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潔說他們的確是坐著好好喝茶，連酒都沒有碰。到於潔真要走時，我的同事留她住下，繼而懇求她，並向她保證說自己睡廳裏，絕對不會有事的。於潔經不住他纏，勉強答應了。我的同事把她送進臥室，承諾他絕對不會做傷害她的事，讓她安心睡覺。於潔也就真的在那個老婆不在家的男人房間裏安心睡覺了。但她卻怎麼也睡不著，至少在潛意識裏她覺得這似乎有恃常理，至少不是合理的情節。於潔的感覺是對的。後來我的同事終於敲門問可不可以進去？於潔說她當時的確是不知所措。但房間是他的，她不可能把主人拒之門外。於潔對我說“那個夜裏我們把什麼都做了。”說這話的時候她是那樣的開誠布公和大義凍然，但我敏銳地發現她的神情卻不同步地閃現過一絲黯然。我說：“你不至於又後悔了吧？”她想了想說：“後悔倒說不上，隻是我被他打動了。說真的，一開始我並不想和他怎樣，但有過那一夜我就愛上他了。我是第一次經曆。我是認真的。所以我特別特別的難過。”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難過”？既然動了心又沒為自己的行為後悔，還有什麼可難過的？但我聽她說到“難過”，我的心竟也跟著難過起來。也許是我處在情緒低潮，容易感應別人的悲觀情緒。但我還是寬慰她說：“你這麼好，他不珍視你他是傻瓜。”於潔卻立即否定我說：“不，他對我挺好的。每個周末都帶我出去，為我買這買那的。每天早晨送我去上班前都要吻我。我塗過了口紅，他就用紙巾輕輕地為我擦去再吻。”我說：“可見這就是真情了，要我肯定是不願那麼麻煩的。”於潔笑得十分開心，隨後又感傷起來。於潔說：“他給我看過他妻子的照片，她在美國，挺漂亮，也挺憔悴。他說他很可憐她，但他又不願放下現在的工作跟她去。”我問於潔：“你問過他如果現在他妻子也在北京，他愛你還是愛她？”於潔點點頭，說：“我當然問過。他說他很為難，沒法回答。因為從理論上說那樣他就沒有機會和我發生這樣的事了，他愛她，而且他很看重他們的家庭。”我心說得了吧，會一點偽善的男人都會這麼說。但我不想在於潔麵前點穿。當時我狹隘地認為亍潔肯定會在這件事上吃苦頭。她的情人既說了他“很為難”就足夠了。這個“為難”不就是說他在兩個性愛對象之間難作選擇嗎？更刻毒地說也許是因為他妻子不在臨時拿於潔作替代。因為同樣從理論上說，如果是忠貞不渝的愛情就不會在兩者之間徘徊，就不“為難”了。於潔問我：“如果是你，碰到這樣的事會怎樣？”我說：“我不會碰到這樣的事。”於潔說：“我是說假如。”我知道這個問題看於潔的麵子是必須回答的。我想說我會退出，轉身就忘了他。但我清楚那不容易。所以我想這類事情隻有不遇到最好。於是我信口說：“如果我碰到了，我就按自己心意愛他個你死我活。”沒想到於潔馬上給了我一句：“如果我是你多好啊！”
回房臨睡前於潔感慨地說：“我這個人總是追求完美，所以能打動我的人真的不多。第一次愛上一個人，人家還有妻子。而且關鍵是無法確認人家對我的情意綿綿是否就是我所追求的愛情。”我不同意於潔的說法。我說：“就箅你能確認對方懷著對你的滿腔愛情，但人家妻室健全，你也會那麼義無反顧嗎？”於潔說：“我想我可以不在乎。”我想起了大學時代我們班的一個經典笑話。我們班一位女生和經濟係女生卷進了三角戀愛，正逢期末考試，在複習迎考的緊要關頭，我問我同學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什麼？她脫口而出：“一人一個！”我對於潔說事實上我同學麵對愛倩中出現的多元化因素妙手偶得的“一人一個”理論要比她的“不在乎”理論務實可靠得多。因為如今十幾億的中國人都身體力行著這個理論，難道十幾億的中國人都錯了就她一個人對不成？於潔被我這麼一問就沉默了。半晌幽幽地說“我總以為自己不笨不傻，但在生活中卻屢屢受挫。”我問她：“你的血型是A日型嗎？”於潔好奇地反問我：“你怎麼知道的？”我說胡猜而已。我說像你這樣的走到哪裏看上去都是風風光光熱熱鬧鬧，其實你的內心很可能是孤寂的。你總覺得自己聰明，但總在自己放的石頭上絆了腳。於潔突然用敬畏的眼光看著我說：“聽你這麼說好像你跟我生活了一輩子似的。怎麼能說得那麼準啊？”我謙虛地說：“不過是泛泛而論，當不得真的。我倒是想起了一個人，她和你同名，也叫於潔，也是A日型血。但你們確確實實是兩個沒法同日而語的人。”
顯然於潔好奇心上來了，她興奮地巧我：“那個於潔在哪兒？可以見見她嗎？”
我說：“不容易見到她了，她在監獄。”
2另一個於潔
直到於潔被逮起來我們報社的人才注意到原來身邊一直有這麼個人物存在。
我的意思很明白，我們從來沒把於潔當壞人，甚至沒把她當外人，當然也沒把她當什麼重要的人。我自己是把她當同事和朋友的。我承認我階級覺悟不高。最後於潔因詐騙罪入獄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我是打心眼裏為她難過的。於潔在獄中給我寫信，上麵有“如今我身陷囹圄”這樣的句子，我讀著的情緒大概和她寫下這個句子時差不多的悲傷和無奈。於潔在一次托人偷帶出來的信中告訴我監獄中往外寫信一次隻能寫一頁，而且得經過隊長審閱。那麼隊長顯然沒有審出這個句子有什麼不妥？於潔文化程度不詳，但顯然文化不高，她的隊長這方麵估計跟她半斤八兩。我讀到於潔“身陷囹圄”的句子馬上就笑了，我笑得要死，直到流下了眼淚。
於潔是十年前經人介紹到我們單位做臨時工的。按照慣例到我們這樣的機構即使做臨時工也是需要經過嚴格政審的。但介紹於潔進來的是一位有三十年黨齡的老同誌，而且還是一位有頭有臉的知名記者。如此，全報社對於潔的背景竟無一人細加過問，甚至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一問。難以想象整天關注世界大大小小變化又惟恐天下不亂的記者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有時竟是如此的漫不經心和粗枝大葉。這樣有過“前科”的於潔就順順當當地進入了我們單位。我能想象當時於潔在心裏恐怕不知怎樣為自己舉杯相慶呢。好在於潔進入我們單位後並沒有企圖開展破壞活動，估計她也沒有向境外分子出賣機密的打算，而是兢兢業業地擔當起了一個類似編輯助理的角色。當時的於潔很可能是把這樣一份工作當作自己的人生轉機的。憑良心說，於潔的工作是出色的。那時她被安排在攝影編輯室，做的是整理資料、寄發稿費、跑車間等活。特別是跑車間，於潔堪稱一絕。誰都知道車間的師傅不好糊弄，技術好的師傅平日裏就要注意籠絡，沒有抱了膠卷、底片現找去的。
於潔卻神，也不知使的什麼招數，多急的活兒，多難對付的師傅，她一去準成。和她工作上有接觸的人都說她有眼力見兒，腦子夠用。對新聞於潔也像民間政治愛好者一樣有一種無師自通的天陚。特別有意思的是一到開黨的會議或有重大新聞事件需要突擊報道，於潔永遠是自覺主動地留下來加班，這連一般編輯都很少有人能及時反應過來要這麼做。那時攝影編輯室一水的小夥子，大家不僅把於潔當好同事，甚至多多少少有點兒寵著她。我想他們如果一開始就知道於潔其人也許不會這樣，他們肯定還會有一些本能的厭惡與提防。而且如果於潔的真麵目一旦讓我們單位窺破，你想我們單位哪還能用她？明擺著外麵好人多得是。但好在我們誰也不清楚於潔的底細，這樣她就有機會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麵在我們中間重新做人，展開一段嶄新的人生。況且我們那兒在全球範圍都說得上是人員組成層次不低的環境。於潔在這個環境中再度起步肯定是她一生中最輝煌的階段，或者說是她開始了最輝煌的人生階段。這也許是連於潔本人都不曾料到的時來運轉。
我認識的於潔倒也不是喜形於色的，相反她顯得有點矜持。現在我也琢磨不透她憑什麼矜持。我記不大清自己是怎樣和她認識的，肯定是特別平常，就像學校開學同學相互認識那樣。我是越往後越注意她並和她走得比較近的。那一年分到我們報社的大學生不多，女的就我一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我的工作性質接近於潔，介乎正式采編人員與打雜的臨時工之間。那時的領導和現在的領導工作作風很不相同，對部下很容易就頤指氣使，有幾位資深編輯用我就跟使喚丫頭似的。當時我的涵養還很不夠，心裏會覺得委屈。但我無意中發現於潔在同樣被人支使時卻總是欣然應命。除了事情辦得好，臉上的笑容也時刻甜美燦爛，讓人感到請她做事是看得起她，是給她機會。當時我糊塗到根本不知道於潔隻是個臨時工，我和她根本就不屬同一階層，相反我卻很感佩她的委曲求全，甚至還暗下決心要向她學習。當然最終我還是領悟到了學會委曲求全本身就是資本，這是後話。到第二年我的地位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是又有大學生分來，打雜的事由他們分攤；二是新上任的社長是位風雅文人，因為我能寫幾筆毛筆字對我另眼相看。我在社長大人的親自關懷下分管文化藝術領域，而且我采寫的稿件從此“原裝”刊出。因為年輕，我對平步青雲竟習以為常，處境一好馬上就飄飄然起來。於潔顯然把我的春風得意深深地看在眼裏。她就在那個時期非常主動親切地來接近我。於潔給我的感覺是她非常關心我，幾乎無微不至。那會兒肯幫我的人很多，我根本用不上她。但為不辜負她的好意，我還是把手上不怎麼樂意做的小事情分一些給她。我以為於潔不過是趨炎附勢，很快發現是我把她看淺了。如果趨炎附勢於潔可以直奔領導，和我耽誤什麼工夫？我猜測於潔或許是把我當成了她所追求的生存狀態的範本了，而且在她的想象中肯定是比我當時的實際情況還要好的。其實在我風光十足的背後多少是有不如意的，於潔看不到。
那一陣我有了很多外出采訪的機會，而且都是些令人神往的好地方。我下處在貪玩的年齡，又有社長大人做靠山，所以挑的不是沿海便是名山大川。我知道於潔是打心眼裏羨慕的。每次我出差回來，她總要仔仔細細地詢問我行程狀況，從怎麼買票到住什麼地方看什麼風物見什麼人采訪什麼題目統統問到，好像她隨後也要照樣走一趟。因為她問得饒有興致，我也就答得十分周詳，帶點兒賣弄也免不了。我們兩個都為此興奮不已。但當時我並沒看出於潔事無巨細地詢問我的差旅並不僅僅因為她心向往之，其實是她對自己手裏做著的那一份活兒已經很不滿足，很不耐煩了。
後來我和於潔終於逮著機會一道做了一件大膽到忘乎所以的事情。
因為於潔總向我打聽出差的事，我就頭腦一熱有了哪次出差帶上她的念頭。這件事操作起來竟比設想的還要容易。不久就有一份邀請函寄給我。一個海濱旅遊勝地建成一座聲光電的民俗宮即將剪彩開業，希望能撥冗前往報道。事情是小了點，但地方很有吸引力，而且對方注明包車費食宿。我靈機一動，馬上就想到可以帶於潔一起去。說出來很簡單，於潔稱病在報社請兩天假，再打電話續三天假，偶一為之，絕不會不同意的。然後她以攝影記者的身份前往。一個報社去一個文字一個攝影記者不僅正常，而且顯得我們對對方相當重視。報銷我也想好了。於潔享受我的“全包”，而我回報社正常報差旅就完了，一切都合情合理。稍稍麻煩的是這麼一來為對方寫的稿子就成了“關係稿”，不便小題大作寫成文章拿報社發。但“關係稿”也有“關係稿”的處理辦法。我可以找家朋友或同學所在的報紙發個豆腐塊，寄給主辦單位。想必主辦單位事情一過也不會記得我們是周報的還是日報的。對自己報社我肯定也不能花了錢不出活兒。這同樣好辦。我可以在當地訪個把行業主管，請他們高屋建瓴地談談發展旅遊對發展經濟的作用，或者十年二十年思路及展望一類，把民俗宮開館作個新聞由頭，也可以對付一篇。這種一村一店的稿子視角雖然小了點，但與“深人基層”沾邊，隻要自己不難為情，主編睜一個眼閉一個眼給你上了版，別人也說不出什麼。我知道我所費的這些心機於潔都是明戲的。於潔從來是一個“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的人，說她“投桃報李”都不怎麼準確。我倒不為圖她回報，但她肯定是十足地領情的。
帶於潔出去，我算是真正看到了“機會”能給一個人帶來的快樂。這肯定是於潔有生以來頭一回舒舒坦坦享受公費旅行。從我在北京站見到她起她就是一副珍惜分秒好好品味的樣子。我記得那天於潔打扮得很利落，牛仔褲，白棉布襯衫外罩黑色小羊皮背心，頭戴一頂紅格鴨舌帽，一反她平常雕琢又不十分入流的樣子。她告訴我衣服和帽子都是新買的，問我好不好？我嘲笑說真舍得投資。於潔一點不受打擊。她的這身裝束一到目的地就顯出威力來了。於潔背著借來的正經攝影記者根本不用的富士卡相機，拿著銀燕小閃光燈，但居然沒有一個人懷疑配這種裝備的怎麼可能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報的攝影記者？相反於潔一路極能給人好感。我們兩人無論是搭檔采訪還是隨團遊玩，別人對我們總是提供一切便利和優惠，而且態度友好熱情得出人意表。我們走在一起也總有人會主動加入進來。相信於潔和我同樣淸楚這些友善產生的根源。我們都聲色不露地沾沾自喜。有了這份默契，我們在一起時的魅力更加銳不可當。但我發現於潔比我強的是她單獨活動也能所向披靡。特別讓我驚訝的是有一次拍攝領導和貴賓參觀民俗宮時於潔的小銀燕顯然讓她露了怯，但給於潔打燈的居然是穿MTV攝影背心的正宗中央電視台記者。這實在不能不讓我對於潔小姐刮目相看。直到這會兒我才有機會反省一下我和她在一起時得到的那麼多青睞原來大部分股份應該是她的，也許我多少有點像“狐假虎威”裏的那隻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