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久了，有些事情記不起，記得的也可能不夠清楚，總之，文化界人士不論到哪裏，總還是在做文化工作，還忘不了自己是一個文化戰士。“逃難”對他們是不適用的，他們都在戰火中的新的工作崗位上，照樣做他們的文化工作。“貧病作家”“貧病作家”
看到“貧病作家”這個詞兒，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會感到不習慣，甚至詫異：為什麼要在“作家”上麵加上這叫人蠻不舒服的“貧”和“病”兩個字？……在四十年代的桂林和重慶，這卻是個流行一時的詞兒呢。
在那時候，真正的作家幾乎總是和貧、病分不開的。
貧窮並不可怕，“安貧樂道”，我們不說這類好聽的話。我們的樂趣也確實不在金錢，更不需要舒適。但病卻是可怕的。收入往往僅能勉強支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生起病來就難辦了。要知道，醫病是要花不少錢的。
我永遠記得，我國優秀的小說家，勤懇的文學翻譯家魯彥的死。1940年起，魯彥的肺病由於長期得不到醫療惡化了。漸漸地連住院就醫都不可能了。1942年春末的一個晴朗的日子，我跟端木蕻良一道到西門外一個小村子裏去看他。那間空空蕩蕩地上灑滿石灰的小屋，一張用木板架在板凳上的床鋪，一隻放著藥瓶和茶杯的四方凳子，再加上床邊的痰盂。此外，再沒有第四樣東西了。不知怎的，一開始就給我們以淒苦的、壓抑的感覺。
魯彥前輩的肺病已經到了晚期，結核在擴散，已發現有腸結核，好像咽喉部分也有病變，他已經說不清楚話了。真不忍去聽他那低低的沙啞的語聲了。當端木向他說著安慰的祝福的話的時候，我隻是集中力氣來強製自己不流出眼淚來。在覃穀蘭夫人那種憂慮的沉重的心情麵前，我感到我軟弱、無力，而對這個不正的世界的憤恨更使我說不出話來。
這哪裏是醫病！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藥品……貧窮。這一切全是由於貧窮，由於我們沒有昧著良心去幹害人欺人的事，去囤積居奇，去發國難財。我們病了，就沒有權利得到醫治，哪怕是一位卓有貢獻的著名作家是一個祖國和人民需要的優秀人物！
魯彥前輩的病，又這樣拖了一年多。在這期間，邵荃麟同誌曾多次去探望他，並盡力從各方麵幫助醫療。文協桂林分會也盡可能進行協助，文藝界在1942年冬發起了為魯彥治病的募捐……然而，我們的能力畢竟有限，我們的“五四”以來重要的小說家，《柚子》等名作的作者，就在這貧病壓迫之下和我們永別了！
貧和病是作家的標記，似乎是確定無疑的了。在“文化城”桂林，人們似乎已經形成這樣一個習慣看法：凡是麵有菜色，衣衫不整而又舉止斯文的，大約就是所謂的“文化人”了。這確實也不無道理。
在舊社會，一個人的生活資料來源要有保證，需要有個所謂固定職業，不管多少，每個月總有些固定收入，而且一般也就有個固定的住所。當時的作家（嚴格地說，國民黨反動派沒有他們自己的作家，他們也有幾個禦用的反動文人，畢竟不是作家）是沒有這些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