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認識到圍棋始終沒有一部完善的、統一的書麵規則，自1973年開始，應昌期又身體力行，一頭紮進了圍棋規則的研究。
無論是在家還是在辦公室，一有空就想，想到什麼新點子便記下來，或者畫下來——那是對棋桌、棋罐和棋子的相應設計和改進。應昌期曾說自己平時隻拿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做企業，其餘都用來研究新棋規了。
應昌期一生喜歡旅行，足跡幾乎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前蘇聯、印度、波蘭、北非等地未去過外，其他地方幾乎都到過，有一年偕家人一起到南美洲一個叫CUSCO市的地方，那是在地處3000餘米的高原，山上空氣稀薄，缺氧，所以上山前要檢查身體。檢查結果：應昌期血壓偏高、心髒也不太好，夫人唐平塵則一切正常。上不上山呢?應昌期個性強，說：“不管它，上。”結果上得山來，唐平塵腿腳發軟，走不動了，應昌期卻樂嗬嗬的，談笑風生。那地方有古文化遺跡“INCA”（即印加文化），號稱南美印第安人近千年前就會開刀動手術了，後來被西班牙人消滅，所以隻留下曆史遺跡，成了旅遊勝地。應昌期仔細看過陳列，發表觀感說：“這叫什麼印第安人，我看跟阿拉寧波人很像的嘛，值得重新考證。有幾句土話的發音也像寧波話!”說得唐平塵哈哈大笑，疲勞頓消。
那一年應昌期已接近70歲高齡，這以後他常以此為例，說醫生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關鍵是自己應該心中有數。
在個人愛好方麵還應該提及的是，應昌期對夫人唐平塵在家中養寵物持不反對態度，所以三十多年前有一段時間，位於重慶南路上的應府簡直像個小小動物園，養了鸚鵡、兔子、波斯貓、金魚、熱帶魚，還有兩隻狗，且都有名字，母狗叫狒狒，公狗叫鼓仔，都是很有靈性的優良品種，長毛飄拂，惹人喜愛。每當下班時分，隻要聽到轉彎處的汽車喇叭聲，幾個孩子知道父親回來了，會飛快跑進自己房間裏去做功課，而狒狒和鼓仔則會衝出紗門，撲到應昌期的腳邊撒嬌。逗完狗後，他有時會去看看魚缸裏的金魚或熱帶魚，投點食餌，看成群的魚兒蜂擁著仰頭爭食，他的臉上會露出笑容。
還有一個愛好很奇特，那就是他特別喜歡科技含量較高、精密小巧的東西，比如電子表、電腦、錄像機、影碟機、電子血壓計等等，他總是率先收集，所以家裏有各式各樣的血壓計，有電子表式的，腕式的。平時不戴名表，別人送的他就放入箱底，隻戴電子表，功能越多越好。晚年戴的那隻電子表，能存儲200個電話號碼，還有世界時間，一撳按鈕可知巴黎是幾點，紐約是幾點。近80高齡的人了，還喜歡操作這麼複雜的電子表，實在是難能可貴。
應昌期對房子裝修很有研究，很有格調。買家具也舍得花錢——因平時很少出去，所以就希望將家布置得舒舒服服的。1994年秋，他決定在寧波造一所房子，就交給兒子應明皓一筆錢，說：“要造就造好一點。”這是他的心願，另一方麵也想試試兒子的功力和品位。1996年7月新屋在繁景花園落成，他即前往試住，住後感覺十分滿意。有些有錢人熱衷花錢淘買字畫、古董來收藏，應昌期無此愛好，說這有何必要，要看古董、字畫去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個夠好了，花大價錢收來一堆二三流的東西，或許還是贗品、假貨，沒有意思。
應昌期年輕時收入有限，買不起東西，後來有錢了，又不會買東西。女兒上初中時，手工作業要串玻璃珠，當爹的他自告奮勇上街去買，市價10元，他花20元才買來。後來又發生一件事，常被家人當作笑談：有一次去香港，住文華酒店，看見酒店的商場裏擺著一樣東西，黑漆漆的，是什麼呢?一撳開關，燈就亮了，表麵清清楚楚，秒針嚓嚓走得非常有力——這是他頭一次看見這種LED電子表，喜歡得不得了。好，買一隻。店員說要300美元，他說300就300，好東西花多少美元都值得。晚上與夫人一起上街，看到鍾表店同樣的貨色隻要200元。再往前走，又看見一家店裏隻賣100元，於是再買一隻，這樣平均起來不致吃虧。自此以後他才知道大酒店裏的商場常有新到的高檔商品，當然售價也較高。
對於一般功成名就的人士來說，打高爾夫球是一種象征身份的活動。但應昌期卻是個例外——他完全是在接受朋友勸告之後才偶然參與其中的。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1960年，在台灣銀行任職且正處於事業頂峰的應昌期由於身兼數職，日夜勞累，體力和心力都是超常支出，以致神經衰弱，吃不好睡不寧，體重迅速下降，最瘦時隻剩45公斤。夫人唐平塵看在眼裏，心中不安，一直催他就醫問藥。那天正準備出門去醫院，恰逢代理美國恐龍牌石油老友的楊誠國到訪。寒暄過後，楊誠國問：“什麼病呢，還鄭重其事地去看醫生?”
“也沒啥大病，就是胃口差，還有點失眠。”應昌期坐下回答。
“這病不用看，我有藥治。”
“什麼藥？你何時成了郎中啦?”
“不用問，跟我走就是了。”
楊誠國帶他去的地方並不是台北有名的大醫院，而是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場球打下來，出了一身汗，肚皮餓了，晚上睡得也香了。這麼堅持打了一個月，身體情況果然大大改善，於是他開始對高爾夫球產生興趣，並且後來還打得相當不錯。就這麼堅持著一直打到73歲，體力實在跟不上了才作罷。
隻是應昌期這人做什麼都認真，研究圍棋規則如此，打高爾夫球也不例外，所以他的另一個好友蔣光照在一篇文章中還專門寫了此事，謂：
“那時的台灣銀行界和商界共同組織了一個高爾夫球隊，我是球隊的總幹事，而應昌期是球隊的隊長。所以直到如今，我常常會脫口而出稱他為‘應隊長’。”
這也算是應昌期的台灣生活中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