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輯書人書事 7.2006年9月一個尚未畫上的句號——讀《江亞輪慘案》
人類所遭受的災難與精神領域的收獲總是不成比例的。美國評論家奧茲與夏皮羅就認為：“以災難性事件為焦點的佳作，通常需要多年時間的醞釀沉澱才能出現。”評論家作出這個論斷是有一定根據的。以沉船災難為例，通行的所謂“世界五大著名沉船災難”分別為1545年7月19日的瑪麗·羅斯號沉沒，700名乘客中隻有不到40名幸存；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號豪華郵輪被冰川撞沉，有1517人喪生；1915年5月7日被德國魚雷擊沉的路西塔尼亞號上，有1201人罹難：1941年5月被英國海軍擊沉的俾斯麥號郵輪上的2200名乘客僅115人生還；1982年5月2日被英國皇家海軍發射的兩枚魚雷擊沉的貝爾格拉諾將軍號，有300人遇難。至今這五大災難事件除有電影《泰坦尼克號》（舊版為《冰海沉船》）麵世之外，其他文藝形式的佳作尚付闕如。而發生在1948年12月3日滬甬航線上的江亞輪爆炸沉沒慘案，罹難人數達2300名之多，超過上述世界五大著名沉船災難中的罹難人數，因此它引起世人的格外關注也在情理之中。在這個世界最大沉船災難發生6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由我市作家蔡康先生所采寫的長篇紀實文學《江亞輪慘案》的出版，其意義無疑是十分深遠的，因為它不僅堪可告慰2300餘名不幸葬身海底的無辜靈魂，也將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塵封已久的海難事件建起了一個頗為難得的曆史驛站。同時，其也將為“災難文學”長廊增添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蔡康是一位頗有成就的小說家，近年換手寫紀實文學，也同樣取得成功，如那部《人間淚訴花燭情》就曾感動過千萬讀者，而這部《江亞輪慘案》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更趨成熟。海上發生任何險情都是正常的，因為畢竟是在海上。麵對這樣一個極其厚重的題材，作家關注的目光首先放在哪裏，是事件本身還是人物命運?在這裏，蔡康為我們作出了一個很好的回答——他將主要筆墨放在海難與逃生上，這無疑是一個準確的選擇。《救救我的孩子》《逃生之門》《痛苦的抉擇》《生死與共的異姓姐妹》《絕望的敲擊聲》《一件救生衣》等章節，通過對海難幸存者的細致采訪，似乎讓我們一起又回到了1948年12月3日的那一個災難之夜。我們不僅可以從中讀出個人在災難麵前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也可以讀出各式人物如何張揚人格中的某一種品質。當我們讀到幸存者之一鄒信芳老人晚年回憶的當時帶著兩個孩子準備回薑山的年輕婦女在黑暗中發出的“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的哭喊聲時；當我們讀到落入海中的金國平一手抓著妻子一手抓著孩子精疲力竭必須作出放棄一個的痛苦抉擇時；當我們讀到兩個素不相識的異姓姐妹合作著一個做人梯，一個當拉手，艱難地一層層登高爬到輪船的最高處逃命時，當一個丈夫看到愛妻落水自己也奮不顧身地縱身躍入海浪中時，我們總是飽噙著感動的淚水……
當然，也不乏反麵情形。作家的那一支筆就如一把鋒利的解剖刀，不吝將人性的另一麵撕開來讓我們看。且不說就如當年《申報》報道中所說“船員大部分僅顧一己逃命”，更惡劣的，還有個別船員甚至利用乘客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的茫然無知，竟到客艙去騙、搶其手中的救生圈自顧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