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常對我的學生說，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有個很好的學生，叫趙文興。趙文興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孩子，是憑著一股子勁兒從農村裏闖出來的。剛做我的博士生時，趙文興對我很敬到了畏的程度。第一次見麵時，他從頭到尾直挺挺地坐在那裏，緊張的連話都不會說了。我每說一句話，他都恨不得趕緊在小本本上記下來。當時，他還不了解我，不知道該如何同我打交道。結果，他越是小心就越出錯。
1982年，趙文興要去西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臨行前，他把準備在這個會議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拿給我看。文章寫得很好，但我一眼就發現他把我的名字署到前麵了。這篇文章的整個觀點倒是我的，是我在英國時就想到的問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去做，沒有得到證實，我就把這個題目交給了趙文興。是趙文興成功地做出了這個實驗，又是他據此寫出了這篇論文，因此，這篇論文的署名理應是他在前我在後。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名字的順序改過來了。
趙文興是個實在人，回去後他越想越覺得心裏過意不去。他認為自己隻是做了一些實驗工作，證實了導師的觀點，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導師前麵他總覺得不應該，就又把名字的順序改了回來。定稿時，看到他又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麵了，就引起了我的重視。我想，署名的事情看起來很小，但實際上很大。做導師的人在署名的問題上應該十分嚴肅，不能仗著自己是導師，就不管做沒做工作也要往上署名，不管做沒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麵。這種署名是丟人格的，是不值錢的，是會對自己的學生產生不良影響的。我們做導師的應該用自己的行動向學生證實這個道理：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於是，我把名字的順序重新更改過來,很嚴肅地對趙文興說，學術文章的署名不應該有長幼尊卑之分，應該具有科學的態度。這項研究從實驗到論文都是由你來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當然應該署在前麵，請你不要再改動了。
後來，又是因為署名的問題我朝趙文興發過一次火。那是趙文興在做另一篇論文的時候。這篇論文也是基於我的觀點，由趙文興做的實驗，寫出的論文。但因為其中存在著一些有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在發表時趙文興就十分謹慎。他與副導師經過反複商量之後，從不給我增添麻煩的角度考慮，決定不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了，隻以趙文興自己的名字來發表。我不了解這其間的隱情，所以當我看到這篇文章後十分生氣。我認為趙文興在署名問題上仍然缺乏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立刻把趙文興叫來責問。當時，趙文興看到我發火了，就緊張起來。他本來就是個老實人，不是很善言詞的，心情越緊張就越難以解釋清楚，結果裝了一肚子委屈走了。後來，還是趙文興的副導師把情況向我解釋清楚了。了解到實際情況後，我對這件事很後悔。我想，我應該向趙文興道歉，盡管我是他的導師，但是導師有錯更應該主動承認錯誤，這不是麵子問題，這是做人的問題。所以，我專門給趙文興寫了一封向他道歉的信。我在信上說，是我錯怪了文興同誌，自己當時的態度是過於激烈了，希望文興同誌不要多心，還請文興同誌多多原諒。
長春光機所現任所長曹健林是繼我之後的第四任所長，也是最年輕的一位所長。我現在是長春光機所的名譽所長，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長。我總覺得從某種角度來說，今天的曹健林恐怕比我當年創業時還要難。
當年，我創建光機所的時候雖然科研基礎差，人力物力匱乏，但畢竟那是一個傾全國之力支持科技發展的年代。那時候，隻要是科研需要，黨和上級領導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搞電子顯微鏡時，說需要有一台電子顯微鏡做參考，一下就把武漢微生物研究所剛進口的一台電子顯微鏡要來了。說需要人，與電子所打個招呼，當即就把剛從德國學成回國的黃蘭友先生留下，立刻就投入工作幹起來。搞國防科研的時候更是全國一條心，需要什麼支持就有什麼支持，需要怎麼支持就怎麼支持。而且，那時候我們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專家，在領導層中還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響的，講話還是很起作用的。記得我們研製電子顯微鏡時，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同誌擔心是否搞得出來。我說，起碼不會比21年前世界上第一台電子顯微鏡壞，我們應該能搞出來，應該能取得這個勝利。領導就立刻給予我們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