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生性怯懦，多年來與陳教授的交往並不多。除了給他寄我的新書，便沒有什麼聯係了。讀他書後的一些感想，一些觀點，也一直藏在心底，一年年積累。我知道陳教授很勤奮、很用功。他自小遵循“黎明即起”的古訓，為讓自己不睡懶覺，十幾歲時便苦讀得有點兒自虐。毎天臨睡前必喝一大杯白開水，不到“五更”，非醒來入廁，接著就披衣而起。他常常敲自己的警鍾：“千裏之堤，潰於蟻穴。”在他看來，睡個懶覺便是何等的墮落了。
2001年初，我買到陳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此書是大學中文係必讀之書。它打破了傳統文學史的寫作格局，將文學史知識壓縮到最低限度，以共時性的文學創作為軸心，在對具體作品把握和理解的基礎上，以文學史多元化的整合視角，對作品做出多義性的解讀與途釋，從而探究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行整合下曲折地延續、生存與發展的流程，力圖將文學史成為一部知識分子的靈魂史。顯然，這是一種陳思和在杭州文化史文學觀的體現，它所強調的是打破以往文學史一元化的整合視角，以共時性的文學創作為軸心，構築新的文學創作整體觀。書中有不少作家圖片，以及作家的簡介，讀之感到親切。
《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都是作者近些年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中，我對他那篇《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尤其感興趣。作者談到從抗戰爆發到1949後，到“文化大革命”這40年，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特殊階段。戰爭因素深深地錨入人們的意識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形態和思維方式。當帶著滿身硝煙的人們從事和平建設事業後，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著戰爭時代的痕跡。作者準確無誤地道出了那個年代，人們對外來文化的本能排斥。
《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講述了現當代名著12部。《狂人日記》、《生死場》、《電》、《雷雨》、《邊城》等，其中也談到文本細讀與文學史教學。關於教學，讓我想起陳思和自2001年9月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在半年時間內就做了兩件實事：一、改革係務，實行係務決策民主化和公開化。建立中文係內部局域網，將係裏所有決策計劃上網公布；將所有牽涉到職稱評定、出國講學、進人留人的事情全權交給學術委員會，由民主投票決定，再成立全體教授會，共同策劃係裏事務。二、課程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讀為核心的中文係課程計劃，計劃在中文係一二年級階段共開設20門原典精讀課程，讓學生掌握一套紮紮實實的“看家本領”，不講宏大敘事，老老實實讀文本。
陳教授的才能是多方麵的。除了教學上的改革，他還出任《上海文學》主編。這與他崇尚巴金有關。他說：“巴金不僅僅是作家，他還是出色的編輯家，編輯出版活動貫穿了他一生。”當然陳教授之所以受聘出任刊物主編，首先是對《上海文學》20多年堅持純文學道路的欽佩，其次是源於對把一生獻給文學的已故前任主編周介人的懷念。同時他有自己的主張與理念，並一定要像巴金一樣，給文學作者搭建一個好的平台。
第一次見到陳教授，是他來杭州“浙江人文大講堂”演講前。那天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我一下出租車，便遠遠地看見陳教授站在大廳裏等候我們。他與圖片上的形象沒什麼兩樣，但他的個子比我想象的髙。我們就坐在賓館大廳的咖啡廳裏閑聊，此時咖啡廳隻坐著我們三個人，很安靜。雖是第一次見麵，但彼此都有一種見過的感覺。
我女兒今年考上北大中文係，陳教授贈她一本《談話的歲月》。我們的閑聊就從我女兒的學習、彈鋼琴、寫小說開始，聊著聊著，時光不知不覺巳過去了兩個小時。陳教授第二天一早要演講，我們便起立合影留念。告別時我說明天我們一定來聽您的演講。”與陳教授見麵，隻感到時光匆匆。我滿腦子想著他一整套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如：戰爭文化心理、民間文化形態、潛在寫作、共名與無名等文學史理論新概念。本想與他好好探討，見到他時卻隻字未提，留下深深的遺憾。第二天上午“浙江人文大講堂”，近千名來自社會各界的觀眾，傾聽了陳教授關於《人文教育的位置》的演講。我與女兒都是第一次聽陳教授演講，隻覺得他的演講流暢、樸實又幽默風趣。什麼是人文教育？陳教授的觀點是沒有人文理想是不行的。什麼樣的教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人才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教育永遠是最重要的。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世界就是心靈世界，也就是人性的世界。”這些天我又從圖書館借回來了陳教授的《不可一世論文學》，及他與楊揚編著的《90年代批評文選》，很想讀他2004月4月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草心集》，該書有他為紀念母親去世而寫的《母親的手》。亦有他的導師賈植芳與師母感天動地的夫妻情，還有懷念杭州籍作家無名氐先生與論述魯迅的《野草》等。說起魯迅’我的思緒就跑得快。魯迅20年代不在教育部做官，靠賺稿費為生。《野草》是魯迅轉型期的作品。它的語言旋律與節奏感，使人感到時而鏗鏘、時而悠揚、時而跳蕩急促、時而舒緩沉重。這節奏感無疑是魯迅靈魂遊離了軀體的傑作。
記得陳思和寫過《三論魯迅罵人》一文，他對魯迅的了解與理解都是透徹的。他說：“我有時候總會情不自禁地感到慶幸：幸而中國20世紀文學有了魯迅，就如同歐洲的20世紀文學有了卡夫卡。後者在髙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中真實地感受到了壓抑與絕望，而前者則對本國的精英們夢寐以求的西方現代化的樣板左一為林白抱著深深的疑慮。似乎隻有魯迅才敢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意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意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一種哪兒也不向往，沒有第二的空間也沒有第二的時間，就隻是牢牢地粘在現實的土地上，與種種鬼魅死纏爛打，並由此，升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靈魂。”這部《不可一世論文學》的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作家心跡探討，有論述王安憶、閻連科、張煒、莫言、韓少功、林白的小說。下編：跨越世紀之門，是一些“序”文。
也許我秉性中有對“惡魔”的喜好，所以一看到書中有兩篇題為：“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與“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便產生極大的興趣。於是一口氣讀下來，隻覺得作者的筆力，力透紙背。應該說，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惡魔性⑷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與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都具有一種“惡魔性魔鬼”的對應結構。
然而在中國的“惡魔性”小說裏，作者夠敏銳、夠具審美力地指出：“關於惡魔性的審美因素及其精神構成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還遠遠沒有充分地展開，閻連科與張煒的小說所呈現的惡魔性因素都僅僅在原欲(原型的欲望〉的層麵上有所涉及，還沒有達到西方現代文學具有的令人顫栗的深刻程度，諸如‘惡’的人性因素、罪感與懺悔、複仇與恐怖等等”。
我十分喜歡這兩個“試論”文章，不僅因為作者寫得完整而精當。主要還有一種對“中國式惡魔”的探尋。這一探尋，其路便無限寬廣。大大顛覆了從前古老中國文化中的人性理論，也顛覆了幾十年來支配中國社會的信仰、倫理、人文以及種種意識形態。
收在《不可一世論文學》的奠言論，雖然隻第一部分，但作者嚴謹密實的論述，似乎讓我大氣不喘地一口氣讀了下來。以我之見，此論述頗與莫言文風相融。它驅使我們要去看莫言那些來自民間的充滿惡意、卑劣和愚蠢的小說世界。而《林白論》，讓我感到親切。作為一個男性學者，能夠如此站在女性的角度與立場，來論述女性作品、理解女性，著實不多。那種對女性的深深理解，讓我想到從小與母親、妹妹生活在一起的作者，對女性的苦難、-女性的堅韌是早有洞察的。我想隻有站在女性的角度與立場上，論述女性作品，才不會“隔”，才能呼吸到從女性生命底蘊中喚發出來的芳香。
陳教授的學問很大，功底很紮實。他既是一個海，又是一片森林。我在海裏像海綿一樣吸取營養，又徜徉於森林中呼吸氧氣。我想倘若再過上一百年，他的這些作品仍然會像古老的銀餐具那樣，成色依舊純正地展現著它的分量。這是一種感覺，來源於他的博大精深，來源於他對中國文學的著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