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縣侯懋功妻賈氏，婚八月，懋功即商於外，四載，客死在雲中。櫬既歸，氏即飲酒未絕，姑力救之。臨汾縣孫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貿易，病故，時氏年二十三歲，子儀二歲，家貧無依，氏堅誌守節，針指度日，撫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終。稷山縣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貿易西隆，音訊杳然，存亡未卜，氏矢誌詩之，雖凍餒交侵而終生不易其守，歿時年七十六歲。翼城崔氏，張寶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於途，氏聞訃一痛幾絕，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覓地自縊。翼城張氏，史左信妻，婚後四十日左信即入秦行賈，未幾歿於涼州，氏誓不改適，苦節四十年。翼城馬氏，牛應龍妻，應龍商歿於秦，氏誓不再適。夏縣樊雲煥妻王氏，夫貿易五年不返，客死於外，氏年二十二歲，勉慰舅姑委曲承誌，守節二十九年卒……晉商在選擇妻子的標準上，以賢德為首，目的是使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外出經商。如祁縣富商喬氏始祖喬貴發，當年在包頭經商發跡後，年已三十多歲。他如果在包頭結婚很容易，包頭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選。但是他想：如果在包頭結婚後祖宗墳頭無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為好。其次，他考慮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個本分、賢惠的妻子幫他料理家務。喬貴發發跡後，恰巧有一個帶一小男孩的年輕寡婦程氏借住在他的舊居，原來此女年輕時曾與喬貴發有些戀情，借住喬氏舊居後便常去喬氏祖墳代為祭祀，算是對借住房的還報之意。喬貴發見到此女，心想若娶個千金小姐，不僅需雇人侍候，還擔心賺回錢來被她揮霍掉。如果娶了這個小寡婦，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了。於是便決定與程氏結婚，結果富商娶了個小寡婦。可見喬貴發在婚姻問題上的精明與講實際之處。
當然，富貴如喬貴發者，還娶小寡婦的，絕對是個例而已，一般來說晉商中的富戶豪族，其婚姻也是考慮要門當戶對。就以喬貴發的後代為例，其子弟多與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輩喬景僖妻曹氏為富商女，景儼委趙氏為太穀同知趙某女。映字輩喬映霄妻馬氏為富商女，喬映奎妻為大德恒票號掌櫃之妹，喬映輝續弦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璜妻馬氏為富商馬某女，喬映寰妻常氏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庚妻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經理閻維藩女，喬映南妻曹氏為太穀富商曹氏女。喬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喬是儀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儼女嫁太穀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書法家趙鐵山等。
但是，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並不因為有了錢就美滿。如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不久楊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菊秀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髁骨斷裂，終成跛腳。
民國十年（1921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的《民國畫報》第十七、十八期上，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喬映霞與劉氏的婚姻內情：喬劉二人是1917年經人介紹結識，並於這一年的農曆十一月二十結婚，第二年農曆十月三十生下一子。劉菊秀有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之間的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菊秀並未嫁林某，而是嫁給了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
該文作者最後還這樣作結論：“父母財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誌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雖是經商致富，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