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同了。曹健林當所長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興起。而科技體製改革的第一批就有長春光機所。長春光機所作為中科院的改革試點單位，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國家改變了原有的撥款製度，大量削減事業費，吃了幾十年皇糧的光機所，說斷奶就一下子斷奶了。麵對撥款製度改變後的嚴峻局麵，維持偌大一個光機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健林的主要工作了。曹健林需要思考許多對我們這些中國科學家來說曾經是十分陌生的課題：他要考慮如何帶領這麼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慮如何才能既保證光機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單位的基本性質和科學水平；他要考慮市場，要以市場為導向；他要考慮經濟效益，要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他還要考慮從事高新技術研究和產品開發的新思路。而這些還僅僅隻是一個方麵，對曹健林來說，也許最難麵對還是在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下知識分子群體的意識分化。市場經濟在知識分子麵前展開了一個充滿了誘惑的世界，而市場經濟的日漸活躍，又逐漸淡化了主流意識形態，這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改變了自己的價值取向。他們開始拒絕傳統知識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貧了，他們變得越來越現實，越來越無法專注於眼前的事情了。
對曹健林來說，要應付眼前這所有的一切，實在是過於沉重了。我很體諒曹健林的難處，總希望能幫曹健林做點什麼，每次見到曹健林，我總要問一問：“你看還需要我做點什麼？”如果有能幫上忙的事情，我就會盡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健林來北京找我。我知道他肯定有事，但他卻吭吭吃吃地繞了半天也沒說明來意。我覺得很奇怪，曹健林從來不是這樣的。當年，他剛從國外讀完博士回來時，根本不認識我就敢冒然闖進我家，請我出麵支持他申請“863計劃”中的一個科研項目。那次，他申請的是有關X-射線膜層方麵的研究課題，這個項目人家花了幾十萬，他說我隻要一萬元，保證把這個課題做出來！我被他的熱情感動了，通過交談，我相信他具有這個能力，所以我當即提筆為他寫了推薦信。結果，他果然隻用了一萬元就把這個項目做出了。我想，曹健林是一個習慣明確表達自己想法的人，他這個樣子一定是有難以說出口的話。我突然想起，眼下正是推選中科院院士的時候，我是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在院士的評選中能夠起到一些作用，曹健林一定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我默默地注視著曹健林，突然開口對他說：“說吧，你想給誰說情？”
曹健林當時就愣了，他沒想到我會主動把話挑出來，就一五一十地對我說了。他果然是為推選科學院院士的事專程來找我的。站在所長的角度，曹健林想在這次院士推選中為所裏多爭取一個名額。他說臨行之前，他們所裏幾個領導商量了一下，覺得推薦的這個人是我的學生，我很有可能會破例同意給使點勁兒。
聽了曹健林的講述之後，我很久很久沒有說話。我有些不知道該怎麼對他說才好。我不想傷害他，他有他的難處，況且他也不是為了自己。隻是他不懂，他這是給我出了個天大的難題。我曆來鄙薄把社會上的關係學帶到科技界的做法，曆來鄙薄科技界中以師承關係相互照應的不良風氣，我自己怎麼能這樣做呢。孟子說，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既然我告訴我的學生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我就得自己先做正這個人。否則，我還有什麼臉麵做他人的導師呢！沉默了很長時間，我才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很真誠地對曹健林說，我想告訴你一句實話，不知你聽了是否會相信。我說，你知道嗎？在現在的中科院院士中，有10個人曾經做過我的學生，但是，他們這些人卻沒有一個是由我提名而當選為院士的。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向你解釋清楚這件事，我隻想請你答應我，今後不要再向我提這樣的要求了好不好？我很珍惜自己的這份權利，我想請求你讓我把這個權利留給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