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說：“在本體論的研究中，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伯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麵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因此，我堅持學術研究‘三眼’：深情冷眼、童心慧眼、平視之眼。隻有這樣，才能獲得這種與天地萬物平等對話和與中西大哲思想問答的精神高度。”王教授這一番話，是他多年苦心鑽研後對生命的體驗。他是醒著的李者。夢和理想，他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
在王嶽川教授的眾多著作中，我最喜歡他的近著《發現東方》。《發現東方》也是王教授整個研究過程中的又一次新的轉變。這個轉變我認為十分重要和必要。在學界抑或是在文壇，哪怕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審美趨向已相當西化。誰來揚救東方文化？誰來輸出中國文化？王教授在21世紀中西文化何去何從時，及時提出並構建了“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的兩大戰略思想，無疑是推動中國文化滾滾向前的。
拿王嶽』教授自己對《發現東方》的闡釋，是：“注重一個世紀西學進入中國以後，怎樣改寫了我們的思想和語言方式。並探討中國傳統資源，在後現代世界重獲闡釋的可能性。我不相信中國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在一百多年的曆史中就煙消雲散。而要采用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方法，考察中國文化哪些部分已經死亡了或永遠的死亡了？哪些部分變成了博物館的文化隻具有考古學的意義？哪些部分變成了文明的斷片，可以加之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中國文化作為中國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載21世紀獨特的中國本土精神，並對人類的未來發展盡一份文化重建之功。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的解讀，並不能‘發現’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文化輸出’和‘發現東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隻能在全球化和後殖民語境中，中國學者自己發掘出中國文化新精神，從而使中國文化不在新世紀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時，我們應該自己說話，使中國文化得以在新世紀的全球文化平台上‘發言’。”王嶽川教授從事學術研究20多年。他已獲過很多重要的學術獎項和多次出席國際會議。但他對自己的要求，似乎每一次學術上的轉變，都是從零起步。現在成果卓著、名氣很大的他，卻為人溫和，平易近人，對許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觀點和立場。這些天是國慶55周年的節假日，我步門未出，想著祖國的繁榮昌盛，心裏就想腳踏實地的幹些事情。於是我又重溫王教授的著作，觸摸他書中創造性的思想是一種快樂。然而這種快樂很快被腦海中，一個“獨釣寒江雪”的意象所淹沒。眼前出現一片冰天雪地，一個獨行僧踽踽地走在大地上，逼視著自己的靈魂，像荊棘鳥以胸刺血般地獨自反省和言說。這就是王嶽川教授給我的真實感受。因此，我認為無論學術還是音樂、書法，王教授都是博大精深的。如今依然年輕的他，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黃金時期。他讓我看到一個高遠、深邃又美好的學者形象，也看到了中國思想明朗的未來。
一個踏實、嚴謹、謙遜的學者—記洪子誠教授認識洪子誠教授有十多年了。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93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係召開的一個詩歌會議上。那時候洪教授儒雅又有些衿持，發言時聲音輕輕，卻很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當年我孤陋寡聞，並不知道洪教授具體研究什麼，抱著好奇心回到杭州後，我專門去圖書館找他的書。
我最早讀洪子誠教授的書，是1993年12月寒冬時節。從圖書館借回來洪子誠教授的《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和《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兩書時，心情特別愉悅。我喜歡洪教授行文的幹淨、清爽，更喜歡他在書中不斷有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語288詞。比如他在《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一書中說：“文學所關心的應是尋找靈魂歸屬的位置，創造一個使人的靈性得到發揮，心靈自由得到確立，生存個體從暫時的生存體製中得到升華的世界。”洪教授的這段話，對當時正迷惘的我十分管用。於是我很認真地讀完這部書，書中的某些“經典”，到如今仍能朗朗背誦。我想這關鍵在於作者在此書中，關注了作家的文化性格與精神狀態的緣故。它使我明白一個作家不能什麼都要，要學會放棄與堅守。
那年我讀完洪子誠教授的《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夂才知道洪教授是研究當代文學史的。他在書中說在‘十七年’及其以後幾年的時期，小說的題材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現實的農村生活，即‘農村小說’，一是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生活，即‘革命曆史小說’。”這讓我很快想起“三紅一史一歌”的小說，就是在那樣的創作背景中產生的。
其實，研究當代文學史並不容易。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一段時期，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比較弱。這對任何一個研究者都是一個難題。然而洪教授長期執教於北京大學，他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對當代文學史的一貫思考，在他早年出版的著作裏便已經綱要性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曆史過程。我雖然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是個外行，但很是期待洪教授有更多的著作問世。
1997年初，我在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偶然讀到洪子誠教授在香港青文書屋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便把它借了下來。書中第21頁有這樣一段話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調節、製約，在實施過程中，逐漸轉化為那些想繼續寫作的作家的心理意識，而成為作家的‘自我調節’、‘自我控製’。”此書主要關注作家的文化性格，精神態度；也關注體製、製度、文學機構、刊物、出版、作家經濟來源、作家身份、批評和“經典”審定程序等等的問題。這本書看似薄薄的，隻170頁，卻很有些分量。它幾乎形成了洪子誠教授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獨特個性與風格，也突破了製度化文學史的寫作模式。讀完全書我有些激動，很想與洪教授說些感想什麼的。但我人在美國，有幾年沒有與洪教授聯係了，連他的電話號碼也沒有，滿懷通話的希望隻得作罷。
我再次與洪子誠教授聯係上，已經是2003年春天了。那時正值“非典”時期，我一天天在家讀洪子誠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讀著讀著，便想著遠方的洪教授是否平安、康好。於是趕緊與洪教授聯係，寄上自己的拙著，寫上自己的電話和郵址，然後就期待著洪教授回信。幾天後，洪教授傳來了電子郵件。他說：“謝謝賜書。因我已退休，很長時間沒有去學校，書近日才拿到。謝謝關心，我很好。祝好！”自此，我與洪教授恢複了中斷幾年的聯係，心裏洋溢著溫馨與快樂。
2003年秋，我18歲的女兒被浙江大學公派到香港的大學去做交流生，正好洪教授的某個學生也在那裏的文化研究係任教。很多事情我都向洪教授谘詢、請教，聯係自然就多一些了。特別是我將女兒從香港傳來的文章轉傳給洪教授看後，得到他的賞識，讓我既高興又欣慰。他在2003年10月1日的電郵中說：“你的女兒的文章，確實寫得好。我讀過許多大學生的文章，雖然有的很有文采，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多是一些兒女情長，‘小資式’的小體驗和自我陶醉。你女彡[有這樣的關注，這樣的關懷，這樣的思考的深度，確實很難得。替我謝謝她的這些文字。”經洪教授這麼一說，我也對女彡[刮目相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