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天，有一天我到府後廳遠方書店去看聶紺弩，他被《力報》解聘後，連個住處也沒有了，暫時借住書店的一間小屋，他正坐在那間僅有一床一桌的小屋的床上，冥想著，我問他是在想些什麼。他說：
“我在想：天上會不會掉下一點錢來！”
貧窮！為廣大讀者熱愛的我們的優秀作家竟然貧窮到這種程度！我說：“你又寫雜文了。”然而，這是多麼辛辣的憤懣的雜文！
紺弩離開報館時，他的“行李”是一隻舊小皮箱，一床薄棉被和一件大衣，胡亂地用一床舊被單包起，簡單得真可以伸手一提就走，這是相當有代表性的。差不多所有的文藝界的朋友都是這樣的，“身無長物”的人，大家常常互相開玩笑，彼此之稱為“沒有行李的人”。
人們在桂林街上有時會遇到一個穿藍色土林布大褂，一臉兜腮胡子的不修邊幅的中年男人，手裏提著個布口袋在匆匆趕路，他就是著名作家艾蕪。除了寫作，他還在一個中學裏教課。通常他手裏還提一疊學生作業本子。他住在離城裏五裏多路的鄉下。寫作、教書，此外他還自己種菜，有時我不免擔心：這位我從小就尊敬的作家，說不定會叫困苦緊張的生活壓垮的吧，我總怕他也會像魯彥前輩那樣，身體垮下來……然而沒有，他始終那麼硬朗！
隻要身體沒有垮——這幾乎就是一切了！貧，不算什麼，病，也是不算什麼的。患肺病的作家的名單，就可以開出一長串來。當時在桂林負責黨對文藝界的領導工作的荃麟同誌就是個有名的老肺病。每天下午四點鍾左右，他的嘴裏就要含上一支體溫計的。給肺病拖倒的不止魯彥，青年詩人征軍——施啟達，同樣也是死於患肺病而又無力醫治的。他的表現瓊崖土地革命的長詩《小紅痣》，是四十年代新詩的重要成就之一。一個多麼好的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們永遠紀念他！
我們現在的作家生活條件和當時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更進一步地說創作條件吧，比如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的條件，是靠作家自己去闖的，至於說找個賓館什麼的住一個時期讓你“安心創作”這樣的條件，則更是不可想象的了。對於我們這些單身“流浪漢”來說，生活條件是比較簡單的。首先是租一間房子，買一張床。（一個竹床，更簡單的是一個竹鋪，兩個竹馬——兩個人字形腳架子，上麵夾一根竹棍的代用竹條凳，上麵是不能坐人的，這種“家具”，現在的年輕人也是沒法想象的了），一張竹桌（桌麵有層薄如厚紙的木板）再加一兩張竹凳就行了。吃，往往在附近小飯館裏吃包飯，但包飯有個問題，飯館老板往往用桐油炒菜，吃了要拉肚子的，因而多在街上大飯館裏吃。“經濟餐”或“陽青飯”（最便宜的青菜炒飯，不過大飯館不在乎用油，油水還是夠的），用水，可以在房東那裏搭用，麻煩的是開水，一個人總不能不吃開水呀。附近有茶館的話，可以到茶館裏買。那時候，熱水瓶對我們來說是奢侈品了。用瓦壺去買不能保溫，往往要吃冷開水，是其缺憾。搪瓷用具，也是奢侈品，多用木臉盆木桶，有位理論家太平洋戰爭後從香港脫險回桂林，就買了一個大瓦缽當臉盆用！總之在那時候，要說創作條件，除了稿紙就是幾包香煙和幾根蠟燭了。開夜車寫到半夜，到街上吃兩碗“生菜米粉”已經是夠好的生活享受了。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文化城”那麼繁榮，作家的收入為什麼會那樣微薄呢？我算了一下，那時候大約一千字稿費相當於現在幣二至三元，二元以下的較為普遍。每個月必須發表兩萬字左右，才能勉強支付生活費用。但是，戰時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總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物價天天在漲，稿費卻是不可能及時調整的，出版方麵，除進步書店外，還有許多以營利為目的小出版商。他們是唯利是圖的，稿費計算苛刻之外，隱瞞印數、偷偷地重版，也是常見的事。我們對這些書商的態度主要是支持和鼓勵，不和他們多計較金錢上的事。不管怎樣，他們不去搞囤積居奇，抬高物價這類隻圖發財的缺德事，而顧忌擔風險來搞出版書籍這樣的行業，已經是好事了。
我們也並不是愁眉苦臉地過日子的，在黨的領導下，進步文藝界是一個友愛團結的、樂觀的集體，真是一些貧窮打不倒的怪人！木刻家劉建巷的愛人在一個小學裏教書。因此他有個住家的地方。也許，當個小學教師在那時候唯一的好處也就是可能有個住房了。但建巷既是個有家室的人，生活是更為困難了。隻要你到他家裏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貧窮有多大的本領，能夠在好多地方留下他的觸目驚心的印記！貧窮又能夠多麼冷酷無情地強迫你過一種多麼繁忙的生活！我們的藝術家每天不得不為柴米油鹽奔走，還不得不從事挑水洗衣這樣的家務勞動。但建巷的創作力卻依然那麼旺盛！《阿Q正傳連環畫》等木刻集，一冊又一冊地送到讀者手裏。看見人，總是笑容滿麵的，如果你有些灰心喪氣，他不用開口，也能教你樂觀起來。這時候，你就會這樣想：貧窮能夠使人變得多麼崇高，多麼美好嗬！
一九八○年，於羊牯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