追回，現在還存放存於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朝還在司天台設立回回科，把元代設在上都的回回天文台人員召回北京，翻譯了《明譯天文書》等。
1477年，負責天文與曆法的大明欽天監官員貝琳，在認真研究印度和伊斯蘭曆法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七政推步》一書，對東西方的天文交流和曆法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
在天象觀測中，1572 年與1604 年對超新星爆發的觀測是中國天文學家的一大貢獻。1572 年的超新星，我國比西方的第穀早發現3
天，多觀察了一個多月，而且觀察周密，記錄盡善。
明朝天文學還有一個貢獻，就是航海天文學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明茅元儀所編的《武備誌》中，記載過洋牽星圖4
幅，是鄭和七下“西洋”時的航海圖，描述了從江蘇劉家港經南海、東南亞海域、印度洋直達非洲東海岸的線路。這是航海天文學上的寶貴資料。書中還介紹了測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牽星術。用大小不同的牽星板進行觀察，確定星辰高度，並與羅盤相配合，以解決海上的航向問題。
2．地理方麵。
明朝航海地理是隨“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而發展起來的。1405 年至1433 年，鄭和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七次往返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他的艦船多至200
多艘，將士與技術人員多達27000 多人，寶船長150 米，帆12 張，有羅盤導航等設備。活動範圍從北緯27 度至南緯7 度，東經180 度至東經44
度，共計航程10 萬餘裏，到過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和東非許多國家和地區。這比意大利青年發現新大陸要早半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壯舉。
鄭和船隊在遠航中，繪製了精確的航海圖。他們在沒有前圖的情況下，堅持探路觀察，詳細記錄了沿途山、灘、礁、沙，並利用指南針測定方向，利用帶墜的繩子測定深度，用繩子係上雞毛測定流速，然後把測定所得形象地標在一張對景圖上，最後把不同海域所獲得的對景圖排列成航海圖。
這張航海圖，至今仍保存於茅元儀所編的《武備誌》之中。全圖分20 幅、42 麵，非常精細。圖上起點為南京下關，經長江口，沿東海、南海，直至海外國家。
圖上標有航線的精密針位，以“更”（一更相當於60
裏）計算距離，海島畫有內外線，它標明平潮時的礁石、淺灘、港口等。由於此圖“詳而不誣”，具有極高價值，所以受到當時及後世研究者的高度讚揚。
在關於海路與外國情況的記載上，鄭和的隨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把航海所見記錄了下來，分別著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3本書，記述了航行與沿途國家的政治、經濟、氣候、水文、物產、民族、風俗、宗教、曆史等。這些內容遠遠超過元代汪大淵《島夷誌略》的記載。汪大淵所敘海路僅限印度半島西岸與波斯灣口，而《星槎勝覽》等書記述了更西的佐法爾、阿丹（今亞丁）、刺撒（今索馬裏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達馬達加斯加。這3本書記載的有關非洲的知識，不僅超過了古人，而且也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此外，這3本書所記載的明王朝與南洋諸國的友好往來和中國人民至南洋謀生居住的情況，是中外關係史上寶貴的資料。
1583年，傳教士利瑪竇受明朝官員的委托，根據所收集來的資料，繪出了一幅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讓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五大洲、四大洋，還有星羅棋布於世界各處的國家。1600年，這幅地圖在南京印刷發行。1602年，在北京繼續印刷發行。大大擴充了明朝知識分子的視野。這也說明，中國人是在明朝時期就開始充分開始了解和認識世界的，而並不是在240多年以後的鴉片戰爭時期。
3．數學方麵。
1524年，山西晉商家庭出身的王文素，在別人熱心於八股科舉的時代，卻獨自沉迷於數學的海洋，完成了54卷總計1500多頁，近50萬字的《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國古典數學巨著。在這本書中，人們發現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較英國的霍納（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魯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數方程上，他比17世紀牛頓（I.Newton，1642—1727）、拉夫森（J.Raphson，1648-1715）早140多年，率先用導數逐步迭代求解，亦即17世紀微積分創立時使用的導數，王文素在16世紀已率先發現並使用。
更令人驚奇的是，明朝人王文素竟然利用“開方本源圖”，解出像x9+25x8+235x7+1035x6+2160x5+1728x4=27993600000這樣的高次方程。國外類似的圖首見於德國數學家斯蒂非爾（M.Stifel，約1487-1567）1544年著的《算術大全》中，較王文素遲20年且不如該圖完備。
1584年，朱元璋的後代子孫，放棄了藩王繼承權的朱載堉編寫的《律呂精義》出版，這是中國音樂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也成為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十二平均律數學理論，被《中國科技史》作者李約瑟稱為“東方文藝複興式人物”。
1592年，汪鋐和沈有容（這個人後麵馬上提到）兩位民族英雄的老鄉、徽商程大位撰寫了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的《算法統宗》，對中國在民間普及珠算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朝末年﹐還傳入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各地﹐對這些地方傳播珠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程大位的另一項成果就是設計製造了世界上的第一個卷尺。
4．醫學方麵。
1406年，當時的明朝皇帝朱棣，這位搶了侄子的皇位，組織了浩大的下西洋工程，親自率領軍隊遠赴草原戈壁，把元朝的殘餘勢力打得抱頭鼠竄、分崩離析的國家領導人，對治病救人卻也還有著濃厚的熱忱，他在策劃上述浩大工程的同時，抽出閑暇，主持收集編寫了《普濟方》一書，記載了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醫方，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這個醫方書的好處就在於，隻要你能識幾個字，如果哪一天覺得自己有點頭疼腦熱，就完全可以翻出這本書，跟查字典一樣，根據自己的症狀，查到對應的藥方，然後直接去藥店抓藥回來吃就行了，極大地方便了人民群眾的求醫問藥，也積極發揚了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作為皇帝，能這樣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實在是難得一見！
1727年，一位清朝醫生在他撰寫的《痘科金鏡賦集解》一書中，宣布了一條驚人的消息，那就是在100多年前，在美麗的黃山腳下的寧國府太平縣，這裏的明朝居民們就開始以人痘接種的方法來預防天花。這可以說是標誌著中國古代醫學在明朝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並逐漸推廣到全國，於17世紀初傳入了歐洲。
作為明朝醫學的另一項成就，1596年，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這些醫學經典著作。
1601年，浙江名醫楊繼洲經過苦心研究古代文獻，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撰寫了《針灸大成》一書，全麵總結了曆代勞動人民有關針灸的學術經驗和成就，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稱和位置，闡述了曆代針灸的操作手法，為病人探索不吃假藥，或者吃錯藥、完全杜絕任何藥物副作用，依舊可以手到病除起到了積極作用。
5．農學。
1376年，明朝蘇州的知識分子、官員俞宗本出於對綠化和園藝方麵的熱愛和研究，撰寫了《種樹書》一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
1406年，朱元璋的兒子朱橚，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到處采集野生植物，在自己的院子裏種植研究，耗費了大量的心血後，她親自編寫的《救荒本草》問世了。這本書收集了414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並且回答了這些植物長在什麼地方、長得什麼樣、有什麼特點、什麼部位可以吃、應該怎麼吃法等問題，並繪製了精細的圖譜。這位皇子以自己的努力告訴人們，如果一旦發生自燃災害，沒有糧食吃，那麼你們就可以拿著我的這本看圖識字，到野外去找野草野花，隻要能和我書裏的圖畫對得上的，都按照書裏的標準挖著吃就行了，管保餓不死人。
1547年，退休高幹馬一龍回到老家江蘇後，看到種地的人和當官的人在學問上互相隔絕，覺得很不應該，於是以知識分子加退休官員的身份，決定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刻苦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在他的努力下，經過親自趕牛犁地，春耕夏作秋收，終於實現了耕地種田者和官老爺這兩種身份的有機結合，結合自己的切身實踐和研究，為廣大貧下中農和官老爺們編寫了高質量的務農課本——《農說》，詳細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作、密植、育苗、移栽等種植經驗，理論結合實踐，並且大膽創新，在書中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這完全還是第一次。
1596年，浙江知識分子屠本畯（jun）在福建當鹽官時，對東南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200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態和生活習性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研究，編寫了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著——《閩中海錯疏》，即使對近代生物學研究和海洋水產資源的開發，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1608年，安徽六安農民兄弟喻仁（喻本元）、喻傑（喻本亨），在長期從事獸醫工作的研究和實踐後，憑借自己一定的文化知識，為了促進農民朋友的增產增收，晚年合著了《元亨療馬集》一書，對牛馬等家畜的養殖、防疫治療等收錄了大量古代經驗，同時進行了不少發揮和創新，將中國獸醫學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本奇書，還在當時就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並被廣泛傳播到了朝鮮、日本等各個國家，400年了，直到今天，還依然是廣大畜牧獸醫工作者的入門書，足見它的珍貴和地位。
6．物理化學。
根據明代學者曹學佺在《蜀中廣記》中的記載，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的人民就鑿成了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用做照明，這比北美和歐洲要早三百多年。
1596年，出現了明朝礦老板們利用火爆方法進行采礦的先進技術。
1596年，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順帶記載了276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顯示了明朝化學技術的先進。
1500年前後，萬戶進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試驗，這位醉心於太空的航天愛好者，竟然叫人把他綁在裝載了大量火藥的飛行器上，然後點火，夢想跟嫦娥奔月一樣，卻往月球探索，結果被火藥炸的粉碎。這表明了明朝人豐富的想象力和對自我目標的追尋，是其它任何朝代所難以比擬的。萬戶因此也成為現代載人飛行的先驅，現在月球和火星上均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環形山。
7．軍事技術。
現存北京軍事博物館的一件小型火炮上的銘文顯示，1372年，明朝造碗口銃，口徑11cm，專門用於水上作戰。
明朝的大量文獻記載，1377年，明朝就已為軍隊大量配備手銃(小口徑管形)，造工精細，尤其是軍隊神機營的主要裝備。
14世紀，著《火龍經》一書，最早的描述了地雷、水雷、火繩槍等這些新式武器。
14世紀末，發明了古代的火箭彈——“神火飛鴉”，
這種高科技武器用細竹或蘆葦編成，外形像隻烏鴉，裏麵塞滿了火藥，鴉身兩側各裝有兩支“起火”，“起火”的藥筒底部和鴉身內的火藥用藥線相連。作戰時，用“起火”的推力將飛鴉射至100丈開外，這隻飛鴉就會在落地時，被內部裝的火藥點燃爆炸。
1453年，造銅火銃(滑膛式)。
1524年，明朝政府發起了國防工業新建設運動，在北京開始鑄造葡萄牙大炮。
在明代後期出版的《武備誌》、《火龍經》等兵書中，記載了16世紀中葉，明朝發明的“火龍出水”。這種武器的龍頭下圓柱、柱體分層裝有火箭,為當時世界上最早的多級火箭，主要用於水戰。
點燃安裝在龍身上的四支火藥筒，這是第一級火箭，它能推動火龍飛行二、三裏遠，待第一級火箭燃燒完畢，就自動引燃龍腹內的火箭，這是第二級火箭，這時，從龍口裏射出數隻火箭，就會直達目標，再予以炸毀。
1558年，造出了中國第一批火繩槍一萬支，稱之為“鳥嘴銃”，成為當時戰鬥中的“利器”。
1580年，抗倭英雄戚繼光發明"自犯鋼輪火"(就是古代的地雷)，比歐洲人發明地雷大約要早300年左右。
而在此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大明的一位普通官員，同時也是一位知識分子的趙士禎。這位同誌因為寫的一手好字，所以最後被朝廷錄用，當了一個類似於抄寫秘書的差使。雖然進了朝廷，但他卻從不像其他那些整日皓首窮經的學究，或者醉心於官場傾軋的官僚，而是專心於經世致用之學。雖然隻是個文官，但是由於他出生於東南海疆，因此早已接受了海洋文明的熏陶。西方侵略者利用先進軍事裝備對東南沿海的騷擾，和汪鋐兩次在廣東海麵上痛擊葡萄牙侵略者的事跡，讓他對西方的國防工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決心鑽研軍事技術，研製先進的軍事裝備。為此，他親往東南沿海的海防前線調查研究，並收藏了一些從葡萄牙殖民者手裏繳獲的火器，日夜揣摩研究。
後來到京城工作後，趙士禎更是不務正業，不改初衷，當得知有一個僑居北京、精通火器的土耳其人時，他高興異常，帶著自己收藏的火器，和幾年研究的心得，登門拜訪，切磋交流。就這樣，對火器的研製和使用難題，都被這位科舉出身的小官吏趙士禎一一攻克，他也成為了大明朝那個時候屈指可數的火器專家。
1597年，正當轟轟烈烈的抗日援朝戰爭接近尾聲之際，出於振興大明、強我大明的愛國熱情，火器專家、大明不起眼的公務員趙士禎給萬曆皇帝上書，以《用兵八害》作為題目，對皇帝陛下做了充分的論證，以表明西式先進火器的重要性，請求朝廷加大對火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萬曆皇帝被深深打動了，他立馬下令，要求大力推動這一國防工程，並由趙士禎組織實施。在推進這一國防偉業的過程中，一貧如洗的趙士禎不惜捐出自己的工資，邀請那位土耳其好友，一起承擔了大明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防變革。
1598年，這項工程終於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研製出了四個威力驚人的火器品種，不但吸收了西方先進的軍工技術，而且還經過改進，“青出於藍而甚於藍”，比西方的同類武器性能還更為優越。高興異常的趙士禎對他們的製作原理、功能結構等作了詳細的描述，並附上說明書和操作圖解，取名《神器譜》，作為工作總結，上交給最高領導萬曆皇帝。
1602年，這項標誌著大明國防成就的工程終於宣告竣工。萬曆皇帝命令刑部、工部、兵部等朝廷相關部委聯合對這項工程進行了驗收。在北京宣武門外的演習地點，這些經過不斷吸收和創新出來的火器，展示出了驚人的性能，不但炮彈竟然可以“戰酣連發”，一口氣連續發射十八彈，而且對西方火器的致命傷——速率和命中率進行了大幅的改善和提高。
項目驗收十分成功，朝廷各部委的要員們對這些犀利的武器驚訝不已，他們在上交給萬曆皇帝的驗收報告中紛紛建議，應該大規模的生產推廣這些武器裝備，並對趙士禎的工作精神表示了讚揚。
但是對趙士禎而言，驗收結束，並不意味著他的理想終止，此後，他依然醉心於各項武器性能的提升和改進，最終借鑒日本人的火器發明了威力更大的“鷹揚炮”，而且還為最終發明出明朝的火箭彈做出了傑出貢獻。
雖然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但是趙士禎由於為人耿直，不愛鑽營，所以一直在官場上都沒有大紅大紫，青雲直上。在明史裏，很多位高權重，或者有突出貢獻，或者有重大劣跡的家夥，都占了不少的篇幅，但是這位先進的軍工專家，卻沒有留下一行像樣的墨跡，甚至連他哪一年去世，都很難確定，以致讓現代的多少老學究，揪破了腦袋，才從諸多蛛絲馬跡中大致推斷出他的離世日期應該是1611年前後。
但是他那本上奏給朝廷的凝聚著大明時期先進中國人追趕世界先進軍工科技的心血結晶，在王朝更替的血雨腥風中，終於完整地幸存了下來，並且在幾百年後，引起了英國學者李約瑟的驚歎。後者把它寫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它和它的作者，作出了極高的評價。
好吧，明朝正式與西方相遇這時期的科技成就暫時先聊到這裏，總之一句話，當時的明朝，依舊還是世界老大。因為許多證據表明，中國在16世紀以前，技術水平全麵領先於西方。一些權威的科學技術史文獻，例如查爾斯?辛格等人編寫的《技術史》和李約瑟著述的《中華科學文明史》，都強調了15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技術流向幾乎完全是單線程地從中國流向歐洲。
就在中國略微在起跑線上領先西方之時，中西方的交往也繼續在低穀中磕磕絆絆的進行著。
被明朝的海軍官員汪鋐給打得徹底怕了的葡萄牙人，雖然老老實實地盤踞在了馬六甲，不敢再探出頭來，繼續有什麼武力征服中國之類的夢囈了，但是時間一長，中國那龐大富饒的市場，始終是這些葡萄牙人的一塊心病，在經過漫長的蟄伏期後，依然是死不甘心，經常開著船跑到中國的東南沿海，一會兒偷偷上岸做幾筆買賣，一會兒覷空連搶帶拿，沾點便宜。就這樣小打小鬧，小動作不斷，跟滿街道被城管追著跑的那些流動小販一樣，既不敢揀塊磚頭轉過來打架，也不能大大方方的去做生意，就這樣偷偷摸摸、半地下狀態的活動著。
到了1530年，葡萄牙看上了一塊離廣州不算遠、地理位置還算不錯的小島。這就是現在的澳門島，其實原來是廣東最南邊靠海的一處島嶼，基本沒什麼人住，很是荒涼。
但是，他們再也不敢開著船隻上岸占據了，兩次與明軍交戰的教訓，讓他們明白，來硬的根本不行。經過反複的琢磨，他們決定通過軟磨硬泡來達到目的。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要上岸晾曬被水浸濕的貨物，通過賄賂當地官員，登上了澳門島，並在上麵磨磨蹭蹭著一直不想走。
起初朝廷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反正山高皇帝遠，地方官員順便撈點銀子也沒什麼大不了，但後來長期這樣下去也不是個事情，當地官員就奏準朝廷，把這一塊朝廷眼中的荒島租給了葡萄牙人，每年征收500兩白銀。
不過也有另一種說法，講葡萄牙人給當地官員交賄銀時，由於葡萄牙人認為不管是誰收，反正我交了銀子就有合法的居留權了，所以交銀子也不分場合，被周圍很多人看到了。
這下子收銀子的官員一看這外快已經都嚗光了，氣得嘴唇直打哆嗦，在埋怨這些交銀子的紅毛番傻冒，連行賄都不會的同時，也隻好承認收銀子這事，卻美其名曰替朝廷征收，不得已上報最高層，並且在旁邊圓場子，說這出租地皮的生意如何如何好，無本萬利，於是最高層就定下了這每年出租的事情。其實當時也沒簽訂什麼正式的租房協議，至於什麼押一付三之類的規矩更是沒有，完全是口頭約定。不過雙方都比較守約，一直到了1849年時，大清朝被洋人打得跪地哭饒，這每年500兩白銀的房租，也就沒膽子提了。從此，這幫葡萄牙房客一直白住了100多年，直到1999年滾蛋為止。
澳門在葡萄牙人開始入住後，起初並沒有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反正就是一個荒島，每年又能收點錢，沒啥大不了。可是沒過幾天，由於進出口買賣的推動，這座荒島竟然熱鬧異常，很多葡萄牙人攜家帶口，來這裏修建房屋教堂，長期做起了買賣。同時，也有很多附近的老百姓，為了做買賣方便，也定居在澳門，澳門變得日益繁榮起來了。
明朝政府有些開始擔心了，其中一部分官員上書朝廷，要求將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
這裏麵非常帶勁的一位就是抗擊倭寇的英雄——俞大猷。他詳細分析了葡萄牙人的火器優勢，和大明朝的天時地利優勢，認為要打退葡萄牙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並自動請櫻。
但是，也有一些大臣認為，如果把葡萄牙人趕到海上，反而老是惹事生非，日子過不消停，像這樣把他們圈到澳門，反倒容易管理，他們也不敢鬧事。
最後，明朝的大掌櫃萬曆皇帝掂量了一下輕重後，最終拍板，把澳門租借給葡萄牙人，每年收500兩白銀的房租。1614年，在彼此之間紛飛的口水下，口頭的租房協議終於正式達成。
雖然租房協議並沒有以白紙黑字的方式簽署下來，而且還要每年上交租金，並沒有約定長期租住，但是葡萄牙人這時還算比較乖，在澳門老老實實的幹著本分的業務，對明朝的大小法律製度奉若神明，還不時出錢出人，配合大明政府在海洋上搞點緝私、維護治安的工作，給地方官員也不時送點賄賂，搞好關係，所以官方和民間一律對這些外來戶頗有好感，他們也得到了大明政府的寬大，在澳門算是站住了腳跟。
很多曆史研究者總是把葡萄牙人占據澳門看作是明朝實力衰落的標誌，但我對大明政府的這一舉措實在是舉雙手讚成，因為澳門的出租標誌著大明政府徹底拋棄了閉關鎖國的鴕鳥政策，開啟了對外開放的大門。
是的，是葡萄牙人居住在澳門島上，但是澳門的主權，卻完全是屬於明朝政府的，明朝政府擁有隨時收回澳門、驅逐葡萄牙人的權利，並且，澳門的司法權也由明朝來行使，這和後來滿清韃子辦理的那些喪權辱國的“租界”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葡萄牙人僅僅是居住，並在這裏進行經商而已，類似於現在的外資商務區，房租照交，對明朝這位房東的規定都要嚴格遵守，這完全是一個平等互惠的舉措，而且，更大的意義是，澳門，從此作為中國和西方交流的橋梁和窗口，為明朝的對外開放和中國的前進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點，澳門所起的作用，比文革結束後深圳等這些經濟特區在對外開放政策中所起的窗口作用實在是遠遠的超前。後來，利瑪竇等一些西方傳教士和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使者，就是通過澳門，穿梭於大洋與中華大地，而西方科學技術也通過這些人，由澳門登陸進入明朝。明朝後期抵禦滿清韃子叛亂的新式武器，如紅夷大炮，就是從澳門傳入。而日後的林則徐、思想家鄭觀應、革命先驅孫中山，都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而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我爹鄭一官，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明海上國王鄭芝龍，就是從這個小小的澳門起步，走上了世界海洋的前台。
就在葡萄牙人磕磕絆絆的好不容易才削尖腦袋，努力想把大明朝拱開一條縫的時候，西班牙人也來亞洲湊熱鬧了！
1519年，葡萄牙貴族麥哲倫在西班牙國王的讚助下，乘著5艘帆船，從西班牙塞維利亞起航，進行了第一次讓他名垂青史的環球航行。
這位仁兄先是踏著麥哲倫的足跡，橫渡大西洋，經過美洲，接著繼續揚帆前行，在和另一片廣闊浩瀚的海洋接觸時，鑒於這片海洋的平靜和安寧，這位仁兄給這片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起了一個名字——太平洋。
1521年，這位哥們第一次乘船從太平洋上看到了陸地，進入了東亞的呂宋島，最後，他的同伴們在穿越印度洋後，於1522年終於回到了西班牙。
雖然戴著一頂航海家的帽子，但是這位哥們卻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殖民頭子。
好事總是和壞事像孿生兄弟一樣難以分開！這位不幸的哥們雖然在發現呂宋島後，給它取名為菲律賓，運用各種手段誘使當地人接受西班牙人的統治，結果在踏上這塊島嶼後，幹涉當地事務時，被憤怒的當地土著用刀兩下子就給砍翻在地，死在了菲律賓。所以說，麥哲倫的另一項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曆盡曲折，執著的發現了自己的墓穴，並為此而歡欣雀躍。
雖然下場不太好看，但是這位航海家卻用實踐，證明了一個許多人都無法相信的事實：地球，就是所有這些腳下的大地，包括海洋，其實竟是個圓乎乎的家夥！除此之外，這個不太怎麼走運的航海家，比達?伽馬更進一步，為從歐洲到東亞越過太平洋的航行探明了航線。
踏著麥哲倫的足跡，大批的西班牙人陸陸續續來到了菲律賓，並在1571年建造了現在的馬尼拉城。
馬六甲、菲律賓，西方的殖民基地越來越靠近中國的門檻了。
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深深的刺激著歐洲，歐洲的經濟版圖徹底被重新書寫了。以前位於地中海之濱繁華異常的商業城市，像意大利的威尼斯、羅馬，日益蕭條，門可羅雀，而位於大西洋沿岸的國家和城市，像裏斯本、倫敦、阿姆斯特丹等則迅速崛起。這些大西洋沿岸國家依靠繁榮的海洋貿易，替代地中海沿岸國家，一躍而成為歐洲強國，靠海吃海，從那個時候起直到現在，西歐在社會發展水平上就一直遠遠領先於東歐。
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的繁榮，帶動了全球商品的自由流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全球市場，一條條新的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線，就像一根根縱橫交錯、高度發達的神經血管，將觸角伸至世界各地，從中抽取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需的一切營養和血液。而最先在其中受益的，就數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了。
葡萄牙和西班牙通往非洲、美洲、亞洲的航線開辟後，大肆榨取巨額財富，在對黃金、白銀的攫取之餘，為了獲得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幹起了販賣黑人奴隸的罪惡勾當，並從中獲取了大把大把的銀兩。
英國也不例外，在新開辟的全球龐大市場麵前，由於對英國尼絨的需求量大增，羊毛價格居高不下，養羊業成為賺錢最狠的行業，往往種上20英畝莊稼，辛苦一年，還不如人家在10英畝土地上放羊，何況放羊比種地省事的多，於是，英國的地主們開始群起效仿，大量圈占土地，不種糧食隻放羊，以至於英國到處都是關在柵欄裏一邊吃草一邊咩咩叫的羊群。這就是著名的“圈地運動”和“羊吃人”現象。
以前專門靠給英國地主種地打工的農民們因為無地可種而日益破產，流浪街頭，而為了將這些破產農民趕進英國的羊毛加工車間，英國政府發布了一係列命令，以割耳朵、鞭打、砍頭等酷刑來逼迫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城鎮，尤其是進入那些養羊大戶們開辦的羊毛加工廠，開始了“起的比雞還早，幹的比牛還多，吃的比豬還差”的悲慘命運。就這樣，在廉價勞動力和全球大市場的刺激下，以羊毛加工業為代表，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像喝了興奮劑一樣，開始迅猛發展，為以後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國家實力也獲得了大幅度的增強。
馬克思同誌這麼高度概括圈地運動的後果：“自亨利七世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這樣無情地處置過傳統的農業關係……。從曆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切關係，不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僅農業人口的住所,而且農業人口本身,不僅原來的經濟中心，而且這種經濟本身，凡是同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相矛盾或不相適應的，都被毫不憐惜地一掃而光。”
而荷蘭由於依靠大西洋之濱的地理優勢，也開始大力做買賣，在船舶加工和遠洋航行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高效先進的證券交易所、商業銀行、財會製度等這些現代社會中的商業機構，在那個時候的荷蘭，已經萌生並廣泛存在。
當時荷蘭船隻的技術含量世界最牛，造船業和幹買賣也為荷蘭提供了充沛的資金，一批大款們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在大航海起初的幾年裏，葡萄牙和西班牙壟斷了遠洋買賣，為劃分彼此的勢力範圍，經常爭吵打架的不可開交，最後，這兩位天主教國家向教皇求助，並由教皇親自裁決：美洲歸屬於西班牙，亞洲和非洲歸屬於葡萄牙。
但是地理大發現所提供的巨大商機和利潤，深深的刺激著英國和荷蘭等國，他們不顧教皇的裁決，擠破腦袋的到美洲、非洲做買賣，大撈油水，惹得西班牙、葡萄牙惱羞成怒，互相打群架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起先是這麼打得，就以英國和西班牙為例吧，開始，雙方今天你在好望角劫持了我的貨船，明天我在大西洋上又搶掠了的商船，鬧得不可開交。
這裏不能不提一下英國名垂青史的女王伊麗莎白，她的頭像至今被印刷在英鎊上麵，幾百年來都沒有變更，可見她受英國人的尊敬和擁戴程度。
不過說起來，英國人確實應該感謝這位曆史上傑出的女王。這裏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我從現實生活和曆史中，發現好像有一條沒有必然性，但卻總是很靈驗的規律，一直在起作用。那就是終生未婚的女人，非常的不簡單。這一規律在前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中國台灣前副領導人呂秀蓮，中國台灣高雄市長陳菊等人身上，都有體現，可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應該就是這位英國伊麗莎白女王了。
在這位終生未婚的女王統治下，英國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社會、經濟、文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為英國以後充當幾百年世界老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伊麗莎白女王終生未婚，因為她唯一的丈夫，就是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終生沒有生育，她唯一的親生孩子，就是強大的英國。
她所統治的時代，就是莎士比亞生活的那個時代，文學藝術繁榮，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商業興盛。一句話，那是英國最充滿希望的黃金歲月，如果有人想感受一下的話，就去閱讀莎士比亞的那些作品吧！
曾經有人在英國作過統計，英國人認為他們可以沒有印度，可以沒有蘇格蘭、北愛爾蘭，但是，他們決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給了英國人思想靈魂、語言風格，還有思維方式。而這些，都是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所分娩的產物。
因此，為了打破西班牙對海上買賣的壟斷，雖然西班牙依仗他們所組建的“無敵艦隊”橫行於歐洲，但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決定避重就輕，不與“無敵艦隊”硬碰硬，卻唆使英國那些下三濫的海盜，成天在大海上晃悠，覷空就搞些個攔路搶劫，逮住西班牙商船就給洗劫一空，弄不好，還給先搶後燒，弄得西班牙商船毫無安全感，損失慘重。
西班牙國王被這些英國海盜弄得頭痛欲裂，又是外交照會發表譴責、抗議外，又是親筆寫信，要求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嚴加管教好這些英國海盜，維護海洋秩序。可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答複的非常幹脆：“那些海盜根本就是些英國罪犯，我們政府實在沒辦法，你們就幫一幫我們，替英國消滅那些海盜吧！”
西班牙國王剛看完英國女王的回複，就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那些被英國女王稱為罪犯，請求西班牙國王幫助消滅的海盜們，竟然收到英國女王的邀請，坐在王宮的宴席上，和女王推杯換盞，喝得酒酣耳熱。
他們這是一路貨！
西班牙國王暴跳如雷，既然你不好好管教，還沆瀣一氣來算計我，那我就替你好好管教吧！1588年，暴怒不已的西班牙國王實在忍不住了，好吧，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就讓你們好好領教一下我們的海上王牌——“無敵艦隊”的威力吧！
西班牙國王下令，“無敵艦隊”開赴英吉利海峽，好好的修理一下英國！
曆史有時很讓人難以費解！“無敵艦隊”當時完全是海洋霸主，按照軟硬件衡量，英國皇家海軍根本就和“無敵艦隊”不在一個層次上。
可是曆史很有趣，因為它常常給人以驚訝。
英國女王早就等著這一天了！
她調兵遣將，除了動員起政府海軍，那些被女王貶斥為“下三濫”海盜們，也竟然被授予官職，參加了這場空前的大海戰。
出招吧，西班牙，十年磨一劍，為了這一天，我已經等了很久了！
英吉利海峽瞬間堆滿了無數的戰船，火光衝天，炮聲雷鳴，開始了一場對海洋地位的爭奪大戰。無論是英國女王，還是西班牙國王，都明白，最後的較量開始了，沒有人可以輸得起！
當隆隆的炮聲接二連三的把英倫三島幾乎都給震塌，衝天的火光把一艘艘堅不可摧的戰艦燒成了以團灰燼，衝天的波濤浮滿了艦船的木屑碎片和死屍，這場英吉利海峽空前的大海戰終於落下了帷幕。出人意料的是，橫行歐洲，被人一度看好的“無敵艦隊”，帶著滿身的瘡疤，蒼惶而逃，垂頭喪氣的逃回了西班牙，從此一蹶不振，航海大國西班牙和威振歐洲的“無敵艦隊”榮光不再，徹底不敢在海洋上到處顯擺了。而在偉大的伊麗莎白女王領導下，英國借此機會，利用擊敗西班牙，通過這一場大戰贏來的地位，一躍當上了世界海洋老大，憑借他們那支龐大、超強的海軍，戴上了“日不落帝國”的桂冠，橫行於五大洲四大洋，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被美國趕超為止。
不光光是嶄露頭角的英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暴發戶荷蘭，這時也開始加緊了爭搶世界市場的步伐。
1597年，荷蘭的船隊到達了東南亞的爪哇，雖然一路上風濤險惡，當他們返回荷蘭時，原來一起出發的249人，僅僅隻剩下了89人，但是他們滿載著的香料，卻讓他們賺取了400%的利潤。整個荷蘭沸騰了！它迅速的點燃了荷蘭國內貪婪的欲火，一隊又一隊的荷蘭商船開始往返穿梭於西歐和東亞之間。在歐洲極受歡迎的胡椒粉、丁香、香腸衣、肉豆寇，以及印度布料、中國茶葉、咖啡和糖這些亞洲特產，通過荷蘭人縱橫於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遠洋船隊，源源不斷的輸入到了歐洲。
這種巨量的貿易差額為荷蘭帶來了滾滾財源，作為海洋新貴，荷蘭嚐到了殖民貿易的甜頭後，一發不可收拾，加緊了向遠東擴張的步伐。
1598年，荷蘭航海人士範?內克船隊遠航亞洲，在東南亞的萬丹，設立了荷蘭的第一個亞洲基地，就此，荷蘭人的商業觸角開始了向遠東地區全麵的滲透和擴張。
1600年6月28日，範?內克（Van
Neck）率領6艘艦隊從荷蘭出發，前往遠東。為了尋求與東方最大、最繁榮富裕的國家——中國，建立緊密的貿易關係，他接到上級指示：到達印度後，派遣其中兩艘戰艦，前往中國。
1601年，在範?內克打算從西班牙殖民者手裏搶走菲律賓的軍事行動失敗後，範?內克掉轉船頭，向著中國這個傳說中的國家開來。 9月20日，荷蘭船隊進入了珠江口，
29日，站在甲板上的他們，終於看到了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