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3.戰火中的文化崗位
——讀邵荃麟的一封信1944年夏初，日本侵略軍陷入太平洋戰爭的泥淖中，德意法西斯敗局已現，亟欲打通大陸走廊，開始從中原占領大舉南犯，被稱為“文化城”的桂林大疏散，集中在那裏的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動態受到普遍關注，同年10月出版於重慶的《青年文藝》刊登了荃麟一封信的摘要，編者給加的標題是《關於魯彥的死及其他——〈青文〉書簡》。魯彥是在那時去世的，景況在當時的文化界人士中很有代表性。信的另一主要部分是《文藝界仝人近情》：
××兄……
魯彥是七月初抵桂的，到桂次日，我去看他，覺得比去年瘦了很多，瘦得不成樣子，喉頭患了結核，說話很不容易。他告訴我，雜誌（《文藝雜誌》——編者）上了人的當，弄得十分混亂，非常懊悔……
魯彥到此時，隻剩九百元，情形極其狼狽，他的病因此次路上太辛苦——走了十二天，在敞車上睡了四天四夜——便突然變嚴重。當時朋友們替他籌募了二萬元請醫治療，後來又電你們設法，得到“文協”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的接濟後，才算把他送入醫院。但因針藥太貴，幾乎天天要找錢應付。到了七月十七日下午，病勢突呈危象，即晚，他太太跑來找我，我次晨去看他，已不能言語，身體瘦得皮包骨頭，宛如骷髏，叫人慘不忍睹！但他仍極力想要活下去，叫醫生替他打葡萄糖……次晨，我正要去看他，到了半路，報喪的已經來了。我立即電“文協”總會請撥治喪費，一麵由書業公會募了兩萬元，總算把喪事料理過去了。在我到醫院以前，連入殮的衣著都無錢購買！一個文人下場如此，夫複何言！
殯儀已於前晨舉行，尚莊嚴肅穆，文藝界到的約六七十人。現安葬在星子岩前麵，墓碑及墓誌銘尚待請人撰書……將來尚盼“文協”總會替他募集一些子女教育基金……
桂林、柳州、八步文藝界同人情況大體如下：留桂的計有田漢、周鋼鳴、司馬文森、秦似、彭燕郊、於逢、易鞏、葛琴及弟等。田漢家屬早疏散，他本人現赴前線。鋼鳴及司馬文森家屬亦已疏散，本人留桂編一三日刊，無固定職業可言。秦似、彭燕郊久無收入，生活甚艱窘；燕郊擬去貴陽。於逢，易鞏生活也很苦，找不到職業，收不到稿費，行業亦不能定。弟自咯血後即不能工作，借了點債暫時維持，擬來渝找工作。胡危舟仍在辦學校。留桂作家計有黃藥眠、穆木天、彭慧、何家槐、新波、伍禾等。艾蕪已離柳去渝，黃藥眠擬去蓉，木天、彭慧仍在師範學院教書，擬隨校去廣西長安，家槐仍如舊，兼編《大剛報》副刊。留八步的，除柳亞子先生外，有胡仲持，生活艱苦，在一家書店裏吃飯，正在籌劃組織“兩粵文化供應社”。此外，還有曹伯韓、溫濤在宜山……
荃麟八月二十六日
這封信是荃麟寫給以群的，《青年文藝》本來是在桂林出版的，葛琴主編，大疏散令下後申請遷渝出版，由以群主編，共出6期，1945年5月刊名改為《文哨》，仍由以群主編，以茅盾為奧援，有人說該刊就是《文藝陣地》後身。1944年秋，桂林文化城實際已不再存在，荃麟這封信極具史料價值。
魯彥抗戰初期到桂林，先在學校裏任教，1942年初開始主編《文藝雜誌》，1944年3月因大疏散停刊，是當時桂林內容最充實，風格最嚴肅，最受讀者重視的文學雜誌。魯彥的病，1943年開始轉劇，肺結核無藥可治，盤尼西林（青黴素）剛發明不久，被日寇封鎖的中國極難得到，極少數用不知什麼方法流進來的比金子還貴，連不是藥物隻能算是保健品的魚肝油都是奢侈品，1943年下半年桂林文化界就發起為救治魯彥募捐，因為買不起也買不到特效藥品隻好眼巴巴地看著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1944年初他把雜誌交給端木蕻良主持。端木有他的誌趣，編出來的那一期讓重病中的魯彥看了大失所望，就是荃麟信裏提到的“上了人的當”，“非常懊悔”。他的慘死，集中表現了戰時文化界人士在艱苦中堅持到最後一刻的可貴品德。遺憾的是，二十多年來出版業蓬勃發展，竟不見有人關注並致力於魯彥遺著的編印，他的作品和譯作，都是新文學運動以來的重要成果。
信的後半說的是大疏散期間在桂林文化界主要是文藝界人士的動向，對於一般人，大疏散就是“逃難”，逃到比較安全的偏僻地方，文化界人士首先考慮的是參與，一開始就組織戰地文化服務隊一類的組織，而且到了桂北前線，和守軍取得聯係，但蔣的大本營已決定放棄桂林一線，局麵非常混亂，守軍甚至勸文化界人士“還是早些跑好”，讓人覺得抗戰五年，形勢變化居然這樣叫人苦惱！當然進步文化界也早有準備，領導桂林文化工作的“文委”成立了由邵荃麟、張錫昌、狄超白組成應變小組，幫助解決困難，並盡可能作些具體安排。大體上是一部分往西去重慶、貴州、雲南，一部分去昭平，一部分去八步。往西的人數較多，去昭平的有歐陽予倩等，在那裏辦了《廣西日報昭平版》，去八步的有柳亞子、梁漱溟、胡仲持、狄超白等。田漢先把田老太太安置好，後乘當時任雲南省銀行桂林分行的聶耳兄弟的撤退卡車到貴陽，最後到重慶轉昆明搞劇運。艾蕪較早由荃麟幫助先往西走，一向家累重、生活困難的他如果稍慢一步就會走不了。周鋼鳴到貴州獨山停下來，和劉思慕一起編報。司馬文森留在桂西北鄉間，後來組建了桂北遊擊隊抗擊日寇。秦似回到鄉下，《野草》被勒令停刊後，生活困難，他是本地人，可以回家鄉，最苦的是我，平時生活就困難到不時要妻回家去拿點油、米濟急，哪裏有錢逃難。我早已和父親鬧翻，張錫昌通過中國銀行一位熟人打電報去要求用“托收”方式彙點錢給我應急，竟無回音，後來隻好到在荔浦找到一個小公務員工作的妻兒那裏暫避，結果弄到妻離女散，日寇投降後趕回荔浦，一歲多的女兒已經因病無力醫治夭殤，妻也大病一場幾乎活不下來！於逢、易鞏也是往家鄉走，胡危舟是個“傳奇人物”，辦詩刊發財，後來居然擁有幾座房產，其中一座還是相當大的二層樓房，先辦小學，還辦初中，開起了學店，大疏散對他的打擊，簡直是毀滅性的，他也往西走到宜山停下，這個人我還想好好寫。黃藥眠後來到了成都，寫作之外，積極投身民主運動。穆木天、彭慧任教的桂林師範學院，本擬遷廣西長安（融縣），那裏是桂西北重鎮，後來還是遷到很偏僻的貴州平遠。何家槐隨第四戰區長官部由柳州遷宜山，再遷六寨，最後遷百色。新波也是回到鄉下。伍禾，到重慶後，仍主持南天出版社。曹伯韓去了昆明，在那裏編“自由論壇”，溫濤抗戰勝利回到桂林見到他，好像也是從鄉下回來的。熊佛西走得最早，在貴陽住了一陣，他有些上層關係，好像是從地方上什麼部門弄到一些經費，組織了一個“文化墾殖團”，端木蕻良、張光宇參加了這個團，在遵義一直住到抗戰勝利。柳亞子先生到八步沒好久，回桂林坐最後一班客機到重慶，聽說是宋慶齡給想的辦法。我是和宋雲彬、華嘉、嚴傑人、姚牧同一天到重慶的。在貴陽見到魯彥夫人覃英大姐，同住在一個“招待所”，沒有床鋪，我幫她找到一個大圓桌麵，就算是張床了。陳邇冬，薑慶湘也差不多都是那時候經貴陽到重慶的。荃麟到重慶後，主編遷渝出版的《文藝雜誌》，柳亞子積極組建“三民主義同誌會”，和尹瘦石一起舉辦“柳詩尹畫展”，嚴傑人編《正氣日報軍中版》副刊，陳邇冬編《天文台》副刊，羅成勳仍編《大公晚報》副刊。