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後猜想，這事兒可能是我們自己有點大意了——因為我們實在太自信啦。試想，我們有梁山伯廟，有梁山伯墓，就連當年祝英台從上虞坐船到寧波上岸的渡頭也還保存著。再還有，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裏銀心丫環對祝英台說的那一句台詞：“小姐，來此已是胡橋鎮，請小姐出轎!”這“胡橋鎮”，不就是我們寧波的高橋鎮嗎?所以，我們寧波是“中國梁祝之鄉”是板上釘釘的事，我們的問題不是去申報“中國梁祝之鄉”，而是應該積極去聯合國申報“世界梁祝之鄉”。誰知“世界梁祝之鄉”的事兒八字沒一撇，“中國梁祝之鄉”的桂冠卻讓河南人捷足先登，先摘了去了。
努力把故事編圓
確實，作為“中國梁祝之鄉”，我們寧波的底氣是最足的。但在具備諸多“硬件”之後，有些工作我們是不是還應努力去做?
比如，筆者曾多次去梁山伯廟、梁山伯墓考察，也請教過研究梁祝的專家，像中國梁祝文化研究會會長周靜書先生、鄞州區文聯主席麻承照先生、梁祝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秉令先生等等——我記得自己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此梁山伯是否彼梁山伯（即曾當過鄞縣縣令的梁山伯和傳說、戲劇《梁山伯與祝英台》裏的梁山伯）?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但我回來後仔細一想，問題又接踵而至：照此說來，夢醒後跑到上虞祝家莊去向英台求婚的是已經當上了我們鄞縣縣令的梁山伯囉?
不是的。
為什麼說不是呢?且看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裏的“勸婚、訪祝”一場戲：先是祝英台一邊默坐繡花，一邊因思念梁山伯而“內心露出喜悅”。一會兒她爹祝員外上場，向她宣布道：“今日媒人我家來，為父將女兒親事配。”英台問：“爹爹將女兒配與誰?”祝公遠答：“他就是有財有勢的太守之子馬文才。”
緊接著梁山伯上場，他是來祝家求婚的。英台要見老同學梁山伯，祝員外不同意，於是父女倆就發生了一場“激辯”：祝英台希望爹爹“應念長亭親許”，且“有師母為媒，玉扇墜為聘，於禮無虧”。祝公遠振振有詞地說：“豈不聞婚姻大事當由父母做主!”又說馬家乃是簪纓世家，閥閱門第，他們梁家又算個什麼?祝英台馬上反駁，說：“那梁家雖屬貧寒，也是清白人家。”
說到這裏，我們已可確定，梁山伯到祝家求婚的時間，是在杭州學業結束之後、被朝廷詔為鄞縣縣令之前。
因此，不由得不讓我重新去審視前麵所提到的那個問題：此梁山伯是否彼梁山伯?按目前我所見到的資料，都是說梁山伯在當縣令之前便“積鬱成疾，吐血而死”了，因此這廟裏供奉的，這墓裏埋葬過的，便應是書生梁山伯，而不是縣令梁山伯。不知別人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反正當我在梁祝公園徘徊時，始終會為我們沒有把這個故事編圓而遺憾。
當然，你可能會說，我怎麼能將傳說與曆史攪和在一起。是的，這個道理我知道，我隻是說要把故事編得更圓一些而已。
因此，我多麼希望，我們能重起爐灶，組織力量，搞一部寧波版的《梁祝》——
比如說可以從我們最拿手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開始。反正是戲說，為什麼不能讓梁山伯先當幾年鄞縣縣令，像傳說中所介紹的那樣，讓他為鄞縣百姓多辦幾件好事，功成名就之後，再去杭州回訪老師，向老師報告畢業後的行蹤，向師母述說寂寞之苦，並提出去上虞走一趟的設想，然後再引出他師母的那一段對白與唱詞：
（白）山伯，你來!
（唱）英台與你同窗共讀有三載，她的心事你可明白?你此去是否訪英台?再問你，她到底是男還是女裙釵?
可歎這位書呆子梁山伯，以前真是心無旁騖，不是忙於讀書就是忙於政務，直到此時，他才先是“呆若木雞”，再“驚喜萬狀”，說：“啊!英台原來是個女的……”然後就回憶起以往這個小九妹對自己的種種暗示，開始迫不及待地想前去訪祝、求婚了。
隻是，晚了。他的對手是誰?是太守之子馬文才呀。照舊製，太守可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比縣令要高得多，氣派更要比他這個小小縣令大得多，就如川劇《梁祝》裏為馬家做媒的邱媒婆所描述的，那馬太守端的是“論富貴勝過王侯”，家中“盡是走馬轉角樓……象牙榻，翡翠屏，金子觀音，還有一個玉石雕的猴。馬太守未出堂，先就聽到他嗯——哼!咳一聲嗽……腳踩的紅氈都有寸多厚，坐在那逍遙椅上，哎呀，像個閻王，叫人見他就生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