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茅廬”是鬱達夫事先想好的風雅名字，但後來與實際不符。不過他皺了幾天眉，還因馬君武先生來杭之便，硬是要他伸了風痛的右手，替新樓寫上了。然後橫額一塊掛在大門上。
本來花了這麼多精力造好的房子，應該是夫妻恩愛兒女滿堂，並且是”談笑有鴻懦，往來無白丁“的理想居所，可他們僅住了3年，夫妻就出現了裂痕。於是鬱達夫又想到了莫幹山，隻是找不出理由一個人出門。後來鬱達夫在吳山。他說吳山的好處雪中聽濤亭劍池旁的涼手杭州城裏找到了最理想的去處-是在它的近，並且遊人稀少。鬱達夫把吳山看做他的野外情人，實際上他是把吳山代替了莫幹山。他說：”凡遇到胸懷悒鬱，工作倦頹，或風雨晦瞑，氣候不正的時候，隻消上山走它半天，喝一碗茶兩杯酒，坐兩三個鍾頭|就可以恢複元氣，颯颯地回來，好像是洗了一澡。“我讀的杭州華藏寺巷小學就在”風雨茅廬“旁邊，那時候（…劣它已是橫河派出所的辦公房了。
接下來抗日戰爭爆發了，抗日救國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鬱達夫在家裏再也呆不住了，他積極投入到抗閂戰爭中去。1938年初鬱達夫到武漢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當掛少將銜的設計委員時，在交際中認識丫國民黨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馮玉祥將軍。隨後他跟戰地工作團赴台兒莊，在台兒莊他寫了《黃河南岸》一文，記述了第一戰區的情況。
1938年夏鬱達夫赴福建，應陳儀之邀做抗日救亡協會主席，組織救援宣傳工作。12月，鬱達夫令王映霞把母親和孩子托付給其他人照顧，讓她和大兒子鬱飛乘車赴福州。其實這時候鬱達夫已和新加坡《星洲日報》的老板胡文虎商議好，到那裏去任職。1938年底，鬱達夫匆匆吿別朋友帶著妻兒，到香港轉乘意大利郵輪赴新加坡了。
三、分道揚鐮應該說初到新加坡，鬱達夫與王映霞都想重新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可鬱達夫這種天生的文人性格和氣質，情緒變化特別快。生活稍微安穩一些，他又開始折騰了。首先他發起創辦了南洋學會，接著又與學會同仁去印尼廖內旅行。當時王映霞要求一起去，遭到了鬱達夫的拒絕。王映霞雖然沒有去成，但生性不愛屈從的她，毅然自己去了印尼廖內，並在那裏的一個朋友處教了幾個月的書。等到她回新加坡，報上早已登過了她”不別而行“的消息。這當然是他們夫妻間的又一次裂痕。
然而真正讓他們分道揚鑣的，是鬱達夫的《毀家詩紀》。《毀家詩紀》共有七絕七首，七律十二首，後附《賀新郎》詞一首，為鬱達夫1936年初到1938年冬陸續寫成，是他們倆感情分崩的詩史。我想如果這些詩不寄出去多好，不寄出去也許他們就不會離婚了。可鬱達夫寄出去了，還偏偏寄給一個不講道德的文商陸丹林。陸丹林當時如獲至寶，很快把它發在香港《大風》旬刊第30期上。陸丹林得到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卻很快破壞了鬱達夫和王映霞本來已岌岌可危的家庭。
1939年冬《大風》旬刊寄到王映霞麵前的時候，王映酋確實有如晴空霹靂，她實在受不了。經過多少個沉思默想的日日夜夜，終於決定離婚回國。一場婚姻就這樣結束了，三個孩子統統歸鬱達夫撫養。後來王映霞在重慶與一家輪船公司的經理鍾賢道先生結婚，生有一兒一女。
1941年冬，鬱達夫把兒子鬱飛托給重慶陳儀撫養。陳儀把鬱飛交給他的女兒陳文瑛照管，陳文瑛一直照管到解放後。1948年陳儀任浙江省省長時，鬱飛考入浙江大學外文係。
1942年2月在新加坡被日軍攻占前，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成員（鬱達夫是執行委員和文抗主席，胡愈之在宣傳部任職\撤向印尼的蘇門答臘島。由劉武丹先生雇小船，鬱達夫和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後任中共駐印尼大使）、張楚琨、汪金丁、高雲覽《古域春秋》的作者等同時坐船。
1942年6月2日，他們到達鬱達夫後來犧牲的地方一一巴爺公務。胡愈之見鬱達夫始終穿著一套破西裝，於是他們幾個為隱蔽身份，合開了一個”趙豫記酒廠“。鬱達夫是法人，張楚琨是經理，胡愈之當會計。
1943年，鬱達夫在印尼娶了一個被他戲說為”婆陀夫人“的何麗有，何麗有在1944年夏為鬱達夫生了一”兒子，在1945年鬱達夫犧牲後的第二天生了一個女兒。那時候鬱達夫一邊被迫給日本人做翻譯I一邊掩護左翼的同行和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